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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安德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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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雜論

【類別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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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樣女醫白袍叢林生存記:一起哭,一起笑,一起LOVE
看不見的台前幕後


百年思索(AK0905)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龍應台作品集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9年08月23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04頁
ISBN:957132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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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1-2

  三

中國的知識份子又以什麼樣的心情看待 1998 年 6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北京之行呢?

這個美國人,在他出發之前,許多中國人已經對他寄以厚望:希望他對中國當權者提出政治犯釋放名單,希望他在北京接見異議份子,希望他拒絕踏上天安門,希望他批評中國的人權政策,希望他……總之,希望他能向中國領導人進言而促成中國的政治改革,為中國人爭取到自由和權利。中國頭號政治犯魏京生不是剛剛才接受了美國的保護嗎?

1898 年,也有一個重要的外國人來到北京,叫伊藤博文。中國人對他也曾寄以厚望。《台灣日日新報》以生動的文字報導了 9 月 19 日伊藤和康有為的晤談。

康氏曰:「……君侯見太后時,請極言多國相迫,外患甚急,斷行改革,則中國尚能自立,不然,必難當各國分派,其禍患不可勝言。」

侯曰:「諾。」

康氏又曰:「君侯見太后時,請極言倡論改革多士,皆具忠心為國家謀幸福,無他意者……」

侯曰:「諾。」

康氏又曰:「君侯見太后時,請極言滿人漢人,同為清國赤子……滿漢界線,切不可分。」

……侯連答皆諾之。康氏色怡曰:「君侯能為太后逐一言此,則一席話足救我中國四億萬人,豈惟敝邦幸福,東方局面,地球轉運,實繫在君侯焉。」

伊藤來不及見到太后,政變已發生。康有為成為中國頭號政治犯,透過英國人的主動援救而流亡日本。

李鴻章要求伊藤遣回康有為,伊藤回答:

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係無關政務,或可遵照爵相所諭。若干涉國政,照萬國公法不能如是辦理,當亦貴爵相所相知。

歷史情境的相似像電影的蒙太奇。政變發生,有決定留下來流血犧牲的,譬如譚嗣同;有決定出走流亡的,譬如康梁。國際輿論不滿北京政府的鎮壓,紛紛插手。為了聲援黃遵憲,英國宣佈「如中國國家欲將黃遵憲不問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則我國必出力援救以免其不測之禍。」幾個魯莽的美國人甚至試圖劫獄。

抵達彼岸的流亡人士起先受到外國媒體的包圍和愛國華僑的支持。時日稍久,部分流亡者彼此之間產生矛盾,相互攻擊,財務不清者有之,道德敗壞者有之。而在中國,原來喧騰一時的改革呼聲突然噤聲。

柯林頓和伊藤博文難道不是扮演了同一個角色,在同一個舞台,演出同一個腳本?

那個天真的美國人還果真大談自由民主,說美國人所相信的人權價值是普世價值;面對鏡頭的他風度翩翩,辯才無礙,渾身散發著文明的自負與優越。

對,我真想狠狠踢他一腳,說:下來!這些話不需要你來對中國人說。

但是,我當然知道,這些話就是需要由外國人來說;中國人自己說了是要治罪的。該被踢一腳的當然不是他。我的一時衝動,只是由於想起譚嗣同臨刑前的話:「外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以變法流血者,謂自譚嗣同始。」

譚嗣同如果知道在他之後有多少血要流進中國的土地,一百年之後還在流,為同一個理由流,我確信,他會死不瞑目。

  四

所以外國以人權為理由干涉中國內政也有 100 年的歷史了。而圍繞著這種洋人「干涉」的辯論,是不是不一樣了呢?

20 世紀 90 年代的爭執是:人權是不是西方文化專屬特產,適不適合中國國情,有沒有所謂中國國情。

上海學者王元化在 1995 年的看法是:

我不贊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的返本論,尤其當有些人假借東方主義的理論,只承認文化傳統的特性,不承認各個民族由人類共性所形成的相等的價值準則,因而拒絕遵守國際公法和人性原則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更突出了。今天不應該再出現清軍在常勝軍協助下攻破太平軍駐守的蘇州,因殺降而遭到戈登將軍責問時,以「國情不同」為藉口來搪塞的荒唐事了。

1998 年我的一篇以德文發表的文章在歐洲引起一些注意:

個人、自由、人權,在西方文化裡也是經過長期的辯證和實驗才發展出來的東西,不是他們「固有」的財產……文化,根本沒有「固有」這回事……文化是一條活生生的、浩浩蕩蕩的大江大河,不斷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觀。文化一「固有」,就死了。……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嘗不是一個充滿辯證質疑、不斷推翻重建的過程?

