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杯吧！托瑪斯曼(AK0904)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叢書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7年09月03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76頁
ISBN：957132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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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乾杯吧，托瑪斯曼（代序）

．眼神

有一個晚上在奧地利，我用德語朗讀自己的作品。結束之後，聽眾紛紛前來握手。一個中年的德國婦女等到最後才走過來，深深注視我，說，「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說話的時候，我總覺得您的眼神那麼熟悉，就好像我們歐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長期在西方住過？」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我說「美國住了近九年，歐洲快十年了。」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說。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覺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為，當我坐在那講台上望著他們的眼睛時，我理解他們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們眼波流動的是挪揄還是欣賞，是幽默還是嘲笑。當他們彼此會心地對望一眼時，我感覺得出那一眼是輕視還是喜愛，是狐疑還是肯定。我聽得懂他們最微妙的笑話，也探得出他們試圖隱藏的厭倦。如果眼神是一種語言，是的，那麼我顯然在不自覺中就用了歐洲人的眼神在和他們對話。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實上，應該不只於眼神。還有身體語言，也就是舉手投足。我這個在西方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中國人，和一個沒有西方經驗感染的中國人，已經有了明顯不同的走姿、坐態、表達同意和反對的手勢、與人談話時所習慣保持的身體距離、告別時握手或擁抱的剎那決定……這個觀察敏銳的德國婦女覺得對我「熟悉」，不過是因為在那個晚上，我以歐洲人的眼神和身體語言地做了溝通。

步出演講廳，踩進燈影錯雜的夜色裡，和身邊台北來的朋友談起台灣 90 年代的種種，用不同於北京腔的國語，用彼此熟悉的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對方解釋的辭彙和手勢。臨別時，我們回身揮揮手，「明天見！」沒有擁抱，沒有握手。

那位德國婦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實只是一個譯本；她哪裡知道原文的我是個什麼東西？

．他是誰？

張愛玲移民美國，常年在公寓裡深居簡出。愛慕她才華的台灣人不遠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國老太太自然不曾讀過張愛玲的作品，但是她認識她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腦袋，表示是精神病。

離開了上海，離開了中國的張愛玲，究竟用什麼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鄰人對望？幾十年來，她究竟用什麼語言處理生活的流動？我們不清楚，我們只知道，那美國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覺她的身體語言、傾聽她帶著腔調的英語之後，自以為是地下了註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腦袋。

從上海翻印到美國的張愛玲顯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樣到認不出來是書的東西。張愛玲在中文世界裡的存在意義，一旦進入美國老太太的眼中，就簡化成「她平日不太出來，偶爾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門去超市買點東西什麼的。」她哪裡能想像，這個「好像有病」的亞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國時，曾經感嘆：「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只要有……所謂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

與胡適分手時，兩人望著有霧的河面，「……彷彿有一陣悲風，」還年輕，剛剛離開中國的張愛玲寫著，「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到了美國，繁華似錦的寫作就整個枯萎。悲風從十萬八千里的深處向她吹來，她顯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國老太太將張愛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為她不認得屬於張愛玲的「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罷了。

．你哪兒都不在

張愛玲的沉默或許不該叫沉默，該叫失語。沉默還是自己的選擇，失語則純屬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來發覺自己變成了蟲：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斷了溝通的可能。當他以蟲的形體——以蟲的眼神，蟲的身體動作，蟲的聲音——與人類接觸時，人，哪裡認得出深藏在他意識中「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一旦變成異類，蟲再努力也無法找到一種語言，一種能將自己的回憶與他人共享的語言。人的靈魂裹在蟲的外殼裡，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談。

有家歸不得的詩人楊煉從一個陌生的城市遷徙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聽不懂人的話語；和他擦身而過的人們沒見過他那樣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語音。人來人往，摩肩擦踵，與他卻好像幽明兩隔的世界。「因為你的頭髮，皮膚和眼睛，你應當是幽靈，每天，出沒於沒有你的街上，避開一排排藍色的實體的人們。因為你的語言，你沉默，沉到最深處時，讓自己消失。」

失去語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實體，暢煉因此體認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與城市間飄浮，冷眼旁觀（和蟲一樣，鬼也是個它，只能旁觀），旁觀「意義」這個東西的徹底消滅。

有海，可港口對你毫無意義。有街道，可腳步對你毫無意義……窗口，有什麼意義？看，有什麼意義？你向鏡子發出邀請，最後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黃土下……回哪兒去？黃土下無所謂異鄉，也不是故鄉，你就坐在這個從來沒有你的地方，你哪兒都不在。

