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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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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台前幕後


乾杯吧!托瑪斯曼(AK0904)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叢書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7年09月03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76頁
ISBN:957132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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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歷史的悲哀,也是台灣的無奈

.向陽

龍應台大姊:

還記得 80 年代妳在「人間副刊」燃起「野火」,衝激著當時在國民黨掌控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浪潮;也還記得在妳其後將離開台灣到西德的前夕,應妳之邀,我們曾在重慶南路某書店樓上餐廳談話時,妳對我使用台語(台灣閩南語)寫詩的關心與了解。

妳寫給李登輝的信,起因於他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專訪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妳對李登輝把國民黨看成外來政權,主張「(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皆無異議;而是對李登輝「濃厚的悲情意識和不自覺的親日情緒」感到不安,覺得疏離,覺得難堪;從而期望他「跨出大步離開悲情意識的暗影,做一個大格局的政治人物」。

這是我拜讀大作之後對妳這封信整體意涵的整理,希望沒有扭曲妳的原意。因為我以下要寫給妳的,與妳討論的,基本上是從這個意涵架構出發。

妳說,「本省人的悲情意識,其來有自」,在台灣 400 年的發展過程中,台灣人曾是日本人的次等國民,戰後又「再度成為次等國民」,「因為受壓迫而激起了悲情意識」。但妳對「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解讀,老實說,還是相當浮泛的。台灣人的悲情意識的產生,不只緣自於政治上的「受壓迫」經驗,更深層也更根深柢固的因素,早在台灣漢人渡過黑水溝來台時就已形成。

了解台灣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漢人之前,島上就居住有在台生活已達數千年的土著民族,他們現在被稱為「原住民」;但 17、18 世紀中國沿海漢人開始大量移民來台後,對原住民的壓迫與誘騙從而開始。早期移民來台的漢人因此乃是站在壓迫者的位置上開始其移民歷程,而非妳所認知的「被壓迫者」的身份。

不過,這些漢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也不是什麼強權或侵略者;他們大多數是在原鄉無法維生、或因中國戰亂逃生來台、或因躲避中國政府苛稅重荷來台的「羅漢腳仔」。這些今日台灣人的先民,即使到大清帝國統治台灣之後,都還是被當成「流寓」的流民看待。有名的清朝對台「移民三禁」政策--禁無照偷渡、禁攜家帶眷、禁粵人渡台,呈現的正是把渡海來台者視為「流民」的流放態度。這樣的一種背景,使得台灣人的先民在尚未來到台灣之前已先萌生了「悲情意識」。再加上都是以單身漢的「羅漢腳仔」身分來台,他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移民生涯中,真正切膚之痛的「悲情」,同樣也不是來自被壓迫,而是源於被遺棄的情境的悲哀。這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當中一個相當深層的結構。

如果妳不認為我冒犯, 1949 年後來台的「外省人」,不也有著類似上述台灣漢人的悲情意識嗎?而且多少恐怕仍有不少人延續著此一悲情到今天。

以這種流放來台的心境作為悲情意識的根柢,台灣先期移民最後「落地生根」。然而,由於移民性格中「生存至上,除此無它」的想法,台灣的漢民和由中國移民到東南亞諸地去的漢人並無不同,他們求的是生存,而不是在這塊土地上建立台灣人家園的心態;台灣人此後便由不得自己地陷入了歷經荷蘭、西班牙、明鄭、清帝國、日本帝國以及國民黨政府的漫長統治。在這一段「外來政權」的統治過程中,台灣人固然有著妳所看到的「受壓迫」的悲哀,但是更有著國家認同難以建立的「無祖國」的悲哀,以及在不斷反抗殖民、強權壓迫,卻又「無力可回天」的嚴重「受挫折」的悲哀。

是這些來自移民過程、被殖民過程、反抗過程以及不斷地遭受挫折的複雜經驗累積,方才形成了李登輝以及他所代表的走過日本統治年代的台灣人心中深沉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也是在這種台灣人共同歷史經驗的累積與無奈下,妳所驚愕的、疏離的,以及不安的悲情意識,才有著那麼大的集體意識的力量讓妳感到自己被隔絕了。

龍應台大姊,這當然不是妳的錯。妳與我歲數所殊無多,且都是在台灣的鄉土中長大。我們翻閱自己成長的歲月,被教育的過程,其中最可「悲哀」的,難道不是我們對於立足的這塊土地,「台灣」的認知上的空白嗎?通過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我們無法正確地認知台灣的過往--先民(包括在歷史舞台中來台的各種不同族群,乃至「外來政權」)的足跡與心情。妳應該可以了解,這樣的屬於歷史失憶的「被扭曲的悲哀」,恐怕更甚於那所謂宿命的,台灣人的悲哀吧。

妳形容妳和妳父母的痛苦,是「流離失根的痛苦」,但放置到整個台灣的歷史情境之中,何嘗會是「另外一種歷史情緒」?又何嘗會和李登輝的悲情意識不一樣呢?

也是在同樣地歷史情境的舖陳中,龍應台大姊,我願和妳討論妳所「難堪」的李登輝的「不自覺的親日情緒」。

首先我想指出,妳使用「親日情緒」來形容李登輝(以及他背後台灣老一輩)至今仍「喜歡」使用日語談話、思考,「習慣性地」透過日文去接受思想訊息、以及對日本文化的留戀,恐怕是未盡公允的。妳在敘述過程中,提到了對於軍事帝國及資本主義帝國文化侵略應有的反省,我完全同意。問題在於,一個在 22 歲之前其國家是日本(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的老一輩台灣人,他的「感知結構」 ( Structure of feeling ) 絕非只是一種「親日情緒」而已。

妳對文化的了解絕非泛泛;妳當也能同意,以文學創作所架構的世界為例,作家的風格乃至隱藏在他不自覺流露出的符號(文字語言)之後的,其實乃是作家對於社會、時代整體的感覺。英國文化評論家威廉斯稱之為「感知結構」;「透過語言、社會關係、制度、意象及對歷史變遷之反應而表達出來」--這種感知結構,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群體的;是傳承著既往歷史經驗的,也是在歷史過程中社會成員對歷史情境的創造性反應。因此,像李登輝這樣的老一輩台灣人,對過往的日治時代的留戀情結,確實是存在著的。但是,這並不是「情緒」所能涵括,而是社會集體意識被外來文化異化的結果。也正因為這種深層的感知結構的形成,台灣社會中至今才仍存在著在妳看來是「難堪」的「親日」傾向。從台灣歷 400 年而仍未建立起自主的、勇健的主體文化的事實來看,這豈不是另一種「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嗎?

歷史發展過程中累積下來的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以及在被殖民經驗中沉澱了的台灣人的感知結構,是值得我們從建構主體文化的思考架構中去探討的。不管喜歡或者不喜歡,這樣的悲情意識普遍地「結構」了台灣人的世界觀(而非李登輝一人如此)。

這樣的台灣文化,妳我當然都不滿意。在歷史的長流中,它至今仍陷在附庸的、被宰制的流沙之中,無法自拔。它無法整合相繼加入的各種歷史文化因子之衝突,更無法形成一種足以提供給所有不同族群的台灣人世界觀。妳說,不是嗎?

妳對李登輝言論的不安,我完全尊重。但妳就「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解讀,以及妳對上一代台灣人集體意識中的「日本圖式」的理解,在我看來似乎仍嫌浮面與刻板。因此,我寫下這封信,把我所知道,流於骨子裡血液中的台灣圖像提供給妳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