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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作 品

我的不安
人在歐洲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
百年思索
孩子你慢慢來
野火集:20周年紀念版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親愛的安德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
孩子你慢慢來(典藏版)
親愛的安德烈(典藏版)

散文雜論

【類別最新出版】
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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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天錄(第六十六卷):禍水東引
花樣女醫白袍叢林生存記:一起哭,一起笑,一起LOVE
看不見的台前幕後


乾杯吧!托瑪斯曼(AK0904)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叢書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7年09月03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76頁
ISBN:957132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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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乾杯吧,托瑪斯曼(代序)

.龍應台

.眼神

有一個晚上在奧地利,我用德語朗讀自己的作品。結束之後,聽眾紛紛前來握手。一個中年的德國婦女等到最後才走過來,深深注視我,說,「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說話的時候,我總覺得您的眼神那麼熟悉,就好像我們歐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長期在西方住過?」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我說「美國住了近九年,歐洲快十年了。」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說。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覺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為,當我坐在那講台上望著他們的眼睛時,我理解他們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們眼波流動的是挪揄還是欣賞,是幽默還是嘲笑。當他們彼此會心地對望一眼時,我感覺得出那一眼是輕視還是喜愛,是狐疑還是肯定。我聽得懂他們最微妙的笑話,也探得出他們試圖隱藏的厭倦。如果眼神是一種語言,是的,那麼我顯然在不自覺中就用了歐洲人的眼神在和他們對話。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實上,應該不只於眼神。還有身體語言,也就是舉手投足。我這個在西方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中國人,和一個沒有西方經驗感染的中國人,已經有了明顯不同的走姿、坐態、表達同意和反對的手勢、與人談話時所習慣保持的身體距離、告別時握手或擁抱的剎那決定……這個觀察敏銳的德國婦女覺得對我「熟悉」,不過是因為在那個晚上,我以歐洲人的眼神和身體語言地做了溝通。

步出演講廳,踩進燈影錯雜的夜色裡,和身邊台北來的朋友談起台灣 90 年代的種種,用不同於北京腔的國語,用彼此熟悉的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對方解釋的辭彙和手勢。臨別時,我們回身揮揮手,「明天見!」沒有擁抱,沒有握手。

那位德國婦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實只是一個譯本;她哪裡知道原文的我是個什麼東西?

.他是誰?

張愛玲移民美國,常年在公寓裡深居簡出。愛慕她才華的台灣人不遠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國老太太自然不曾讀過張愛玲的作品,但是她認識她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腦袋,表示是精神病。

離開了上海,離開了中國的張愛玲,究竟用什麼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鄰人對望?幾十年來,她究竟用什麼語言處理生活的流動?我們不清楚,我們只知道,那美國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覺她的身體語言、傾聽她帶著腔調的英語之後,自以為是地下了註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腦袋。

從上海翻印到美國的張愛玲顯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樣到認不出來是書的東西。張愛玲在中文世界裡的存在意義,一旦進入美國老太太的眼中,就簡化成「她平日不太出來,偶爾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門去超市買點東西什麼的。」她哪裡能想像,這個「好像有病」的亞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國時,曾經感嘆:「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只要有……所謂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

與胡適分手時,兩人望著有霧的河面,「……彷彿有一陣悲風,」還年輕,剛剛離開中國的張愛玲寫著,「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到了美國,繁華似錦的寫作就整個枯萎。悲風從十萬八千里的深處向她吹來,她顯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國老太太將張愛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為她不認得屬於張愛玲的「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罷了。

.你哪兒都不在

張愛玲的沉默或許不該叫沉默,該叫失語。沉默還是自己的選擇,失語則純屬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來發覺自己變成了蟲: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斷了溝通的可能。當他以蟲的形體——以蟲的眼神,蟲的身體動作,蟲的聲音——與人類接觸時,人,哪裡認得出深藏在他意識中「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一旦變成異類,蟲再努力也無法找到一種語言,一種能將自己的回憶與他人共享的語言。人的靈魂裹在蟲的外殼裡,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談。

有家歸不得的詩人楊煉從一個陌生的城市遷徙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聽不懂人的話語;和他擦身而過的人們沒見過他那樣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語音。人來人往,摩肩擦踵,與他卻好像幽明兩隔的世界。「因為你的頭髮,皮膚和眼睛,你應當是幽靈,每天,出沒於沒有你的街上,避開一排排藍色的實體的人們。因為你的語言,你沉默,沉到最深處時,讓自己消失。」

失去語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實體,暢煉因此體認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與城市間飄浮,冷眼旁觀(和蟲一樣,鬼也是個它,只能旁觀),旁觀「意義」這個東西的徹底消滅。

有海,可港口對你毫無意義。有街道,可腳步對你毫無意義……窗口,有什麼意義?看,有什麼意義?你向鏡子發出邀請,最後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黃土下……回哪兒去?黃土下無所謂異鄉,也不是故鄉,你就坐在這個從來沒有你的地方,你哪兒都不在。

