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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小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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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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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八○(AJ0012)──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特區
作者:楊澤主編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9年11月23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菊12開/平裝/264頁
ISBN:957132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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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書摘 2 80 年代小辭典



  序

在 70 與 90 年代之間──楊澤 VS. 楊照

.晏山農/記錄整理

1993 年,《人間副刊》推出「 70 年代專輯」,後來彙編為兩本書,《理想繼續燃燒》和《 70 年代懺情錄》,前者強調集體的、「公共歷史」(public history)的部分,後者則著重於「個人歷史」(personal history)的部分。98 年《人間》又推出了「 80 年代專輯」,但大家都深感解嚴十年,無論是個人或公眾的激情,都已煙消雲散。 90 年代,尤其是 90 後半,雖有所謂金融危機,基本上卻是個吹著輕快調子的消費年代;不過,這樣的當代情境也逼得大家回過頭去面對歷史、面對時間,因為這些東西在資本主義的日常生活結構裡「似乎」已將消失殆盡。

年代,或英文所謂的「decade」(更準確的翻譯是「10 年」),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念。除了大家知道的排行榜 Billboard,還有社會學裡的 cohort analysis,也是以 10 年為單位,後者的前提是,「生在同 11 年間的人具有一種同儕關係」,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幾字頭的說法。我的想法是,每個 10 又可以分為前五年和後五年兩階段,譬如 70 年代後 5 年便和 80 年代前 5 年很接近,而 80 年代後半又可以與 90 前半相連結。這樣說來,如果完全把時間框在整個 10 年裡,反而無法較真切的理解 80 年代,因此必須把時間拉長成 1975 到 1995 。比照「十年樹木」的說法,另一個不能忽略的考慮或標準是,今天播下的種子,極可能要十年八載後才能開花結果。幾個明顯的例子是, 70 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到了 80 後半蔚成本土化的風潮;86 年《當代》雜誌創刊號製作「傅柯專輯」,但它所揭露的權力、身體和慾望的連結,要等到 90 年代中後段才逐漸被完整的認知到。更重要的是, 80 中葉的「大眾文化論戰」,也許算是提了問,開了一個頭,但對大眾文化的真正認識,其實不到 90 年代中不能畢其功。

我無意把時間無限拉長(譬如說,戰後 50 年,相對於戰前其實是一個完整的文化斷層),但也許可以試驗性地採取從 70 到九九這樣一個較長程的透視點。我的想法是,在 70 和 90 之間,藏著一個相當突出的 80 年代,不過如果我們不能穿越、穿梭 70 和 90 ,恐怕無法把 80 年代看得更清楚。

楊照:

我同意你的看法,只是我會從親身體驗、感受的氣氛去理解那個年代。其實 80 年代,尤其是後期的最主要氣氛,就是對於過去的一切禁忌進行試探或反叛,而政治與情欲是舊體制價值系統底下最大的兩個禁忌,所以人們要打破禁忌首先就得碰觸到這兩種,於是政治與情欲聯手突破禁忌,便成為當時的主軸。最明顯的例子是黨外聲嘶力竭的運動場上,周邊同時也販賣著各種色情錄影帶、雜誌。

第二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大家一直在觸碰、捕捉群眾。因為以往只有集體的、軍事秩序底下的動員,並沒有群眾的概念。 70 年代的想法還是認為擁有知識即可掌握群眾,到了 80 年代群眾的意象真正浮現出來了,可是群眾是什麼?如何去掌握?它和我們的關係又如何?我們對這一切可能都還懵懂無知。

像你提到的,87 年初曾有過大眾文化的辯論,可是這裡頭並沒有太實質的內容,當時並不清楚大眾文化是什麼?它討論的反倒是群眾,只是它是知識分子想像出來的群眾,而非真正的群眾。

楊澤:

今天回到 70 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會發現那其實是一批極其苦悶的知識分子,一批已經搬到大城市的作家在幾分抽象地討論他們對鄉土的愛。五、六○年代以降的城鄉人口移動,造就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到了 70 年代末,算是城鄉關係的一個臨界點,相對於鄉村、市鎮,有新興的南北兩個大城。但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並不那麼了解城市,當年的台北、高雄也並沒有一個成型的都會空間。以鄉土文學的幾個健將陳映真、黃春明和王禎和為例,他們對待城市都隱隱有一種敵意在;陳映真尤其清楚地把自己定位為他所謂的「市鎮小知識分子」,跟他後來在 80 年代強調的「第三世界觀點」其實相當一致;鄉土文學論戰因此像之前的幾個現代文學論戰,很快地便把城/鄉、土/洋對立起來。

