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XO0054)──天可汗的時代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古典文學
叢書系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袖珍版）
作者：雷家驥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87年01月15日
定價：100 元
售價：79 元(約79折)
開本：菊32開／平裝／400頁
ISBN：9571314579

【導讀｜書摘 1｜書摘 2】

▼  書摘 2

武德 9 年（626），剛烈的秦王按捺不住，與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等人，決意發動兵變以求解決。該年六月四日清晨，事變爆發，太子及齊王兄弟在玄武門為秦王所拭，東宮及齊府部隊反攻無望而解散（第六十八條對此略有記述），秦王掌握了監國權。同月七日，高祖立秦王為皇太子，事無大小均由太子處份。延至八月九日，高祖以再當皇帝已沒有意思。下詔遜位。讓太子即位為皇帝，是為唐太宗。太宗這年二十九歲，將明年改年號為「貞觀」──這是歷史上威名赫赫的貞觀時代的開始。太宗同年即冊立長孫氏為皇后，李承乾為皇太子；皇后年二十六歲，太子年才八歲。

太宗當秦王時，王府中已有文學館的組織，用以招納文學之士，經常互相研討各種學間或政策等；登位之後。他又建立弘文館，性質、功能與目的和以前的秦府文學館差不多。換句話說，自從太宗當了首相和最高統帥之後，對先前的無師不學深自後悔，因此招致學者，利用公暇力學補救。因為他深深知道，事業開創了還需要守得住一這是本書多次討論到「守創孰難」此命題的原因），馬上打天下卻不可以馬上治大下（參第六十六條及一七一條），守成與文治的完成，實是大須學問，不能靠武力和一時的勇氣計略來達成。

東突厥頡利和突利兩可汗，在太宗即位不久，突然統其二十萬圍襲長安，逼使大宗作成「渭水之盟」（參第一五八條）。對好勝的太宗來說，不啻是生平之恥，成為他發憤圖強的動機之一。但是就整個發憤向善的過程來看，外鑠（ㄕㄨㄛˋ）因素終究不如內在因素來得強。太宗的學識日漸增長，一方面足以使他瞭解前非（參第一一七、一一八、一一九條），產生改過向善之決心。另一方面則是正面的，太宗本來志氣即極高，又基於彌補既往之失的意識，因此決志學習去做一個聖君──要做一個超越近代（指秦漢以來）所有君主、可上比美堯舜的聖君（參第一五二條，他要上比堯舜的言論頗多，不贅引）。

基於這種決心和認識，太宗略微收斂了自己過份沛盛的英武之氣。兢兢克己，以新的形象展現出來。他決意以德治仁政為國策（參第一五四條），施政以人民為本，優先內政諸問題。在政治上，他建立了良好的決策制度和諫諍制度，以適度制衡君權，格君之非；整頓了政府組織與編制，實行責任政冶。在人事行政方面，他以人才主義為基礎，選拔真正的賢能之士，各以其才來任用，並讓他們有充份發揮才幹的機會；這些人或來自秦府系統，或來自原先的中立派，如李靖、李世勣、蕭瑀、陳叔達等，或來自原先的敵對派，如魏徵、王珪、韋挺、薛萬徹等。他們之間的人格交往是以誠為本，政治行為則是以法為本；太宗克制自己，努力效法聖君，而同時也要求臣僚為聖賢之臣（這方面的言論頗多，參第八十五條或可管窺全體）。最難得的是，若臣雙方對此遠大的抱負，大體上都能始終貫徹，互相勉勵，秉持著憂患意識，惟恐不達。

在社會經濟方面，鑑於大亂之後，百業凋殘，太宗抱著「以民為心」（參第四十九條）的原則，全力發展民生經濟，尤其優先考慮「民以食為天」的農業。他的政策在與民休息、藏富於民（參第一四二及一五五條），率先躬行節儉之風，並痛懲隋朝以來的奢侈貪污的風氣。他推行類似今日的法治──律令政治，讓社會迅速安定而穩定，大家皆守法；進而又推行風俗的統一和改革，揚棄一些固陋的習慣（略參第六十四、六十五、九十五、一三六條）。他的法律以慎刑、寬平、簡約、統一為主，從而建立了上訴、合議、死刑覆奏制、苔刑不可苔背及減少抽打數目等制度措施，一掃隋朝以來的嚴刑酷毒（略參第三十五、一四三、一四四條）。

