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人最恐懼的惡夢，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遺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遺忘。托瑪斯曼初初流亡美國的時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被納粹占領－－他是多麼的充滿自信。美國記者問他，放逐是不是一個沈重的負擔。他回答「Wo ich bin,ist Deutschland.」我托瑪斯曼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夠狂吧！他的意思是說，即使流亡，他也不會變成邊緣人，因為他托瑪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裡。
可是歷史轉動的力量可能總要大於個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個偉大的人。曼的英語並不十分好，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日爾曼文化的成品。隨著年月增加，他對美國的疏離感越來越深……。
遷徙他鄉不見得就是放逐，因為放逐不是身體所在的異動，而是一種心理狀態。所謂放逐，必須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遠離中心和自身存在意義的邊緣化。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蹌退到孤獨的邊緣，起先沉默，而後失語，最後失憶，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遺忘。有的人卻因為抵抗失憶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給予邊緣新的詮釋，使邊緣本身成為一種目的。不管是昇起或墮落，放逐，迫使一個人赤裸裸地、毫無退路地面對他的生命本質……走著走著，怎麼一種孤單的，邊緣的感覺，那麼熟悉地，從心底浮了上來，跟著我一直走到路的盡頭。難道說，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個隱晦的譯本？
乾杯吧，托瑪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