80 年代確實存在一種火辣辣的群眾的意象和反叛行動。不過,長程地來看, 80 年代的新生事物並不單是政治,還有都會空間的興起、日常生活的發現、大眾文化的風潮,當然還有你剛提到的「情欲反叛」的主題。我最感到納悶的是,不少民進黨人,從 70 、 80 年代一路走過來,對改造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有相當認識,但對於到今天我們活在當中的資本主義文化體制的性質和結構卻仍然十分陌生。回到剛提到的大眾文化論戰,當時的參與者對他們討論的議題也是十分生疏,像最基本的「機械複製」的觀念就完全未被提起。而那場論戰是個重要指標--十多年後,我們才清楚地了解到複製科技對人文的重大貢獻。我印象最深刻的兩個例子是: 80 年代早期影印機的使用在(左派批判)知識的傳播上厥功甚偉,以及這中間錄影帶在開發個人情欲上的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楊照:

你提到城市的興起,我會從經濟史的角度來說明。我先拿陳映真為例。雖然他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由左派理論切入跨國公司、消費社會的種種,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讓人引發知識上、情感上的共鳴,卻予人缺乏現實性的感受,原因就在於他的講法和台灣經濟的發展存有距離。像他關於消費社會的討論,其實消費社會在當時並不存在,若由社會學的各種指標來看,台灣城市化的程度極早,但你的說法提醒了我們一點,那就是台灣在過去欠缺以消費作為都市發展的基本模式,就這一點台灣甚至未曾超越 19 世紀的巴黎。

為什麼呢?因為戰後台灣經濟史的主脈就是,政府用各種不同的政策鼓勵生產、壓抑消費。政府藉由政策管制、外匯手段、財政賦稅措施等來塑造出「台灣人都很勤儉」的效果。其實這絕非天生如此,而是政策逼使人必須不斷工作,以致沒有機會、意願和勇氣去從事消費。所以台灣根本就是消費不足的地方,所以西方式的城市文化無從產生。可是到了 80 年代以後,台灣因為外匯管制、壓抑消費的結果,使得台灣累積太多的金錢,這便形成高度通貨膨脹的問題。這時不消費不行了,可是人們卻又不知如何消費,於是種種奇怪的現象因而產生。

85 年經濟問題的十信事件,以及政治外交的江南謀殺案,幾乎斷送了國民黨的命脈。而後股市開始發飆,房地產也隨之水漲船高,這都是游資太多導致的結果。錢浮於世之後,人們對於以消費為主導的城市中心,以及進一步思索大眾文化的需要才得以產生。

楊澤:

你的經濟史的討論非常精采。我想補充的是,如果拿 80 年代的台北和本雅明所謂的「19 世紀的資本主義的首都」作類比,就可以見到中產階級的「自我創造者」(self-maker)已經成形。我要先澄清的是,這裡所謂的「自我創造」並不指 90 年代習見的閱讀心靈成長類的書籍,或添購名牌來塑造自我形象;而是指,類似法國大革命的「第三階級」──也就是對立於貴族的市民階層──後來政變奪權成功,變成了所謂小布爾喬亞或高級布爾喬亞的中產與中上階級。原來沒有家世背景的人卻能夠「無中生有」,創造自己的階級和社會地位,就是我所謂的 self-maker。經由長期的財富累積,透過對既有政權、既得利益者的不滿, 80 年代台灣的中產階級改變了我們的政治體制,他們的行動即使不像法國大革命以及十九世紀的政體變遷那麼戲劇性,但也絕非國民黨高層所謂的「寧靜革命」所能形容於一、二。

80 年代,好萊塢電影中常看到歐美人士對仿冒、對「台灣製的雨傘」的奚落,可以說明所謂 made-in-Taiwan 其實也就是 self-made,也說明台灣社會到今天已走了好長的一段路。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的中產階級一路下來,改變了世界,創造了許多新生事物,卻對自己以及自己所創造(或模仿)的事物、歷史的過程,缺乏了解與透視。在這樣一個當代的、當下的、不間斷的變動過程中,既要了解所謂「現代性」(modernity),又要勇敢地投入、實踐「當代情境」(所謂 contemporaneity 或 actuality),不免充滿了知識的焦慮、理論的焦慮。以創造新的都會空間為例,重要的標誌除了新生、建國兩座高架橋,還有 7-eleven 和金石堂書店的出現;好玩的是,有關 7-eleven 和金石堂這類連鎖店的觀念,不單引自國外,而且幾乎是即知即行的。物質文明的例子如果也都是這樣的「措手不及」地就發生了,那麼 80 年代台灣社會在各方面對未來的焦慮(包括統/獨、環保、勞資、社會安全等議題)也就不足為奇。

楊照:

80 年代的一個脈絡就是,台灣人對於自我認同、自我身分一種不斷追尋、焦慮與挫折的過程。你剛剛提到 self-maker 的概念,它在西方其實有極清楚的對照點--貴族,中產階級一方面對抗貴族,一方面又模仿他們,所以形象很清楚;然而台灣卻從未有貴族的形象,因此屢遭挫敗。