在國防外交方面，除了東突厥、吐谷渾和高昌（參第三十七、八十三、一六六及《李靖傳》）因為嚴重關繫國家的戰略安全，所以用武力撻伐，甚至佔領之外，對外的考慮，大體是以「先中國而後四夷」的原則作為處理的基本態度。尤其在貞觀4年（630）他成為「大可汗」以後，對此考慮更是慎重。太宗是人唐皇帝，兼為世界皇帝，有責任維持世界秩序。大體上他對外國的政策以羈縻懷柔為主，對一些倔強的國家如薛延陀、高麗等，才用武力干預的政策，這也是在懷柔不成之後才如此（參第一六二及一六三條）。就戰略眼光看，國外世界的穩定才足以完成大唐的國家安全，太宗所以文武並重，適當對外用兵的考慮在此；大唐國內太平，開以下國內百年不見兵戈的基因也在此。這種選擇無疑是對的，談不上窮兵黷武。

唐太宗與群臣經常討論各種問題，若臣之間的意見非常的溝通。上述的政策措施也通常由此談論中產生，從討論中修正及檢討得失。上自國策，下至私行，只要有涉及政治的可能，莫不廣被討論研究，成為君臣的共識。由於這是一種共識，所以意志也是一致，貫徹的力量非常強大。從太宗即位至平定東突厥的貞觀4年，國家已寖寖（ㄐㄧㄣˋ）然進入「貞觀之治」的盛世。原書曾對此加以描述：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然，帝志在憂民，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黃河以束，山西省一帶）、河南（黃河以南，今陝西省一帶）、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饞換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3年，關中豐熟，大家都自動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民心如此。

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當初，息隱、海陵（指建成、元吉）之黨共同謀害大宗者百千人，事情平定之後，卻把他們居為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

帝又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兔；在京流外有犯臟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因此官吏多清廉高潔。制馭王公、妃王之家，大姓、豪猾之伍，使他們都畏威屏跡，不敢侵欺細民。商旅野次，無復有盜賊之患，囹圄常空。

馬牛布野，戶外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嶺表（即嶺南），自山東至滄海，皆不必糧，可以直接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見卷一「政體」篇）

．唐太宗的後半生．

自從平定東突厥，成為天可汗以後，太宗不免意滿志驕。他原本是一個活潑外向的人，也極懂生活的享受和情趣，如今大患拔除、功成利就，不免有所鬆弛，不如以前的兢兢業業。他不時外出旅遊畋獵，親手格鬥野獸，樂此不疲；又曾多次修建行宮，以備遊幸之用，雖說與其氣疾的宿病需要高爽的環境來休養有關，但已頗流於奢逸，則又是事實。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群臣憂患他一旦放縱即不可收拾，紛紛而持續的交章上疏批評，不斷的警惕太宗。太宗對這類批評也曾有過惱怒，但是面對強直的諫諍，也知群臣是要為他好，所以也極力克制自己，避免了陷溺在更深的慾望陷阱中。

太宗原是反應敏捷，辯才極佳的人，以前為了達成「高居玄默」、放手讓群臣發揮才幹的理想君主形象，才一再委屈克制自己。中期以後，他已頗有驕意，對著論諫的臣子，往往當面辯論起來，而且容色凌厲，表現出他原有的英氣。對他這種態度，有的臣子就不敢多加辯論建議，幸有魏徵、馬周、劉泊、褚遂良諸人，猶敢面折廷爭，嚴加批評，使太宗常得自覺，黽勉努力，終能善始克終。

有人認為太宗後半生的最大敗筆是親征高麗一事，甚至認為他好大喜功，有窮兵黷武之嫌。筆者在前面對此已略有解釋，不以為然。即使就整個戰役作檢討，他的戰略目的或許沒有完全達到，但卻也未完全失敗；就戰果而言，則更不能說是失敗的。唐太宗履行他的天可汗責任，其實具有正面的世界戰略意義的。倒是他的家變埋下了國家日後的隱憂，才真是他後半生的不幸，對他的內聖外王之完美性構成損傷。

唐高祖共有二十二個兒子、十九個女兒，唐太宗有十四個兒子、二十一個女兒；另外兩人又各有一群孫子，這些人是構造「王室」的成員。隋朝以來，王室子弟例封親王，經常發生繼承糾紛及權力鬥爭，太宗和建成太子的衝突，不過是時代風氣下又一個例子罷了。

