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思索(AK0905)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龍應台作品集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9年08月23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04頁
ISBN：9571329525

【代序 1-1｜代序 1-2｜書摘 1-1｜書摘 1-2｜書摘 1-3｜書摘 2｜書摘 3｜書摘 4｜書評1｜書評2｜對談】

▼  書摘 1-3

　　六

如果瓷器不摔下來，如果文明能平靜地累積一段時候，有些理想卻也是可以實現的。陳少白在 100 年前來台灣成立興中會台灣分會時，不會料到這個島嶼將來要變成中華民國的根據地。章太炎在戊戌政變後流亡台灣，曾經寫到這個「東南富饒之地」有一天「必有超軼乎大陸者」；他不可能料到，100 年後，台灣「超軼乎大陸」的會是什麼。

到 1952 年，胡適仍在抵擋國民黨的專制；唯一不同的是，30 年代的他咄咄逼人、氣勢萬鈞，50 年代的他——人老了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低調、迂迴、欲言又止。但他仍舊呼喊：「人人應該把言論自由看作最寶貴的東西，隨時隨地的努力爭取，隨時隨地的努力維持……」

這是胡適在紀念《自由中國》創刊 3 週年的致詞。8 年後，雜誌被查禁，雷震下獄，判刑 10 年。看起來是件大事，因為胡適和雷震名氣太大。人們不太知道也不太記得，早在 1949 年，台灣作家楊逵因寫過「和平宣言」而被判 12 年監禁。「和平宣言」所要求的也不過是「請政府從速準備還政於民，確切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

一直到 1987 年，台灣和大陸一前一後地走在百日維新以來同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上」。87 年以後，它卻折上了另一條路，一條嶄新的、沒有前人足跡的路。

在 20 世紀末的台灣——孫中山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所締建的「中華民國」，沒有人再談爭取自由，沒有人再談爭取人權，因為憲法保障的自由和人權都已獲得。梁啟超的作文題目總算過時了。在 1998 年，兩千一百萬台灣人已經擁有與西方齊步的基本權利，譬如居住遷徙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祕密通訊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所謂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參政權、請願訴願權、國民教育權等等。另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還有社會福利保險、健康醫療、文化藝術發展和弱勢團體的特別保護。

這不是 19 世紀的知識份子所夢寐以求的「復民權、崇公理」嗎？梁啟超一代人影響胡適一代人；胡適一代人影響殷海光一代人；殷海光一代人之後有一波又一波前仆後繼的知識份子，這是捧著瓷器跑步的接力賽。瓷器一百年不落地而碎，它就嫣然放出光芒，證明 100 年前張之洞的缺乏遠見：

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人類不止。環球各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

百日維新後的第 100 年，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仍不敢暢談自由主義；談時或者小心翼翼半吞半吐，唯恐招來禍害，或者斷章挑選自由主義理論中對當前現實「有用」者，唯恐引起反效果。台灣知識份子面對的問題卻完全是另一個階段另一個性質的問題。台大的江宜樺說的不錯：

當越來越多的自由權利被開發出來並形成對立衝突之局，民主審議就成了不得不然的調節機制，因為我們面對的再也不是簡單的自由派或保守派之別，而是不同自命為自由派的自由主義價值之別。這種困境的內在意義，恐怕才是現代社會中所有提倡個人權利的行動者，所必須深思的課題。

新得到的自由在台灣人的手裡，像一條抓不住的泥鰍。

　　七

或者說，是一個仍在拉坯階段尚未成形的瓷器？在台灣這個實驗室裡，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國傳統文化摻雜混合而冒出來的奇形怪狀，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梁啟超在 1903 年就有所憂慮：「然吾聞共和政體，以道德為之氣者也。」他指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們今天所說公民社會裡的人民素質。「苟脫威力之制裁，而別無道德之制裁以統一之，則人各立於平等之地，人各濫用其無限之權，挾懷私見。」下一代的李大釗在 1921 年也大喊：「我們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們所顧全的秩序，是自由間的秩序。」