你哪兒都不在,人們對你視而不見。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語言的人。

.貧血的向日葵

遷徙他鄉不見得就是放逐,因為放逐不是身體所在的異動,而是一種心理狀態。改朝換代時閉門讀書的人,雖然足不出戶,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著5月花號駛向「美國夢」的人,即使飄洋過海,卻未必能稱為放逐。所謂放逐,必須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遠離中心和自身存在意義的邊緣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已的向日葵,微仰著貧血的臉孔,節節轉動朝向一個太陽——那十萬八千里外的客觀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個中心,有許多的名字:民族記憶、舊朝天子、血緣文化、母語故鄉……。

張岱年輕時極愛繁華,好精舍美婢,鮮衣美食,華燈煙火。五十歲那年明朝覆亡,他「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知隔世。」這份隔世之感,和楊煉幽明斷絕的鬼語無寧是一種跨代的呼應。「身雖死泉下,心猶念本朝」的張岱選擇作為一個永遠的邊緣人。

可是沒有邊緣,又哪裡有所謂中心?每一場或大或小,或急劇或和緩的改朝換代裡,都有一群人躍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邊緣。半世紀前國民黨來到台灣,大陸人掌握主流,台灣本省人銷聲匿跡。在日據時代家庭小康、剛想在文壇上起步的葉石濤,突然發現,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漢文寫作的他,竟然成為自己國家裡的外國人。「 50 年代,我是徹底的旁觀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沒落地主家庭,變成日無隔宿之糧的窮苦人家……,我的文學生命似已結束。我被社會所遺棄。……經常住在被一片廣大的甘蔗田所圍繞的農舍裡,靠酒精爐燒飯煮菜,晚上點油燈……,這樣度過了被人踐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

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陸人啊,竟是另一種邊緣人,你看余光中的詩: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
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

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
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饜中國的眼睛
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
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多愁善感的詩人在動亂中來到小鳥,他馬上化為一株向日葵,引頸望向失去的中原。鄉愁不經意地成為詩人創作的源泉,但是時代對葉石濤那一輩人就比較寒冷;那些無法從失語症恢復的人,就自邊緣墜落至遺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記得。

.哈,托瑪斯曼!

寫作人最恐懼的惡夢,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遺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遺忘。

托瑪斯曼初初流亡美國的時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國被納粹占領——他是多麼的充滿自信。美國記者問他,放逐是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他回答:「Wo ich bin, ist Deutschland.」我托瑪斯曼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

夠狂吧?!他的意思是說,即使流亡,他也不會變成邊緣人,因為他托瑪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裡。

在1938年,膜拜他的美國讀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著與自負;畢竟他才在二九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可是歷史轉動的力量可能總要大於個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個偉大的人。曼的英語並不十分好,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日爾曼文化的成品。隨著年月增加,他對美國的疏離感越來越深。在一次歐洲之旅結束後回到紐約,海關的美國官員問他是否就是那個鼎鼎大名的托瑪斯曼;是的,我就是。興奮的美國人說,「Welcome home!」歡迎回家!

曼給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這一段,然後說:「家,是什麼?我早就不知道了!」還沒回家十天,他又寫著:「我喜愛這房子和花園,但是要死吧,我還寧可死在瑞士!」

為什麼要死在瑞士呢?後來我們知道,因為瑞士是個屬於德語文化的國家。曾經有人將托瑪斯曼和法國的Paul Claudel比較,說曼受美國的禮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辯道:「我的日子也許過得不錯,可是他的際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國家裡,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閱讀。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個譯本,影子一樣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連一行都沒讀過。」托瑪斯曼對自己小說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現時,他卻字字計較,坐立難安。

托瑪斯曼終於如願以償埋葬在瑞士,在德語的氛圍裡。哎,不是說,你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嗎?為什麼又苦苦趕回來時路?

巨大如托瑪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

托瑪斯曼無法以美國為家,但是他幸而有個瑞士;他的墓誌銘總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夠傳達屬於他的「民族記憶」的文字。和他一樣運氣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儕(托瑪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條萊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經意間找到了他們的瑞士。詩人從美國回到台北的廈門街,


「回來多久了?」菜市場裡
發胖的老闆娘秤著白菜
問提籃的妻,跟班的我
詩人大概心裡暗暗一驚:
這一切,不就是所謂的家嗎?
當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
……

唐山毀了,中國瘦了
……

只流下這9月靜靜的巷子
在熟金的秋陽裡半醒半寐
讓我從從容容地走在巷內……
即使此刻讓我回江南
……

究竟有幾個劫後的老人
還靠在運河的小石橋上
等我回家
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飯呢?