「玄武門兵變」就政治看是一件不忠的叛亂案，就法律看，可說犯了十惡罪的謀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諸罪名，這些過失，在太宗人格上早已構成缺憾．我們欣賞太宗即位後的立志為聖、改過向善，但是也只能評論他的整個人生功過皆有，談不上互相抵銷的。假如說太宗是聖賢之君，則更應該補充為「一個犯過大錯的聖賢之君」，犯錯和聖賢二者都不該、也不必為之隱諱，或刻意非難。他，擁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理想和行為，是一個真實的人生。

「玄武門兵變」不論太宗如何解釋為周公誅管、蔡，對李唐王室及一些臣民來說，一直是一個夢魘陰影。太宗晚年，這個家庭夢魘再度出現。

長孫皇后十三歲嫁與太宗，至貞觀10年（636）以三十六歲英年崩逝，自後太宗即倣效其父──不再續弦，然而宮中妃繽、皇子、公主一大群，卻缺少了一個主持內政的賢內助，遂成為問題產生的淵源。

長孫皇后為太宗生育了三男三女，即：長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及五女長樂公主、十九女晉陽公主、二十一女新城公主。其餘子女皆非她所生。太宗即位不久就立承乾為皇太子，承乾在母后生前亦無敗壞的行為出現。事實上，太宗在孜孜為政之餘，對皇弟、皇子們的教育也甚重視（本書這方面的記載亦有不少），只是他最寵愛的厥為次子李恪、四子李泰和十四子李明。李明的母親原為太宗三弟齊王元吉之妃，他年紀尚幼，不足以構成問題。最先成為問題的是李泰，他與李恪皆為兄弟中最有賢名、最富才氣的皇子，尤其他是皇后所生的。皇后崩逝後，太宗寵李泰寵得過份了（本書對其兄弟問題記述頗多，不贅引），群臣的勸說警告，均無法阻止這種父愛的流露發展，遂使李泰恃寵欲謀奪長兄的皇太子地位。太子承乾缺乏了父親的關愛，日漸沉迷於聲色犬馬，日益恐懼四弟之壓逼及父皇心意動搖的可能，遂使兄弟之爭，漸次提昇至武力鬥爭的階段。別的兄弟如第五子李祐瞧在眼裡，亦暗藏禍機。

「玄武門兵變」的啟示，終於在貞觀17年（643）轉化為實際的行動。素養死士的齊州都督．齊王李祐首先提早發難，據齊州（治今山東歷城縣）反叛。亂事幸被迅速平定，李祐被賜死。這種血腥氣味觸發了另一場大禍，太子承乾一黨決意在翌月發動宮廷兵變。事情未遂即被密告偵破，太宗遂發起大獄，痛懲太子之黨。連帶的，他也因事由李泰的競爭所引起，決意戢止此奪權不軌之風，對魏王（李泰）之黨也加痛懲。此案牽連國戚皇親與當「玄武門兵變」功臣及其子弟，人數不少，最後將太子和魏王兩廢之，並誅殺了一部份人，貶黜了不少人，另立第九子李治為皇太子。這種處分，於情於法皆無不當。只是太宗立了李治後不久，尋因李治性格柔弱，不足以擔當大唐皇帝、世界大可汗的重任，遂有意廢立，另立李恪（參第五十九條）。此事雖因長孫無忌的勸阻而打消，然而他的倫理人情卻適足以招致王室的大禍。長孫無忌後來輔政於高宗李治，即率先對具有名望的王室子弟如李恪等加以政治逼害，不待武則天的崛起，國戚皇親遭到誅鋤的命運就早已出現。

第一次「玄武門兵變」啟示了以後許多次兵變。太宗及長孫無忌對王室及國戚的懲處逼害也啟示了日後的家變。由家庭變故衍發成國家動亂，終大唐一代不能釐止，誠為太宗後半生最大的敗筆，而其基因導源於身不正，以至於家不齊，甚至國不治。

太宗的外王功業極為彪炳，內聖修為顯是最大的缺憾。但是聖人也有錯誤的時候，一個像唐太宗一樣的性格分明、有血有肉的人生，要求做到完美的境界是很難的。唐太宗在貞觀23年（649）五月二十六日病逝，享年五十二歲。終其一生，他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克己學習之中，他不能算是完美的聖君，但他知過能改、努力為善，又有多少人能和他相比？我們不必苛求別人完美無缺，應該歌頌那些雖有過失、但不斷努力向善的人。若就此角度而言，太宗的人生仍是值得讚美的，他的成就豪無疑問是值得歌頌的。他的一生言行大多已記載於本書，鮮明清楚，栩栩如生，讀完之後，若謂唐太宗是三代以降第一號模範皇帝，誰說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