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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小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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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浪談
耶穌喜愛的小孩:第 16 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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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懺情錄

散文雜論

【類別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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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悟:在脆弱的盡頭,看見生命出口【限量ENLIGHTENED‧手拿包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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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八○(AJ0012)──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特區
作者:楊澤主編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9年11月23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菊12開/平裝/264頁
ISBN:957132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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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書摘 2 80 年代小辭典



  書摘 2

小小撒個謊──台灣新電影傳奇

.小野

這個故事我已經說過許多遍,當成茶餘飯後的娛樂笑話說,也當成嚴肅的演講說,偶爾說到情緒激動處還失聲痛哭過。當故事發生的年代距離現實越久遠,一切事實真相和意義卻又更清晰,正應驗了當年有一部非常轟動的台灣電影《小畢的故事》的廣告文案:「有一個故事,是你的,也是我的,越遠了越近,越久了越真」,這是朱天文寫的句子。當你重複說著同樣的一個老掉牙的陳舊故事時,總得加一些新鮮的料,或者重新找到一個比較和現實接近的觀點或比較流行的語彙來敘述這個故事。

故事就回到民國 70 年 12 月 31 日《工商時報》的一則「值得注意的影壇事件」說起吧。在這則綜合報導中分析身為台灣電影界龍頭老大的中央電影公司在當年下半年兩次改組。一次是中級幹部換上新人,一次是新聘了製企部副理,成立關係企業組,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動靜。

這真是一則很小的小新聞,可是現在讀起來卻很有玄機,尤其是最後那一句話:「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動靜。」

為什麼一定要有「動靜」呢?難道是期待什麼驚天動地的革命發生嗎?中級幹部換上新人又算什麼呢?新聘一位副理又如何?如果了解 80 年代初的台灣政治環境,又清楚所謂中央電影公司所象徵的意義,這則新聞就是獨具慧眼的「趨勢分析」了。民國 70 年的台灣政治氣氛是肅殺保守的,在前一年的美麗島事件、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之後,又發生反對人士旅美學者陳文成陳屍於台大校園,國民黨內保守勢力抬頭,隸屬於國民黨的黨營機構中央電影公司在撤換一位真正掌握拍片實權的副總經理之後,公司內部呈現真空混亂的局面。而對中影公司握有實際管轄權的文化工作會更是加緊對中影公司的財務及拍片嚴密掌控,使得這家同時擁有國內最大的電影製片廠、沖印廠和十多家戲院的托拉斯巨獸完全陷入癱瘓。當時的總經理明驥先生下決心重新由民間尋找人才,並且託付重任。原來在他的構想中只要尋找兩種人才,一種是創作人才,一種是行銷公關人才,反正只是中級主管,沒有真正決策權,好的人才為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所用,並不是壞事。他萬萬沒有想到找進來的竟然是一批革命黨員,他們最想要革的就是中央電影公司的命,最後連文化工作會的命也一起給革掉了。

當時明驥先生找來兩組人馬,一組是由我當組長的企劃組,組內的大將是吳念真和陶德辰,前者在當時已是成名作家兼新秀編劇,後者是留美電影製作碩士。另外一組是由當時才把滾石集團做得有聲有色的段鍾沂掌舵,成立關係企業組,率領一批滿口「商品定位」、「市場區隔」、「媒體運用」的行銷專案人才進駐。明驥先生起用年輕人非常大膽,可是他也擔心大權旁落在年輕人身上很危險,所以用兩組人相互競爭,有利於他的掌控。

在中央電影公司內部要完成一部電影是非常艱難的,一定要由我所負責的企劃組完成電影企劃書,包括主題、構想、可行性分析、製片進度表、製片預算、發行評估、故事大綱,先通過公司內各部門的審查,再送到文化工作會的有關部門再審查,在審查的過程中,你所遇到的人有不少是軍警特出身。在如此嚴密又保守的審查系統中能產生什麼偉大的、具有藝術內涵的、本土意識的、具有批判反省能力的電影作品?那真是最折磨人的工作了。

說來當時也真卑微可憐,民國 70 年一整年都趴在辦公室寫企劃案,開會討論,送到文工會去然後石沉大海,那時候的文工會主任是周應龍。(現在很少人提到他,因為他已經不在這個紛亂的世界了。)我每天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蒼白的臉上垂著兩顆絕望的眼睛,只要提到文工會或周應龍就咬牙切齒,可是卻一點也奈他們不得。誰叫我當初一頭栽進了這個冰冷絕望的龍宮,我是一個踩著斷了軸的風火輪的哪吒,在冰冷的龍宮中不斷吞著鹹鹹的海水,等待著一個翻身的機會。

民國 71 年三月,我們終於等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自由選擇年輕的導演合力完成一部四段式的電影了,電影的名字叫《光陰的故事》。這四段故事先由陶德辰完成,說的是一個從戰後出生的人的童年、少年、青年和中年,我在每一段故事中分別撒了一些謊,加進一些現在讀起來會噴飯的句子:


