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紀末向你走來(AK0903)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龍應台作品集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7年09月03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44頁
ISBN：9571323853

【代序｜金恆煒序｜書摘 1-1｜書摘 1-2｜書摘 2｜書摘 3｜書摘 4】

▼  書摘 2

中國中國中國……

在海德堡大學一場演講會上，波昂來的漢學家 Kubin 教授提到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的狂熱和沉溺 ( Obsession with China ) ，三言兩語帶過。坐在聽眾席裡的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知識分子這種自我沉溺對一個文化的長期發展，就您的觀察來說，是好還是不好？」

演講者看我一眼，徐徐的說：

「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問的問題－－」

他頓了一下，繼續道：

「中國人總是把所有事情來個道德化、二分化，不是好就是壞，不是對就是錯。世界上的事不是這麼黑白分明的，黑白之間有灰色地帶……」

我瞠目以對，覺得被教訓得一頭霧水。

演講者首先就誤解了聽者所提的問題；在這裡，「好」與「不好」，意指「有利」或「有害」，是一個實效問題，無關道德判斷。有趣的是這位漢學研究者心目中「典型的中國人」－－那是一個凡事泛道德化，而且不認識是非黑白之間錯綜關係的，將人生價值簡單化的人。

中國人有泛道德傾向，恐怕是不容否認的。孔孟所建立的君臣父子觀念，經由董仲舒和天道、宗法糅和起來，再由朱熹強調道德意義，就完成了一個以道德為至高原則的儒家傳統。董仲舒試圖「得天下之賢人」，這些「賢人」，當然不是具有管理能力的技術人才，而是懂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等等道德實踐和原則的聖賢之輩。「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權威結構和道德意義結合，到現代轉化為共產黨和人民的依從關係，於是許多知識分子，即使被迫害至死都覺得甘之如飴，因為認定了自己有道德力量的支持。「黨是了解我們的。」跳太平湖自殺的老舍這麼說。道德仲裁一切是非成敗，儘管那也許是個經過霸權扭曲的道德。

至於簡單的、非黑即白的世界觀，在中國近代史上（暫且不談那殺戮戰場的兩千年歷史了！）也留下了很重的痕跡。所有與當權者意見的分歧最終都被歸結到道德的正與邪。壞份子、黑五類，其「壞」和「黑」本來都不是道德問題，卻以道德名之。結果當然是我對你錯，我好你壞，於是我活你死。然而，這種唯我獨尊的道德二分模式，究竟是中國人的特性，還是一個集權社會的通性？

史達林的蘇聯不是這樣的嗎？希特勒的德意志不是這樣的嗎？西奧塞古的羅馬尼亞不是這樣的嗎？對黨的忠誠被視為道德操守的表現，缺乏這種忠誠的人就是對社會集體利益有害的壞人。或許道德二分法在中國社會中表現得更暴虐一點，但是任何一個專利政體，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都難免要試圖詮釋道德，霸據道德的正統而後劃異己為道德的異端。它不可能承認甚或容忍黑白之間的種種複雜的顏色，因為那代表多元，代表通融、彈性、變化，有著不可測知的深度和威脅。否認黑白之間的道德朦朧地帶，恐怕是集權政體的必要條件之一。

把泛道德，而且將道德觀童騃簡化看作一個「典型中國人」的特徵， Kubin 教授可能犯了見樹不見林的毛病，同時，他也在一掀手之間溺了整條船上的人。

而我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沉溺，並沒有得到解答。

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的專注可以狂熱到中國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國、除了中國之外什麼都不存在的地步。說得刻薄一點，這是一種對自己肚臍眼的狂熱和專心。當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低下頭來致力研究肚臍眼的時候，耳邊落個炸彈他也無所知覺。

帶一個北京人走走吧！我們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長的老房子台階，北京人談的是「極左強硬派如陳雲、王震、鄧力群有無可能以六四平反作為爭取籌碼。」走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討著「和平演變、一國兩制」的可能。當我指著一棟建築說，「 1848 年第一個德國議會在這裡誕生，是德國民主政治的起點」，北京人正預測朱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後的政壇變動。到了布拉格，行過卡夫卡寫《蛻變》的老家和他當年踽踽獨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的掃視一番，繼續他剛剛的話題：「國家教委會副主委何東昌下台的消息你聽說了嗎？」