第一個挫敗是,71 年中國大陸重回國際社會,導致冷戰時代一意追尋美國腳步的台灣產生動搖。因為往昔的台灣以古老貴族的中國形象進行模仿回歸,然而如今真正的中國已經回來了,台灣勢不能再如此了。於是 70 年代的台灣就轉而把中國的影像、認同化為鄉土,土/洋對抗、把農村理想化就順理成章了。再由經濟史的角度看, 70 年代農村殘破的景象會逼使由農村出來或關心農村的人士重視鄉土。可是,如斯熱愛鄉土的關懷還是阻擋不了國民政府刻意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政策,導致農家鄉土不見了。這是第二個認同挫敗的經驗。到 80 年代以後,則是隨著財富而衍生的權力、消費意識、人們卻不懂得如何消費,更不懂得以消費建立自我的異化形式(由左派的立場來看),於是失落感嚴重。新電影所以崛起,有部分原因就在於認為鄉土即使不存了,還可以透過記憶來尋回認同。然而相對於消費能力已上漲的時代,新電影卻以古舊的精神方式應對,而後消費的力量愈來愈超越認同的精神,以致精神還沒找到,消費已往另個方向走去。這是第三次的認同挫敗。

關於 self-maker 的問題,我想進一步從「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這個社會學的概念來討論。向上流動意指較低下的階級在城市化過程中往上爬。台灣自 70 年代以後就在努力往上爬,在這過程中對於不少階級、身分的象徵格外留意。可是這些象徵和一種平靜優雅的狀態有關,所以愈是急於去追索它就愈顯得自己的不適格。當追索不到以後,就會導致另一種反動──轉而看不起這些象徵,陷入封閉自我的狀態。於是,焦慮的媚俗和某種粗暴的、理直氣壯的正義感就同時在 80 年代並存。

楊澤:

除了對新的「政治社會認同」的追求,還有我們稍早提到的情欲的主題。89 年《影響》雜誌製作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情色電影專輯」,不過在這之前,A 片文化、黃色漫畫、成人卡通就已相當普遍。這之前當然還有,你前頭說的,小販在政治示威活動現場兜售 A 片錄影帶的現象,說明了 80 年代其實是,政治解放與情欲解放相尋相生的年代。從視覺文化、身體文化的角度去看,大型演唱會和各種類型的政治、社會示威活動(像反杜邦、學運、農運、老兵返鄉運動、原住民運動),解放了長期為威權體制所禁錮的身體,不僅使大家可以在大白天的街上展示自己的身體,也讓我們看見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身體。這應該就是大家所謂的政治嘉年華或狂飆的原貌。但這種嘉年華不只在大白天進行,也在黑暗、黑夜中被實踐;MTV所代表的在黑暗中觀影的經驗,其實也是更具顛覆性、更具突破性的視覺與身體經驗,「原欲」(libido)被召喚了出來,像海浪般一波波地衝擊著我們陷落在白天、在日常生活中的 ego-structure。活在當時的人也許不是那麼清楚,但這些屬於情欲的,感官的種種內在的機制,其實在 80 年代後期就已配備完成。這也是為什麼,到了 90 年代,女性主義、同志運動所提出的性別與性角色的議題馬上蔚成氣候,各種極視聽之炫的娛樂、消費文化可以這麼有爆發力。

楊照:

我還是試著由社會的面向來討論。 70 年代人們和電影的關係就是一種對好萊塢遙遠崇拜的關係,它和自己的關係其實很淺,可是人們會幻想未來的自己是置身其中。到了 80 年代以後,MTV 的興起使人們得以突破禁忌,因為自我追求正是由突破禁忌開始,而且人們和文本的關係變得更密切。可是到了 90 年代以後,KTV 的無所不在使得表演本身就變成自我。過去我們相信有個自我的本質,只因為受到體制的制約而被遺忘而已。可是 90 年代的主流思想根本是把追求內在真實的自我視為一種陳腔濫調,剩下的唯有表演而已。當 self-maker 的概念初具時,人們還認為出場亮相可以呈現內在的價值,沒想到下一代人早已把出場亮相當作一切了。

楊澤:

