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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4
最世故、最實際的人才得以保住天真之情
在末世中打造一個高貴的人,我以為最深徹的困難還不是這些,不是怕冒犯世界的種種凶險,不是怕被當神經病被遺忘,而是這個世界真值得你這樣嗎?眼前這些人真值得你這樣嗎?一個被愛的生命體可以歪斜到什麼程度而依然是一個被愛的生命體?一張可親的臉在疾病裡、在瘋狂裡、在仇恨裡、在死亡裡漸行漸遠,這張臉依然可辨嗎?──此時此刻,我心中閃著一張一張真實的臉、一個一個我認得的、知道的、認真相待過真心期待過的人,我想,昆德拉說這話時也是這樣。
文學書寫處理具體的、單一的人,而不處理集體的、概念的人,最簡單的技藝性理由是,集體的、概念的人只是統計數字(史大林難得的睿智之言),甚至只是幻覺(波赫士),它鬼影子般黏附不了任何真實的東西;稍稍深沉的言志理由是,集體的、概念的人只能是公約數,而且還是受制於集體現象再損折、再往下、更體現放大人們一切壞毛病的惡質公約數,它只讓書寫者灰心沮喪。書寫者要保持對人的信心和希望,只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某些個人,某些還值得一看值得探究的個人,不論他是否特例,不論他是否偶然,有這麼一點點《聖經》耶和華的味道,只要這個城裡還能找出五名十名義人,我就應允不用天火擊毀它。
然而,如果這些僅有的、具體的人仍禁不起注視怎麼辦?他們總是一個兩個三個就在你眼前變形、毀壞、銷融,不再可親不再值得被愛,宿命一樣──這多年來,我近取乎身的從朱天心的小說書寫找到慰藉脫困的方法。我一直注意到朱天心的小說人物有一種「類化」的傾向,不是那個人,而是在某種處境下的某種人,會在人物逼近具體成形的前一步忽然煞住車,轉頭逆向行駛回歸到普遍層面來,但這不是公約數的概念化,而是她所相信人合理的、應得的模樣。黃錦樹曾稱之為「一篇小說寫完一種類型的驚人企圖」,但我逐漸發現原來她先我一步是不得已的,朱天心比我更意識到時間的無堅不摧力量和人的相對脆弱不堪,你只能讓人保持在他「應然」的樣子才能抵住時間,讓他不在疾病裡、在瘋狂裡、在仇恨裡、在死亡裡漸行漸遠──
在末世中,保持思索一個又一個人理應如此的可親樣貌。
這裡,抄一段維吉妮亞.吳爾夫講詩人雪萊的話:「但同時又如佩克教授強調的那樣,雪萊雖然不愛這個哈麗特或那個瑪麗,但卻愛著人類,這一點千真萬確。和大自然神聖的美一樣,人類的悲慘境遇總是在他心頭熱烈且持久地燃燒。他比任何人都更熱愛行雲、大山和河流,但在山腳他總能看見一間坍塌的村舍;罪犯正戴著鐐銬,在聖彼得廣場的人行道上鋤草;可愛的泰晤士河畔,一位老婦人正因患瘧疾而顫抖。這時他就會將自己的寫作扔到一旁,遣開他的夢想,步履艱難地去給窮人送湯餵葯。隨著時間的流逝,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領養老金者和門客必然聚集到他的周遭。被遺棄的婦女、別人家的小孩他要管。……最不食人間煙火的詩人竟也是最實際的人。」
今天,我們得進一步把話倒過來說才更符合如今的真相──只有最世故、最實際的人,可能才得以保住那一點質地精純的天真之情,正如李維──史陀講他自己,說也許真正徹底到不留僥倖餘地的悲觀主義,你才能由此孕生出溫和的樂觀精神;也一如我們在馬羅身上看到的,也許只有徹徹底底相信人類世界不再能生產英雄,我們才可能對人的英勇有著腳踏實地的理解、祈求,以及,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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