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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王文華
今年二月，媽媽回到爸爸的故鄉。「他十幾歲就離家了，沒有機會回去。他一直想回去拜祖墳，我要替他完成這個心願。」媽媽回到安徽省合肥縣的豐樂鎮，在不起眼的王家墓園中祭拜了爸爸的父母和姊妹。在爸爸那一輩中，他是最晚過世的。
清明節，我們去爸爸墓前。媽媽、哥哥、和大嫂佈置鮮花和水果，我和六歲的姪子拔兩旁的雜草。「為什麼要拔草呢？」姪子問。「因為這是爺爺的家啊，就像我們家一樣，如果地上有髒東西，當然要清理乾淨啊！」我們上香、燒紙錢，火滅了之後，媽媽從黑色外套口袋中拿出一個手掌大的紅色小包裹，像包著中藥材。我注意看，上面是潦草的毛筆字跡，我只看出「豐樂鎮」三個字。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只知道是老家來的東西。
家，對我來說是個疏遠的概念。回家的路，總比離家的路漫長。小時候，爸媽把我們送進管教嚴格的私立小學。我們住在民生社區，卻要到景美興隆路去上學。那九年唯一的感覺是：為什麼我家住得這麼遠？每天早上，我坐零東到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再換253到興隆路。有時候起晚了，爸爸得開車送我，再趕去上班，最後總是遲到。有一天起晚，被爸爸說了一頓，我一氣之下大吼：「誰希罕你送啊？」甩了門去坐公車。那天下大雨，零東特別擠，搖晃到清真寺，我快要吐出來。公車停下，一名乘客用手把窗上的霧氣擦掉，我竟看到爸爸的車停在車站旁。他的雨刷快速轉動，兩邊的煞車燈焦急地閃爍。他身子向前倚，撐著方向盤，睜大眼睛注意來往的公車。我猶豫了一下，沒有下車。我從來沒有問爸爸在那裏等了多久。那個早晨，我的家在清真寺，我寧願跟陌生人擠在公車上，不願回家。
上高中後，參加社團，每天七點出門，十一點回家。上大學後，把戶籍遷出台北，為了申請六人一間、又髒又臭的宿舍。自以為長大了，就覺得回家是一件不酷的事。學校拱門長廊，圖書館有浩瀚的典籍。家裏只有蟑螂，和生鏽的熱水器。學校有校園美女，女一舍的門口種著禁果。家裏只有發福的阿姨，和沒有收好的麻將桌。家，就像飯店。唯一不同的是：每天早上離家時，可以拿媽媽留在茶几上的零用錢。
當兵是第一次真正離家，長年在家中得到的縱容和尊重，瞬間消失。以前一回家就關門，現在睡覺時可以聽到一百多種不同的打呼聲。以前是爸媽叫你起床，現在是你站完衛兵去叫排長。第一次，感到家的可貴。很多人也有這樣的體會，所以晚上洗澡時間，藍色公用電話前總是排著長長的隊伍，有些人一講就是半個小時，你氣得想拿刺刀把他分屍。一個禮拜一次，我們收到家書。一個月一次，和家人坐在營區的大樹。我不再是大少爺了，我是空軍的新兵，睡在僵硬的木板床上，失眠到天明。
出國念書的那晚，我和爸媽在機場告別。什麼時候再見面，一點把握都沒有。我在早上到達舊金山，朋友接我到學校。我領了鑰匙，搬進宿舍，坐在自己的房間，打開窗。外面是茂盛的樹和燦爛的加州陽光，我終於到了天堂，但那一刻，一向自信的我開始慌張。有一些東西不見了，我們雖然努力用各種方式去找回它，但其實都在隔靴搔癢。在國外，台灣學生遵循著農曆，想盡各種方式聯誼。春節、清明、端午、中秋，我們租下校內的活動中心，舉辦舞會和卡拉OK。擠在同學家裏，麻將打到精疲力盡。我們包粽子，形狀和餡都推陳出新。開國事論壇，有人故意要講台語。因為寂寞，愛情也變得容易。離家的我們睡不安穩，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別人的體溫。