我並不那麼悲觀,雖然我也覺得 80 年代後半以降,風起雲湧的各種後現代意義理論、欲望和扮裝理論急待消化、沈澱。出現在今天電視上的年輕人很喜歡耍帥、耍酷,常常用一種誇張、無厘頭的樣子在演,年紀大一點的人看來也許顯得很「痞」(年輕人所謂「一痞天下無難事」),總的說來卻代表了中國人漫長的身體、情欲歷史的一大步。你所強調的「真我」與扮演的關係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台灣人或「新台灣人」的亮相說起來是很晚近的事;如果我們拿舊上海作對照,舊上海有租界、國際化、都市化的長期經驗,使得上海人的舞台感極強、極濃(當然也免不了淺薄、虛妄的噱頭),台灣人的舞台感以及舞台空間,包括更大的國際舞台,則仍待開拓。這也是為什麼,到目前為止,台灣人的「身段」還是相當不洗練。如果說城市化、現代化不免會帶來浮華,台灣人在張愛玲所謂的浮華與昇華之間常常還是拿不定主意,這也使得整個社會的規劃和外貌到處顯得混亂駁雜。

楊照:

由於台灣本來就沒有理性、系統、條理的基礎,可是當我們借用的理論是西方強大的理性面臨大的挑戰時所產生的不斷整理的東西時,結果在 90 年代就產生兩種問題。一是,所有混亂的東西就變成一種方便的藉口。譬如說,顛覆、誤讀是要在強大的理性透射下才有對照空間,台灣卻不是如此;再者,西方強大的理性力量還在不斷混亂中整理意義,台灣則只有混亂而沒有其他,結果混亂過後沒留下什麼片鱗半爪。於是,我們的 90 年代既無收拾也無整理動作。反倒是 80 年代曾經嘗試透過自我的認同去整理,但其後就崩潰了。而崩潰之後,就什麼都一無所有。

楊澤:

如果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台北隨處可以找到 70 到 90 年代的各式建築風格彼此穿插,這種「眾聲喧嘩」的城市景觀需要時間沈澱。回應你說的「理性」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大部分恐怕還停留在幾千年市井雜居的傳統裡。缺乏西洋幾何理性的傳統,大家其實不知道「大寫的理性」(Reason)怎麼寫、是什麼。所以當台灣的後現代主義者強調,他們所揭示的是「非理性」時,我就不知從何理解了。

楊照:

從 80 到 90 年代,我們觀察到它打開了許多的可能性,可是收尾也非常迅捷,這其中有必然也有偶然的因素。必然的部分,是因為國民黨威權體制維持太久了,人們對它所累積的不滿和衝動,以致革命熱潮極為熾熱,這在全世界各地皆然。可是,它何以無法達成或延續這種時代氛圍呢?這裡頭又有必然與偶然的因素存在。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必然因素是,台灣是個危機社會,它面對的是個龐大可怕的敵人,使得人們在參照之下常設想改變現狀的結果是否會帶來更多的災難,因此政治思維常自我設限。

另一個偶然的因素,是蔣經國突然於 88 年初病逝,而繼任者李登輝又是個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人。這使得不少懷抱革命、反對意識的人開始模糊起來,因為他們不知打倒國民黨的結果是否也會殃及李登輝?李登輝是敵是友?於是李登輝情結就始終揮之不去。

在此同時,過去長期遭到壓抑的本省人的政治權力確實已大幅逆轉,這卻導致外省人的反抗、不滿。然而省籍的矛盾衝突之所以未漲到最高點,原因在於,外省人在中國大陸找到了新的經濟來源。於是,原先沒有政治權力的人有了政治權力,而欠缺經濟資源的人也找到新的源頭活水,相對之下彼此就很快獲得滿足感。即使不滿仍然存在,已不會想要把既有的體制秩序推翻。誠如你所言,原先我們在 80 年代抱持許多的幻想,轉到 90 年代以後它就幻滅而變為經濟物質世界的主流了。

楊澤:

從 80 到 90 ,其實有兩股脈動在前進。擺在檯面上,明顯可見的是一股政治的脈動,它表現、呈現為 80 的熱情衝撞到 90 的幻滅;由於一方面受到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侵蝕,另一方面新的政治體制絕大部分是建築在原先的反對者的背書之上,新秩序很快就凝固成型,再也撼動不了。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回顧 80 年代常會感到無奈、失焦。這樣的失落在中國大陸其實更加鮮明,因為 80 年代對他們而言是充滿崇高理想與悲劇性的政治改革年代,到了 90 竟一變而為集中在經濟面的幸福、快樂的追求。對照之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雖然出現過鄭南榕引火自焚這樣的激越的最高音,可能多了一份通俗劇的效果。

經濟的脈動相對地在 80 後半以後日益高漲,使台灣社會走上一條平坦的路。雖然到 90 後半,個人浮沈在消費社會之中,往往強烈感受到一種被浮華(glamour)世界宰制、閹割的焦慮,另一方面,因經濟富裕而新開發出來的社會能量,譬如旅遊、運動、女性成長、社會福利等主題可以說仍然方興未艾。總之,從 80 轉換到 90 ,原先屬於潛伏暗流的經濟脈動就從暗流變成主流;政治的脈流反倒停滯不前,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