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慢車
慢車
幾個月前，帶著女兒回新營老家，弟弟開車要送我們到水上機場搭飛機之前，我總想著要到糖廠吃一回紅豆香蕉冰，冰店還在，糖廠卻已經關閉了，從那七八條小火車軌道遠遠望向已經荒蕪的廠房，不再冒煙的大煙囪，我有些發怔。心裡有點說不出來的發空。
如果在報紙上看這樣一條新聞，或者在電話上聽母親或弟弟說起，也就是「喔，」的一聲，那裡知道就這樣看到了一大片突然的廢棄，心裡就不平靜。
我當然知道不能假設有些事物永遠都會存在，但是當那麼一大片的「存在」突然中止，不是消失，而是在眼睛看得見的地方停止一切運轉，真是滿大的一種衝擊。
我還記得幾年前吳念真拍過一集新營糖廠，我還很高興的告訴他，他拍出來的嘉南平原燦爛的陽光看了讓人感動而滿足。那七八條鐵道上滿滿的都是運向大廠的甘蔗，高高的大煙囪冒著漂亮的白煙。少年時期我騎腳踏車到南光中學的球場打籃球，都得等那火車通過，十分地不耐煩。
在那兒長大的孩子都知道，製糖的白甘蔗不能吃，吃了犯罪。但那樣子的禁忌到了我們的青春期都是要勇敢打破的。糖廠的小火車經過學校的後門，上體育課時我們翻牆到鐵道邊等候，運甘蔗車轟隆而過，得算速度，順著鐵道奔跑，看準整車整捆甘蔗中露出的一節，用力抽拔出來。當時這是很冒險刺激的遊戲，沒抽過甘蔗的簡直在同學中無法立足。等將抽出的白甘蔗折斷撕皮，還真是不怎麼好吃，沙沙澀澀，沒有紅甘蔗水分多。
考完大學聯考，謝旺成家裡有蔗田，約好幾個同學去他家幫忙收成，一早起來，戴上麻布手套，拿著砍刀，看他手起刀落，十分神氣，自己幹起來卻七零八落，沒幾下就渾身痠疼，後來祇記得那天在田裡吃了五頓乾飯，晚上到烏樹林糖廠吃冰看電影，在田裡幹過什麼活兒全都選擇性失憶，此後對同學裡的農家子弟都充滿敬意。
在那個年代的記憶裡，糖廠是極豐富的存在，就像那些從日據時期就留下的廠區社區，大院子裡的老房子，保留著不少青春的祕密，一種時間的節奏，甚至我所知道的台灣最好的樹蔭，是不是都會留不下來？所有美好的事物，祇要是年輕時熟悉的，就注定會不見？
發現糖廠停止呼吸的那一天，我就開始不安地多疑起來。我坐火車一路從台北花蓮台東枋寮回到新營，火車的速度很快，有些停靠的月台還有熟悉的氣味，但是一定有什麼不見了，祇是我還沒有發現而已。我就這樣疑神了幾個月，兩天前忽然亮了一下，半夜拿起電話就問：「現在還有沒有慢車？」「慢車？」「我是說普通車。」「可能還有吧，我也一兩年沒坐過了。」從鐵路局退休的老人家說，車廂都很舊了，又沒冷氣，都沒什麼人坐了。
這次我明白，我問的不是那個具體的每站都停的普通車，現在是不是還開，而是我曾經在生命裡依賴過的那種時間與距離的速度，是不是還存在著，祇要我回去找，就還可以坐上那樣的火車，慢車。不管是從台北到新營，還是從新營到台南或者保安，那年輕時的旅程，在午夜，即使是閉上眼睛，也知道停靠的每一站的名字，那種時間和距離和感情和記憶計算的方法，不會消失不見了吧？
就像有一種酒，喝一瓶就少一瓶的那種純釀，我們都熟悉的美好的滋味，在舌間和入喉前聚散的香氣和果味，需要細緻的記憶，在它消失之前，知道它終究是要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