第一封家書，在我開學後一個禮拜寄到。爸爸在信中叮囑我「出門在外的十一大注意事項」：「一、開車上路前，先檢查汽油與水箱水量是否足夠……四、休息與睡眠要充足，熬夜對身體不好……」我是史丹佛的MBA，爸爸擔心我的車忘了加水。我的GMAT考得比誰都高，但爸爸擔心我不懂得身體健康的重要。
半年後，媽媽來看我。「你早餐都吃什麼？」她問。「我會煎蛋餅！」我從冰箱冷凍庫中拿出超級市場買來的蔥油餅，丟到平底鍋中，上面打一個蛋。她搖搖頭：「你至少要學會做紅燒牛肉，這樣可以吃牛肉麵！」臨走前，她煮了一大鍋，夠我、以及我在美國所有認識的人，吃一個禮拜。她把做法一條一條地寫在紙上：「一、牛肉切成塊狀。二、把薑打碎。三、蔥切成長段。四、胡蘿蔔切成塊狀(要削皮！)……」洋洋灑灑，也寫了十一條。兒子自己住半年了，媽媽掛念的還是：他會不會不知道胡蘿蔔要削皮啊！後來我當然從來沒去做紅燒牛肉，但當我感受到課業壓力時，我總是在心中默念：「要削皮！要削皮！」那三個字成了我的大悲咒，念著念著，我平靜下來。
對留學生來說，回台灣表示你沒有辦法。沒有人畢業後要立刻回去，大家都想拿綠卡。為了留下來，我們願意低頭，去華人的公司做大才小用的工作。為了打進美國人的生活，有些留學生甚至刻意不和台灣人交往，甚至以此為榮。但我們雖然一心一意想移民，孤單時哼的還是「聽海哭的聲音嘆息著誰又被傷了心卻還不清醒」。朋友來美國玩，最渴望他帶來台灣最新的CD。我們開老遠的車去買「世界日報」，只是想知道台灣兩三天前的消息。住在校外的同學接cable，看得到台灣的電視新聞。看到立法院打架吐口水，我們竟歡呼起來。美國幸福地讓人覺得虛幻，但你永遠只能旁觀。台灣又髒又亂，但至少還有東森主播王佳婉。
出國後，搬家成了常態。到了最後，不常用到的東西乾脆放在箱子裏不拿出來。我畢業後開始工作，沒在一個地方待超過一年。九四年，紐約。九五年，東京。九六年，佛羅里達。在東京，公司在繁華的六本木幫我安排一間公寓。搬進去的那晚，坐在客廳裏看到遠方大樓頂端的霓虹燈，聽著電視主持人興奮的日文，我的胸口很悶。在佛羅里韃，公司在墨西哥灣的海灘幫我找到豪宅。我在四個房間之間走來走去，不知道該睡哪裡。回到紐約，周末下午在大樓的地下室，注視著烘乾機裏滾動的衣服。烘完後，我拿出衣服，發現內衣還是台灣帶來的。我離家好遠，整整差了十二個小時。但令我激動的，竟然只是內衣上的標誌。
離家七年後我回到台灣，一切如常，彷彿我從未遠離。家，還是像從前一樣，有時給你溫暖，有時令你抓狂。家人，沒有太大的改變，有時無話不講，有時要小心輕放。媽媽有時會來我住的地方，幫我燒開水。對於長大的兒子，這是她少數還能做的事。媽媽燒水時，習慣把水壺裏剩的一點點水倒在一個杯子裏，再把壺裝滿生水去燒。我不解地問：「為什麼要把剩下的水到在杯子裏？」她說：「因為燒開的水很燙，幾小時之後才能喝。那幾個小時你可以先喝前一壺的冷水。」那時我終於了解：家，不是在一個特定的地址。任何地方，當家人對你表現出細心、體貼、沒必要的擔心，和無心的貶抑時，那就是家。它可以在清真寺，可以在民生社區。可以在台灣，可以在美國。可以在冷水和蛋餅之間，也可以在那碗你永遠沒有做的牛肉麵。
清明節那天，當我們要離開爸爸的墓地時，媽媽打開手上紅色包裹，裏面竟然是稀疏的泥土。她走到棺木上方的草地，一撮一撮，把包裹裏的泥土灑在草地上：「我回老家去了，帶回來一些家鄉的土，灑在這，你就等於回家一樣了。」我走上前去，拍著媽媽的肩。她說：「這些土灑在這裏，一點都看不出來。我原本以為悶在包裹裏那麼久，土一定變黑了。沒想到老家的土和這裏的土，其實都一樣。」那些土離開媽媽的手，落在地上、飄在風中，就再也看不見了。在那一刻，我，曾經住過那麼多地方的我，沒有人再提醒熬夜對身體不好的我，在熱水太燙時總有一杯冷水可喝的我，終於回家。
◎刊載於《聯合報》副刊 2003 / 05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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