好像在帶一個兩眼迷離夢遊中的人走過大白天的世界，我只好沮喪的住嘴。他的腳踩著歐洲的土地－－或者是非洲，或者是美洲，可是他整個腦子整個心靈深深泡浸在中國的大缸裡。他是第一次來到歐洲，也很可能從此不會再來。但是他對眼前的一切，毅然決然的視若無睹，而且，因為他根本不感覺自己的無知，所以對與眼前多種異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壓根兒不覺得遺憾。他像一個瓶子，盛滿了中國中國中國，滿得溢了出來，容不下一點點對其他世界的好奇。

同樣的這個北京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會忿忿指責一個到中國觀光的外國人，徒然立在岳王廟前、站在山海關頭、行過赤壁淝水，而毫無思古的聯想，缺少歷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說，在走過涿鹿古戰場時，會感情澎湃而致熱淚盈眶。

他看不見自己的矛盾。

一只滿盛中國意念、滿得溢出來的瓶子，撞見我這樣只有吊兒郎當半滿的瓶，難免就覺得看不順眼。

最近，我挨過兩次罵。

一位對農村研究相當有成就的大陸學者問我人在歐洲是否感受到種族歧視的壓力。我答道，在我「個人」的生活經驗裡，極少。倒是身為女性常感覺到性別的歧視和壓力，但那是德國婦女和我共同的遭遇，無關種族。

「是嗎？」訪客用懷疑的眼光探尋著，沉吟片刻，然後還是忍不住的吐出心中的不滿：「自己的國家弱，人家會平等看待你嗎？你說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認你是那個世界的一份子？洋人的世界你進得去嗎？你把別人當『人』看待，怎麼知道人家也這麼看你呢？我覺得在自己國家強大起來之前講什麼地球村、世界公民，是可笑的虛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覺……」

劈頭一頓義正嚴辭的教訓，訓得我啞然無聲。

啞然，因為我找不到可以用來和他解釋、溝通的共同辭彙。

路邊有個賣冰淇淋的小攤，小攤前排了一列人等候買冰。有一個女人把自行車一擺，就擋住了人行道的暢流。我經過時，請她挪開一點，至少空出人行的間隙來。這個一頭亂髮的女人瞥我一眼，滿面不遜的說：

「你沒看見我在排隊呀！」

是個不講理的女流氓呢！

於是我也不高興的說：

「排隊也沒權利擋著路呀！」

然後我就走過去了，一會兒也就忘了這個小衝突。我在不經思索的直覺中，這女人可能是個被寵壞了的獨生女，這天起了個大早扯破了一雙絲襪又和同居的男友吵了一架，到大街上就把鬱氣給洩了出來，露出一付惡霸的嘴臉。

我壓根兒沒想到，她是德國人，我是中國人，壓根兒也沒想到，這是個德國人在欺負中國人，壓根兒也沒想到，喏，這是種族歧視！

在一個火車站賣票窗口，我曾經虎著臉把一個插隊的年輕人臭罵了兩句；他是否會把我們之間的衝突解釋成德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種族」矛盾呢？我希望不會。

當然不是幼稚的說種族矛盾不存在。在經濟困難的德東，遭受本地人攻擊的大多是膚色較深的亞洲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後，發現烏鴉到哪兒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國受歧視，印度人在英國、土耳其在德國、墨西哥人在美國……回過頭來，非洲人在中國、韓國人在日本、菲律賓人在台灣……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一個民族的特性。當某一個民族恰巧遇上經濟蕭條、社會不安的時候，自保和排外的情緒就容易點燃，導向侵略的戰火。

在我的體驗裡，華人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別的民族一樣，受別人歧視同時歧視別人；我因此並不隨身攜帶一個「被害者情結」的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尋找自己被歧視的例證。你說這就是缺乏民族自覺，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覺吧！

第二次挨罵，是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我開車。

戴晴在後座數落著張藝謀一流以中國民族的愚昧和落後去取悅洋人的中國人。「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都是這一類近乎出賣民族的片子。

