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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序 1
倖存者的艱難責任
◎文／楊照
1998 年，全世界最紅最熱賣的電影之一，是貝托里尼的《美麗人生》。這部電影後來贏得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外語片，貝托里尼也史無前例地以外語片演員身分拿下最佳男主角獎。
在台灣，《美麗人生》也製造了小小的風潮。只不過在欣賞、享受這部電影的時候，因為特殊的歷史欠缺，我們其實錯過了其他西方觀眾共同感受到的一股突破，甚至一股解放的力量。
那是因為我們對二次大戰中猶太人的悲慘遭遇，如此不熟悉，我們更和二次大戰後，在西方世界蔚為思想、文學、藝術主流的「大劫難」（Holocaust）回憶與反省，如此疏遠。六百萬無辜的猶太人，單純基於血統、種族的緣故，在短短幾年內遭到集體屠殺，這種經驗太殘暴太恐怖了；而猶太人只是個注重教育、講究文化傳承，在思想、文學、藝術等領域甚為活躍的民族，這兩項關鍵因素，使得戰後幾十年間，歐美社會產生了難以計數的大量「大劫難」相關作品。
別的不說，光是好萊塢的「名片」，隨便數就數到講波蘭猶太人慘狀的《蘇菲的選擇》。也是猶太裔的史蒂芬‧史匹柏拍過《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替他贏得了許多人以為他一輩子都拿不到的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史匹柏得獎時就有很多人提到：聰明的史匹柏找到了一個讓演藝學會這些過去嫌他太通俗、太膚淺的會員們，不能再忽視他、更不能再對他嗤之以鼻的最佳策略。他選擇了最沉重的題材，而且是西方世界最具道德正當性的題材，對這個題材的尊重已經內化成為西方文化人最不容被侵犯的價值基礎；更厲害的是，他選擇的焦點不是猶太人怎麼悲慘、德國人如何喪盡天良，卻是一個良知未泯的德國人（辛德勒）如何在反抗集體壓力，用他的智慧與毅力，救助了許多猶太人。史匹柏在選材上就展現了他驚人的原創力。一個已經被反覆寫過億萬次的「大劫難」，他竟然還能翻出新的角度來，而且這新角度非但沒有挑戰舊道德，還更深化了對普遍人性的關懷。對他再有成見、再有敵意的批評者，都不得不在道德與創意的雙重原則前低頭，肯定史匹柏的成就。
《辛德勒的名單》之後，竟然還有《美麗人生》。這是大部分西方觀眾看到《美麗人生》時的大驚訝。正因為大家普遍已經覺得猶太人「大劫難」是個被講爛了的故事，看到《美麗人生》竟然能在集中營經驗裡翻出新鮮說法來，就感到格外驚異與珍惜。
《辛德勒的名單》突破了懷疑論的善惡二元立場，不過其調子基本上仍然是緊張的、沈重的。在《美麗人生》問世之前，從來沒有人想過，大概也沒有人敢嘗試，把集中營裡的悲慘世界寫成喜劇。人類歷史上最悲哀最令人義憤填膺的一頁，怎麼可能以嬉笑怒罵的態度來對待呢？貝托里尼卻做到了，在強大的淒風慘雨的「大劫難」敘事傳統中，他完成了可讀可信且可敬佩的惟一一個喜劇文本。這唯一被其他億萬個悲哀與義憤填膺的文本給烘托得輪廓如此清晰、銳利。
在台灣，我們也看到了貝托里尼喜劇的一面，可是我們沒看到它背後那億萬個悲哀與義憤填膺的文本所構成的龐大傳統。
這個傳統如此龐大，我們也就可以想見，要在這個傳統裡凸顯出來，其實份外困難。而普利摩．李維正是這個傳統裡凸顯出來的佼佼者，在億萬個關於「大劫難」的敘述、反省文本中，寫出了自己的風格、自己獨特的意義。
在「大劫難文學」的領域中，普利摩．李維當然屬於評價最高的一層。在這一層能夠和他等量齊觀的作家，只有Tadeuz Borowski、Jean Amy、Elie Wiesel及Jorge Semprun等少數幾位而已。
幾個特質，使得普利摩．李維其人其作如此不凡。第一他是個義大利的猶太人，而且是個在義大利西北偏遠省份Piedmont長大的猶太人。二次大戰中，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就是德國希特勒的忠實盟友，但在對待猶太人，追求所謂「亞利安人種優越性」一事上，墨索尼里並沒有像希特勒那麼極端那麼瘋狂。猶太人在義大利沒有明顯的隔絕生活，而且參與各個不同的領域。二十世紀初期，義大利就出現過猶太裔的總理，首都羅馬也有過猶太裔的市長，第一次世界大戰義國軍隊中有高達五十個猶太裔的將領。
即使是法西斯黨內部也有不少猶太人，墨索尼里執政後還用過一位猶太人擔任財政部長，墨索尼里從來不曾認真看待希特勒熱中推動的種族政策，他顯然不恨猶太人，他大概也沒有把猶太人看作是他統治上的一大威脅，畢竟義大利猶太人人數相當有限。1911 年時，義大利的三千五百萬人口中，猶太人只佔了三萬三千人。後來從奧國取得了 Trieste，到戰事爆發前夕的 1938 年，猶太人口也不過增加到五萬七千人左右。
所以義大利猶太人原本並沒有感覺到那麼可怕的危機，然而後來德國軍隊直接進到義大利，情況就急轉直下了。在那恐怖的十八個月中，七千位猶太人在被驅離中喪失了性命，不過即使如此，和歐洲其他各地相比，義大利猶太人相對還是比較幸運的。
在這樣的條件下，普利摩．李維雖然被送進惡名昭彰的 Auschwitz 集中營，因為一連串的偶然因素逃過一死，他原本不怎麼在意、認同不深的猶太身分被凸顯出來了，不過他卻不曾放棄對義大利的熱情擁抱，在被問到是否以身為義大利人而感到羞恥時，Levi有 過這樣一段膾炙人口的回答：
「我們的確有理由恥於作義大利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我們從來不曾有過一個真正可以代表我們的政治階層，相反地，三十年來竟然容忍一群不夠格的政客們來代表我們。另一方面，我們擁有許多竟然自己都不曉得的美德，我們也不曉得：這些美德在歐洲在世界上是多麼稀少珍貴。」
李維一生認真看待自己的義大利身分，也很認真強調自己是個 Piedmont 地區的義大利人。除了被德國人帶走，再到掙扎著經歷漫長返鄉過程的那二十個月之外，李維幾乎沒有離開過 Piedmont 地區，他的活動集中在 Piedmont 的大城杜林。同是 Piedmont 出身的小說家卡爾維諾就說過，Piedmont 的人和其他義大利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冷靜、保守，很少在熱情衝動下走極端。他們是義大利人中最不具備「拉丁性格」的群體。
還有另一個因素讓李維即使在說到最令人髮指的血腥屠殺時，都保持了驚人的冷靜態度。他的專業是化學，他一直都以一個化學家自居。對他而言，化學代表了人類利用純粹智識能力征服物質世界的成就，將物質世界分解分析到能夠用簡單、純粹卻又實際有效的幾個原則予以整理、掌握，這是人類尊貴性的至極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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