梁啟超和李大釗能想像到今天這種情況嗎？譬如說，在台灣的民主社會裡，黑道用金錢與暴力，用裹脅與利誘，取得地方派系的合作，操縱選舉而進入議會，往往成為議長而控制議會。流氓轉化為民意代表，監督政府預算。而政府當然包括警察局。

於是荒謬的局面就出現了：魚肉良民的黑道角頭代表「民意」高高在上，除暴安良的警察局長無限委屈地在下等候質詢，擔心他的預算被議會刪減。官兵和強盜，在完全民主合法的操作中，調換了位置。


台灣人對自由與秩序之間矛盾而複雜的關係，認識也很低，尤其以被送出來的民主政府為代表。譬如以偵防中共間諜為理由，調查局可以公然宣佈將對自己國民設立「忠誠檔案」，採取監視。譬如以增加效率為理由，行政院可以宣佈要發行 IC「國民卡」，將國民個人資料、照片、指紋以及控制網路活動的電子簽章以數位方式記錄在卡片上。這種為了所謂行政效率而罔顧個人隱私權的作法，在任何法制先進的國家裡都會使得全國譁然，激烈抗爭不止。在台灣這個剛剛起步的社會裡，連一個稍微健全一點的監聽法規都還沒有成立，簡直就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抵抗政府，或者黑道及商業團體利用政府，在暗中侵犯人民通訊的自由。行政院貿然宣佈「國民卡」的發行，表示政府官員連自己可能侵犯人民自由的這個基本認識和自覺都沒有，實在令人不寒而慄。（註 1）

當然，跨進 21 世紀的台灣年輕人和我這一代人已經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抬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鬆鬆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看起來背上沒有任何歷史負擔。不需要沉重，也無所謂激越。

我們只能希望，他們抱好手裡的瓷器，不要讓它摔下來粉碎；因為粉碎的時候，下一代又得匍匐在地，從掘泥開始。

只能謙卑地希望。

　　八

兩個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問題：西化的問題。19 世紀的改革家顯得急迫，但充滿自信，對於改革的目標堅信不移。王韜的筆調多麼典型：

……天時人事，皆由西北以至東南，故水必以輪舟，陸必以火車，捷必以電線，然後全地球可合為一家。中國一變之道，蓋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請驗諸百年之後。

好大的口氣啊，王韜。他似乎沒有深想：輪舟火車電線將造成產業結構改變，產業結構改變將造成社會結構改變，社會結構改變將瓦解原有的道德架構和文化秩序，道德架構和文化秩序瓦解之後如何重建？

這樣要求 19 世紀的人當然是不公平的。王韜所面對的是一個牢套在中國舊傳統框框裡的社會，因此他要達到的只是打破那個框框；打破了之後怎麼辦，是 20 世紀的問題。

胡適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是 19 世紀的百日維新；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說法，那麼百日維新之後有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之後有 50 年代的全盤蘇化，之後有徐復觀等人掀起的新儒家運動，有蔣介石在台灣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錢穆所呼籲的舊文化運動……。每一個運動都在尋找答案：西化、蘇化、傳統化……。相對於 19 世紀知識份子的篤定，20 世紀的人毌寧是猶豫的、懷疑的、思索的。殷海光的心情是許多人的心情：

我恰好成長在中國的大動亂時代，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中國的文化傳統被連根的搖撼著，而外來的觀念與思想，又像狂風暴雨一般的沖激而來。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感受到種種思想學術的影響……無所適從。在這樣的顛簸中，每一個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於希望與失望、吶喊與徬徨、悲觀與樂觀、嘗試與獨斷之中。我個人正是在這樣一個大浪潮中間試著摸索自己道路前進的人。