梁啟超在 1896 年寫的「論不變法之害」,熟讀清史的王元化想必了然於心,我卻是第一次細讀。我的錯愕在王元化眼中一定顯得可笑。

梁啟超這篇氣勢磅的文章說了些什麼呢?第一,「上觀百世,下觀百世,經世大法,唯本朝為善變」。所謂傳統所謂國情,就是不斷地推翻重建。第二,「吾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實為西人所改造」。民主科學現代化,只是在西方發生,改變了西方,而不是西方文化固有本質。第三,「天子失官,學在四彝」。如果民主科學在中國文化中找不到,可以學。第四,更何況,中國傳統龐雜多元,不見得找不到;中國有神農后稷,有庠序學校,有議郎博士,有墨翟元倉關尹。

結論呢,「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即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世界有某些共同的價值,往這些價值邁進,是推擋不住的世界趨勢。

這篇文章在我讀來覺得驚心動魄,因為它所碰撞的幾個問題正好是 100 年以後中國知識界最關切的大問題之一——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看看中研院李明輝在 1997 年怎麼描述:

當代儒學所面對的時代問題主要是現代化問題……現代化不等於西化,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現代化的歷史動力主要是來自西方,因此,中國文化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自始便與「它該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問題相關聯……在面對現代化的問題而進行自我轉化的過程中,當代儒學一方面致力於現代化的意義,一方面重新詮釋自己的傳統。這兩方面的工作是相互關聯、同步進行的,而且都必須透過對西方文化的吸納和消化來進行。

梁啟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所勾勒出來的難道不就是我們轉進 21 世紀的此刻所面對的現代化以至於全球化的基本原則嗎?

而我自以為得意的文章,又說了什麼梁啟超不曾說過的話?王元化可也覺得憂鬱?

  五

我想,我落進了一個自己畫出來的圈套。感嘆後人沒有超過前人,就是假定歷史以直線往前邁向進步,譬如斯蒂芬.茨威格時代的維也納人。他們「覺得每隔十年便標幟著更上一層樓的進步」;他們「始終不渝地深信容忍與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他們真心實意地以為,各國和各教派之間的界線和分歧將會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漸消失,因而整個人類也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安寧與太平。」

這是茨威格 19 世紀的父輩們所相信的進步主義。茨威格寫回憶錄是在 1940 年;這一年,身為猶太人,他,以及他的父輩,已經被逆轉的時代狂潮所粉碎。 20 世紀的一代人,已經沒有人敢相信歷史是直線進步的:

我們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漸漸習慣於生活在一個沒有立足點,沒有權利,沒有自由,沒有太平的世界。我們早已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棄了我們父輩們的以為人性會迅速和不斷提高的信念。鑒於一場猛一下就使我們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災難,在我們這些得到慘重教訓的人看來,那種輕率的樂觀主義是十分迂腐的。

1942 年,憂傷的作家自殺身亡。

30 年代,楊杏佛曾經喟嘆:「爭取民權的保障是 18 世紀的事情。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 20 世紀裡還是不能不做這種 18 世紀的工作。」

這個說法,茨威格不會同意,希特勒統治下的托瑪斯.曼不會同意,東德何內克統治下的藝術家們不會同意。歷史的重複、文明的倒退,在 20 世紀裡有太多的見證者。

最令人困惑的,是日本。從康梁時代到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人一直在讚美明治維新如何奠定了日本現代化的基礎。康有為讓光緒皇帝苦苦鑽研的兩本書之一,就是他所寫的《日本變政考》。中國百日維新的失敗像一塊破抹布,擦亮了明治維新這塊代表進步的銅牌。

明治維新真這麼光滑燦亮嗎?很少被提及的是,英法美荷四國聯軍曾經砲轟下關,強迫通商;激烈的攘夷運動、連串的軍事鎮壓、激進派的暗殺行動、國粹派的反動,貫穿整個明治維新時期。

再說,日本軍國主義的種子難道不是種在明治維新的意識型態裡?福澤諭吉在他 1885 年的《脫亞論》中所提倡的進步論調就是要「擺脫亞洲的固陋,轉向西方的文明」,主張「我國不要猶豫等待鄰國的開明,共興亞洲,而應該脫離這一隊伍,與西方的文明共進退;對於中國和朝鮮,也應該像西方人對待中國和朝鮮那樣地來對付。」

不是基於這樣的「進步」理念才會有 1894 年的「清日戰爭」嗎?中國戰敗所給予日本的 3.6 億日元,是日本國家預算的五、六倍,大幅度促進了日本的工業發展;更重要的,其中超過五分之四被用在日後的擴充軍備上。甲午戰爭的勝利簡直就是明治維新獲得的獎牌,標幟著「進步」。

可是,1945 年,當原子彈將日本國土燒成焦黑、大和人民屍橫遍野的那一刻,明治維新究竟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歷史,在那一刻,究竟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

弗洛伊德大概是對的。他說我們的文明,或者說文化,只是非常薄非常薄的一層,隨時可能被惡的欲念衝破。

非常薄的一層什麼呢?我想,像手捧著的透明的細瓷吧,一不小心就要粉碎。一旦嘩啦碎在地上,我們又得從頭來起,匍匐在地,從掘泥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