「民國五十年前後,人民生活水準並不高,但是樸實無華,加上政府推動許多德政促使經濟發展、政治安定……。」

「九年國民教育終於實施了,惡補減少了,政府的德政使國中學生生活在快樂幸福中。」

「民國六十年,台灣社會由農業社會轉入技術密集的工商業社會,人民漸漸富足,當然這又是政府的德政呀。」

「民國七十年,公寓房子取代了原有的大雜院,台北人生活在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中,人人都活得朝氣蓬勃,政府的政策表現在人民的生活富足進步中。」


用最低的預算完成一部描述政府德政的電影,同時又可以起用四位新銳導演,這個案子順利過關。在十多位年輕人選中經過我們激烈辯論,除了企劃組的陶德辰是保障名額外,其他三人分別是楊德昌、柯一正和張毅。當我召開第一次導演討論會時就對這四位朋友說:

「企劃案是假的,故事也是假的,你們可以重新編寫故事,拍你們想拍的,條件很差,可是機會卻很難得。」

終於有「動靜」了,一場台灣電影史上的小小的革命便在一個小小的謊言之後啟動了,這四位年輕人徹底改變了傳統拍攝電影的觀念,包括故事的取材更貼近真實社會、大量起用非職業演員、採取更自然的拍攝方式、建立新的電影形式和語言,這小小的改變卻開啟了台灣新電影運動,而這四位年輕導演也很快的各自完成了他們自己獨立的作品,獲得很高的評價。

民國 72 年,我們的故事才正開始,《光陰的故事》的成功鼓舞了許多躍躍欲試的人才,我們的企劃能力也逐漸得到信任,於是又推出了幾部小成本的電影:《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魔輪》,當然,撒謊還是必要的。在《小畢的故事》的企劃書上我是這樣寫的:

「本片最主要的目的是以青少年成長受挫之後逐漸領悟人生的意義,最後決定投考軍校,報效國家。」

聽起來簡直像是國防部委託中影公司拍攝的軍校招生影片,可是事實上卻是一部兼顧商業和藝術的小兵立大功的電影,不但在票房上大獲全勝,也得到金馬獎的最佳影片,更重要的是,侯孝賢、陳坤厚、朱天文這樣的組合也因為這部電影的成功而延續了好一陣子,完成了許多經典之作。

在改編黃春明的三個短篇小說所組成的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的企劃書中,我是如此吹噓著:

「為了闡揚國父生前所強調的『為中國蒼生、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的崇高理想,藉著三段市井小人物之間誠摯的愛心為出發,同時引發出民族自尊心和對自己同胞的愛。」

這部電影再度由三位年輕導演侯孝賢、萬仁和曾壯祥分別完成。「謊言」終於被拆穿,文工會下達命令要禁演這部電影,認為我們是一群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壞分子,藉著拍電影挖國民黨的牆角。可惜文工會沒有認清當時整個大環境求變求新的渴望,以及戰後嬰兒潮已經逐漸掌握發言舞台的事實。於是在媒體一面倒的聲援下,這部電影不但順利上演,而且是被宋楚瑜擔任局長的新聞局選為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影展的影片。受到這股新電影運動的潮流波及,民間的電影公司也紛紛搶拍、跟進,許多原本不可能被當時電影環境接受的現代文學作品一部部被改編成電影,白先勇、黃春明、王禎和、蕭颯、李昂、張愛玲、蕭麗紅、七等生的作品常常在電影公司老闆和導演之間談論著,和 70 年代的台灣電影比起來, 80 年代的台灣電影可真是非常現代文學的。

明驥先生在民國 73 年間被調離中央電影公司,在官方的「褒獎詞」中絕口不提那些叛逆的新電影作品,反而讚美在他任內所拍攝的八股教條的宣傳片。文工會派了新的繼任人選,為了繼續保有台灣新電影的生產基地,我和新的老闆共事了四年半,繼續撒謊,並且完成了更多的新電影,像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楊德昌的《恐怖分子》,張毅的《我這樣過了一生》,柯一正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李祐寧的《父子關係》,陳坤厚的《桂花巷》,王童的《稻草人》,還有一些更新的導演像王俠軍、廖慶松、但漢章、何平、李道明、黃玉珊等也在這段時期加盟中影拍片行列。臨別最後一年,我仍然不死心的想說服老闆起用更年輕的一代電影工作者,並且以辦一本電影雜誌《長鏡頭》作為新的根據地。精明的老闆不再相信我的謊言,最後,在 80 年代即將結束的那一年,1989 年,我扛著自己寫了整整八年沉重無比的「謊言」默默的離開了自己說了 8 年謊話的地方,從此不再回頭。

這就是我說過很多遍的故事,你覺得有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