在西方生活了 20 年的我自己，作為一個微小的典型，距離殷海光 30 年，是這麼說的：

我生來不是一張白紙；在我心智的版圖上早就浮印著中國的輪廓。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卻總是以這心中的輪廓去面對世界，正確地說，應該是西方世界。怎麼叫「面對」呢？面對不言而喻含著對抗的意思。一個歐洲人，絕對不會說，他一生下來就「面對」東方文化，因為他的文化兩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來只有自我意識，沒有對抗意識。

20 世紀的人猶豫、懷疑、思索，不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少，而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不是因為他西化太淺，而是因為他西化太深。王韜說，「請驗諸百年之後」，百年之後，中國——還有非洲、印度、伊斯蘭世界——的知識份子發現自己共同的處境：全球化的力量越大，本土化的欲望也越高；西化越深，回歸傳統的嚮往也越強。現代化全球化與民族化本土化兩邊使勁所拉出來的張力，在 20 世紀末，成為中國知識份子一個極重要的課題。

如果說，1898 年的文化菁英所思考的是如何走向西方，那麼 1998 年的人文知識份子所猶豫所懷疑所思索的是：如何走向自己。

非常艱難，因為，在 100 年努力西化的道途中，中國人拋掉了太多自己的東西。究竟拋掉了多少？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可能提供了一個指標。

這是張之洞在 1875 年為全國「初學者」所開的一個書單。從先秦到當代學術，甚至包括天文幾何等所謂新學，總共列了兩千兩百種書，兩千多位作者。《書目答問》流傳很廣，影響極大。透露給我們的等於是 100 年前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知識範疇」（common stock of knowledge）。在這個共同範疇內，從周秦諸子到程朱陸王之學到乾嘉漢學，都是文化人可以指涉運用、彼此溝通辯詰的知識符號。

100 年以後，錢穆驚慌萬分地說：

今天我們對傳統的舊中國，已可說是完全無知識了。那麼對以後的新中國，我問諸位又有什麼理想抱負呢？那麼我想要發財，便贊成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我自問發不了財，便贊成共產主義的社會。怕只有這兩條路了，還有第三條路嗎？我們中國民族將來的出路究竟在哪裡？這樣一想很可怕的。

說得好，西化、蘇化之外，應該有另一條路。於是錢穆為 1979 年的中國「知識份子」、「讀書人」，開出一個國學書單：《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總共七本。

書單開出的同時，錢穆還趕忙強調：後三本，全是白話文！

20 世紀末海峽兩岸的知識份子當然也有一個「共同知識範疇」，但是不可否認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支離破碎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支離破碎的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更別提支離破碎的達達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支離破碎來自西方文化的「狂風暴雨」，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之被「連根的搖撼著」。

張之洞的兩千兩百部必讀的書和錢穆的七部必讀的書放在一塊兒，再問：這一百年間中國人拋掉了多少自己的東西？這個過程，稱之為集體失憶、自我滅音，也不算太過吧？

所以，可以回到 19 世紀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概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可是，這樣一個悖論不正給了 21 世紀的思索者一個新的起點嗎？一個與梁啟超、王韜時代截然不同、充滿挑戰的起點？

斯蒂芬．茨威格見證 20 世紀大倒退、大黑暗的回憶錄，是這樣結束的：

可是不管怎麼說，每一個黑影畢竟還是光明的產兒，而且只有經歷過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過。

　　九

我在草原上看一團風在白楊樹叢那邊呼嘯來去，翻起白楊的葉子像千千萬萬金屬薄片顫動，簌簌作響。野花開滿了山坡，濃香引來白色的粉蝶飄忽上下。幾十隻烏鴉從麥田裡驀然騰起，像一張張黑傘美麗的撐開。蕎麥稈子忍不住麥穗的飽滿沉重而塌陷。草原上的風獵獵吹著。

偶然回頭，太陽已經姍姍下沉，沉在無邊無際的玉米田後面，滿天霞色像3月的桃花爛漫，映紅了新熟的玉米。

我們的世紀啊。

～1998.8.16



註 1：因為「全國嘩然」，國民卡發行遂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