原來想葬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詩人,突然發現故鄉已全非舊時,而那自己一向無意當做家的地方其實才是真正可以擁有的家。這個意識一定有醍醐灌頂的衝擊力,詩人的價值坐標天旋地轉起來;他所處的邊緣竟然形成了一個始料所未及的嶄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憶

不是每個人都和托瑪斯曼或余光中那樣幸運——如果我們能稱之為幸運。許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們在邊緣掙扎,掙扎著不要陷入徹底的、最終的失憶。把這種面臨深淵的恐怖和恐懼表達得最透徹的,正在流浪的楊煉是其中之一。

……記憶把你竄改了。雖然緊閉指縫,臉還是從你必須「記住」的一剎那開始融化,點點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記住昨天,就越徹底地失去今天。其實都是死,死於遺忘或死於記憶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世界日日從你身邊滑過,在眾目睽睽下失傳。現在你真的怕,怕記憶……。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詩,彼此近親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書寫中失傳了。

不能不又想起張岱。他回到令他魂牽夢繞的西湖,看見「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決定死守在他的邊緣,「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籩榻於徐,唯吾舊夢是保。」,舊時西湖和與西湖絲絲相連的人生內容是他的中心,為了不失去對這中心的記憶,他寫「夢尋」七十二則,對自己、對別人,證明某一個價值、某一個意義的存在。

楊煉卻在自己與自己的對話中發現,放逐者的詩,因為處於孤絕,漸漸要失去他對記憶的殘存的掌握,已經開始近親繁殖!當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時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經掏空了意義。詩人面對無邊無際深不見底的虛無。

可是,書寫本身不就是一個抵抗的姿勢?如果不是為了肯定自我,怎麼會有屈原的「離騷」?如果不是為了保存記憶,怎麼會有張岱的「石匱書」?,如果不是為了拒絕失憶,白先勇怎麼會寫「永遠的尹雲豔」?如果不是為了克服失語,葉石濤怎麼會活到今天寫《台灣文學史綱》?大陸的大牆文學、傷痕文學的作者們,哪一個不是當年消沉困頓、岌岌於深淵邊緣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蹌退到孤獨的邊緣,起先沉默,而後失語,最後失憶,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遺忘。有的人卻因為抵抗失憶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給予邊緣新的詮釋,使邊緣本身成為一種目的。不管是昇起或墮落,放逐,迫使一個人赤裸裸地、毫無退路地面對他的生命本質。它加重了靈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沒先被那個重量壓倒的話。

不,我說錯了;放逐可以將你的靈魂徹底地抽空,使你輕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裡不可承受的輕……。

.譯本

我?

我沒什麼好抱怨的。我是說,道路上絡繹不絕那麼多命運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著作,我有;讀者,我有,時不時還收到遠方的來信,來自大陸或台灣,來自美國或新加坡,總是和我同屬一個文化氛圍的中文讀者。我不必對著鏡子和自己日漸蒼白的影子練習說話。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貧血的臉孔朝著東方,太陽昇起的地方。走遍千山萬水,看見黃浦江卻覺得心跳得特別快。認識整個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覺卻特別溫暖。我清楚地知道,在這裡,我是邊緣——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帝國垮了——又怎麼樣呢?我是那徹底的旁觀者。可是,在十萬八千里外的那裡,我是中心;事件震動我,我震動人群,人群影響我,我影響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洶湧激盪迴旋的浪潮,我可以一頭捲進去,與時代肆意地撞擊。

於是我不斷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樣極度精緻或者故做粗野的餐廳裡吃飯。吃飯就免不了要談政治,談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勢,而是台北政局,更貼切一點,是台北政爭。一個模稜兩可的手勢,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語,一個暗地裡的小動作,在島上都有膨脹發熱的重要性。人們籠罩在政治的大網下,熱切、激動。

我站在街頭,看見木棉花從樹梢落下,「噗」一聲打在柏油路面。這是汽車橫衝直撞的大馬路,熱騰騰噴著油味的引擎轟轟響著,我竟然聽見了木棉花掉落在地上的聲音。或許我以為我聽見了?穿過馬路,走向大安公園。一個遊行的隊伍正橫過馬路,搖旗吶喊著;旗子被幾輛龐大的公車遮住,看不清上頭的字。大安公園的人行道上種著一種矮矮的灌木,顯然是接木的品種,同一株灌木上竟然開著藍花與白花,看起來異樣地美麗,卻也透著一種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來,細細地看著那纖巧的花瓣。遊行隊伍走到哪裡去了?竟然沒注意。

走在藍白小花相間的人行道上。一個人走著,沒碰見熟人,也沒被碰見。鞋跟在紅磚路上清脆地敲著。走著走著,怎麼一種孤單的,邊緣的感覺,那麼熟悉地,從心底浮了上來,跟著我一直走到路的盡頭。

難道說,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個隱晦的譯本?

乾杯吧,托瑪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