你哪兒都不在，人們對你視而不見。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語言的人。

．貧血的向日葵

遷徙他鄉不見得就是放逐，因為放逐不是身體所在的異動，而是一種心理狀態。改朝換代時閉門讀書的人，雖然足不出戶，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著5月花號駛向「美國夢」的人，即使飄洋過海，卻未必能稱為放逐。所謂放逐，必須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遠離中心和自身存在意義的邊緣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已的向日葵，微仰著貧血的臉孔，節節轉動朝向一個太陽——那十萬八千里外的客觀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個中心，有許多的名字：民族記憶、舊朝天子、血緣文化、母語故鄉……。

張岱年輕時極愛繁華，好精舍美婢，鮮衣美食，華燈煙火。五十歲那年明朝覆亡，他「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知隔世。」這份隔世之感，和楊煉幽明斷絕的鬼語無寧是一種跨代的呼應。「身雖死泉下，心猶念本朝」的張岱選擇作為一個永遠的邊緣人。

可是沒有邊緣，又哪裡有所謂中心？每一場或大或小，或急劇或和緩的改朝換代裡，都有一群人躍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邊緣。半世紀前國民黨來到台灣，大陸人掌握主流，台灣本省人銷聲匿跡。在日據時代家庭小康、剛想在文壇上起步的葉石濤，突然發現，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漢文寫作的他，竟然成為自己國家裡的外國人。「 50 年代，我是徹底的旁觀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沒落地主家庭，變成日無隔宿之糧的窮苦人家……，我的文學生命似已結束。我被社會所遺棄。……經常住在被一片廣大的甘蔗田所圍繞的農舍裡，靠酒精爐燒飯煮菜，晚上點油燈……，這樣度過了被人踐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

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陸人啊，竟是另一種邊緣人，你看余光中的詩：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
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

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
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饜中國的眼睛
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
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多愁善感的詩人在動亂中來到小鳥，他馬上化為一株向日葵，引頸望向失去的中原。鄉愁不經意地成為詩人創作的源泉，但是時代對葉石濤那一輩人就比較寒冷；那些無法從失語症恢復的人，就自邊緣墜落至遺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記得。

．哈，托瑪斯曼！

寫作人最恐懼的惡夢，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遺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遺忘。

托瑪斯曼初初流亡美國的時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國被納粹占領——他是多麼的充滿自信。美國記者問他，放逐是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他回答：「Wo ich bin, ist Deutschland.」我托瑪斯曼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

夠狂吧？!他的意思是說，即使流亡，他也不會變成邊緣人，因為他托瑪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裡。

在1938年，膜拜他的美國讀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著與自負；畢竟他才在二九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可是歷史轉動的力量可能總要大於個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個偉大的人。曼的英語並不十分好，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日爾曼文化的成品。隨著年月增加，他對美國的疏離感越來越深。在一次歐洲之旅結束後回到紐約，海關的美國官員問他是否就是那個鼎鼎大名的托瑪斯曼；是的，我就是。興奮的美國人說，「Welcome home!」歡迎回家！

曼給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這一段，然後說：「家，是什麼？我早就不知道了！」還沒回家十天，他又寫著：「我喜愛這房子和花園，但是要死吧，我還寧可死在瑞士！」

為什麼要死在瑞士呢？後來我們知道，因為瑞士是個屬於德語文化的國家。曾經有人將托瑪斯曼和法國的Paul Claudel比較，說曼受美國的禮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辯道：「我的日子也許過得不錯，可是他的際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國家裡，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閱讀。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個譯本，影子一樣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連一行都沒讀過。」托瑪斯曼對自己小說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現時，他卻字字計較，坐立難安。

托瑪斯曼終於如願以償埋葬在瑞士，在德語的氛圍裡。哎，不是說，你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嗎？為什麼又苦苦趕回來時路？

巨大如托瑪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

托瑪斯曼無法以美國為家，但是他幸而有個瑞士；他的墓誌銘總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夠傳達屬於他的「民族記憶」的文字。和他一樣運氣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儕（托瑪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條萊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經意間找到了他們的瑞士。詩人從美國回到台北的廈門街，


「回來多久了？」菜市場裡
發胖的老闆娘秤著白菜
問提籃的妻，跟班的我
詩人大概心裡暗暗一驚：
這一切，不就是所謂的家嗎？
當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
……

唐山毀了，中國瘦了
……

只流下這9月靜靜的巷子
在熟金的秋陽裡半醒半寐
讓我從從容容地走在巷內……
即使此刻讓我回江南
……

究竟有幾個劫後的老人
還靠在運河的小石橋上
等我回家
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飯呢？


原來想葬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詩人，突然發現故鄉已全非舊時，而那自己一向無意當做家的地方其實才是真正可以擁有的家。這個意識一定有醍醐灌頂的衝擊力，詩人的價值坐標天旋地轉起來；他所處的邊緣竟然形成了一個始料所未及的嶄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憶