車聲轟隆中，我說，「大紅燈籠」沒看過，但「菊豆」我倒很欣賞。

「什麼？」戴晴聲音高起來，用流利好聽的京片子追問，「你倒說說看你欣賞它什麼？」

我欣賞電影所呈現出來的傳統和人的自然慾望之間的張力，喜歡其中各種象徵意義的表達。我看到它節奏的鬆緊，看它人物的塑形，看它場景的編剪、主題的烘托……我一點也沒想到電影暴露了「中國人」的愚昧和落後；要說有的話，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昧和偏執，表達了「人」的困境。這個電影甚至不一定非以中國為背景不可；我很可以想像一個南美的背景，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兒發生，重要的是故事裡頭傳達出來的人和命運的澎湃衝突……這電影簡直好極了。

「那你就是個洋人！」戴晴斬釘截鐵的說，「你就不是一個中國人！」

我的方向盤幾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個多才多藝、明快可愛的人，我也佩服她對北京當權者的挑戰，可是這回我真惱火了，車子穩下來之後，我側頭說：

「你住在那塊土地上，並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權決定誰是中國人。」

我惱火的是，怎麼大陸知識分子老有那麼一個自我滿足的自大心理，認為中國是他家私產（對不起，我當然承認這是大大的以偏概全）。他手裡拿著一把尺，合乎這個尺度－－譬如「滿漲的民族意識」，他就賜給你作為「中國人」的榮耀，否則你就是洋人。別忘了，在中國文化裡，說哪個人不是「中國人」，那可意味著數典忘祖，是個嚴重的譴責和侮辱，不能鬧著玩的。

這把尺，用在台灣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個刻度標準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來，所有的人就必須匍匐在地，敬領聖旨。台灣屬於「祖國」，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這個尺一旦決定了你是中國人，你要猶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我極尊敬的作家曾經說：「應台，你若贊成什麼公民自決的話，那咱們就一刀兩斷！」咦，奇怪了，意見不同都不行嗎？不行！牽涉到「民族」問題的時候，沒有什麼意見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對和不對。愛民族是有道德，不愛民族是沒有道德，就這麼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會模糊兩可。

泛道德？簡化道德？Kubin 顯然是把這些帶著大尺的人當作「典型的中國人」了。

這樣一把尺有個名字－－「文化沙文主義」。凡是沙文主義都是一種自我膨脹，因為自我極度膨脹，所以眼界最遠處只及自己的肚臍眼，肚臍眼以外的世界則毫無興趣。自我膨脹有時候以極傲慢的姿態出現，譬如在我們心目中稱人「中國人」是讚美，而「洋人」是貶抑罵人的話。有時候，自我膨脹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現，譬如走到天涯海角，碰到任何衝突都不經考慮的以種族歧視的被害者角度加以詮釋，然後以這種詮釋來指責他人、武裝自己。炙熱的民族意識和文化沙文心理糅合在一起，使來到歐洲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個像緊張的刺蝟一樣（對不起，我知道這是以偏概全），隨時在備戰狀態，他們帶著沉重的心理負擔，認為出了國，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中國，自己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決定了中國的榮辱。外人對中國的即使是一個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擔負起撥亂反正的神聖義務。他在國內或許竟還是個異議分子，一出了國，不得了，他簡直就變成了中國最忠誠的職業外交官，不容許任何人對他的中國批評挑釁，一個人肩挑了家國大任。

不累嗎？

自從「流亡」到歐洲之後，我越來越覺得中國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識分子（假定知識分子真有那麼重要），不靠像我這類隔岸觀火、使不上力的邊緣人。也因此，對大陸知識分子暗暗有所期待。當我看到兩岸迷離只觀自己肚臍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識的尺來衡量整個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劃開而毫不自覺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國知識分子，我覺得心疼－－四十年的社會主義沒給他們什麼物質和心靈的享受，只給了他們一個憂國憂民、黨國大愛的沉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壓得他們喘不過氣，直不起腰來輕鬆自然的面對外頭的世界。

然後，我當然也覺得些微不安。對中國遠大的未來，我實在沒有什麼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只瓶子，如果不留點空間，時時注入新鮮的水，那滿盛的陳水是會發霉的？

就讓我做個吊兒郎當半瓶滿的中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