不是每個人都和托瑪斯曼或余光中那樣幸運——如果我們能稱之為幸運。許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們在邊緣掙扎，掙扎著不要陷入徹底的、最終的失憶。把這種面臨深淵的恐怖和恐懼表達得最透徹的，正在流浪的楊煉是其中之一。

……記憶把你竄改了。雖然緊閉指縫，臉還是從你必須「記住」的一剎那開始融化，點點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記住昨天，就越徹底地失去今天。其實都是死，死於遺忘或死於記憶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世界日日從你身邊滑過，在眾目睽睽下失傳。現在你真的怕，怕記憶……。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詩，彼此近親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書寫中失傳了。

不能不又想起張岱。他回到令他魂牽夢繞的西湖，看見「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決定死守在他的邊緣，「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籩榻於徐，唯吾舊夢是保。」，舊時西湖和與西湖絲絲相連的人生內容是他的中心，為了不失去對這中心的記憶，他寫「夢尋」七十二則，對自己、對別人，證明某一個價值、某一個意義的存在。

楊煉卻在自己與自己的對話中發現，放逐者的詩，因為處於孤絕，漸漸要失去他對記憶的殘存的掌握，已經開始近親繁殖！當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時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經掏空了意義。詩人面對無邊無際深不見底的虛無。

可是，書寫本身不就是一個抵抗的姿勢？如果不是為了肯定自我，怎麼會有屈原的「離騷」？如果不是為了保存記憶，怎麼會有張岱的「石匱書」？，如果不是為了拒絕失憶，白先勇怎麼會寫「永遠的尹雲豔」？如果不是為了克服失語，葉石濤怎麼會活到今天寫《台灣文學史綱》？大陸的大牆文學、傷痕文學的作者們，哪一個不是當年消沉困頓、岌岌於深淵邊緣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蹌退到孤獨的邊緣，起先沉默，而後失語，最後失憶，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遺忘。有的人卻因為抵抗失憶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給予邊緣新的詮釋，使邊緣本身成為一種目的。不管是昇起或墮落，放逐，迫使一個人赤裸裸地、毫無退路地面對他的生命本質。它加重了靈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沒先被那個重量壓倒的話。

不，我說錯了；放逐可以將你的靈魂徹底地抽空，使你輕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裡不可承受的輕……。

．譯本

我？

我沒什麼好抱怨的。我是說，道路上絡繹不絕那麼多命運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著作，我有；讀者，我有，時不時還收到遠方的來信，來自大陸或台灣，來自美國或新加坡，總是和我同屬一個文化氛圍的中文讀者。我不必對著鏡子和自己日漸蒼白的影子練習說話。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貧血的臉孔朝著東方，太陽昇起的地方。走遍千山萬水，看見黃浦江卻覺得心跳得特別快。認識整個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覺卻特別溫暖。我清楚地知道，在這裡，我是邊緣——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帝國垮了——又怎麼樣呢？我是那徹底的旁觀者。可是，在十萬八千里外的那裡，我是中心；事件震動我，我震動人群，人群影響我，我影響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洶湧激盪迴旋的浪潮，我可以一頭捲進去，與時代肆意地撞擊。

於是我不斷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樣極度精緻或者故做粗野的餐廳裡吃飯。吃飯就免不了要談政治，談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勢，而是台北政局，更貼切一點，是台北政爭。一個模稜兩可的手勢，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語，一個暗地裡的小動作，在島上都有膨脹發熱的重要性。人們籠罩在政治的大網下，熱切、激動。

我站在街頭，看見木棉花從樹梢落下，「噗」一聲打在柏油路面。這是汽車橫衝直撞的大馬路，熱騰騰噴著油味的引擎轟轟響著，我竟然聽見了木棉花掉落在地上的聲音。或許我以為我聽見了？穿過馬路，走向大安公園。一個遊行的隊伍正橫過馬路，搖旗吶喊著；旗子被幾輛龐大的公車遮住，看不清上頭的字。大安公園的人行道上種著一種矮矮的灌木，顯然是接木的品種，同一株灌木上竟然開著藍花與白花，看起來異樣地美麗，卻也透著一種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來，細細地看著那纖巧的花瓣。遊行隊伍走到哪裡去了？竟然沒注意。

走在藍白小花相間的人行道上。一個人走著，沒碰見熟人，也沒被碰見。鞋跟在紅磚路上清脆地敲著。走著走著，怎麼一種孤單的，邊緣的感覺，那麼熟悉地，從心底浮了上來，跟著我一直走到路的盡頭。

難道說，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個隱晦的譯本？

乾杯吧，托瑪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