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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書評（下）
好萊塢距離普林斯頓太遠，遠過橫跨一整個新大陸的地理空間。不過，此時已經是費茲傑羅的最後一片夢土了。他必須靠電影公司給付的酬勞還債，卻從來沒能讓付得起薪水的老闆感覺值得。更麻煩的是，一如早歲在普林斯頓參加戲劇社和社交圈的動機，也一如當年他認真寫作並容忍「房間釘滿一百二十張退稿的紙條」時所渴慕的那樣；倘若此番他能夠在好萊塢攻掠一席之地，則必然可以晉身於另一個階級。沒有人能斷言是他錯失了機會，還是機會錯失了他；事實可能正是柯恩兄弟微帶敬意的嘲諷所揭示的：這個「進軍好萊塢」的夢想原本就是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一個自毀的歷程。此一歷程其實應該用費茲傑羅自己的話來形容：「問題在我自己／我想死／而且是用我自己的方法死。」誰來評判這種因為夢太遙遠、太巨大、太鄙俗、甚至太不像一個夢而自毀的歷程「是否道德」呢？抑或「怎樣生活」這個道德命題根本不是一個是非選項呢？讓我們學步於尼克．卡拉威去尋訪年少蓋次璧的形跡，走回費茲傑羅的生命。
當年費茲傑羅還在一個名叫紐曼的寄宿學校唸書，一位足球教練先入為主地判斷費茲傑羅畏懼對方某位球員，而把他從一次比賽中替換下來。賽後費茲傑羅寫了一首詩敘述這個經驗，讓他的父親讀了顯然十分得意。費茲傑羅對於靠一首詩而扭轉了整件事情的解釋應該有一種倖存者的歡愉－他可以把教練的處置、他的球技乃至於無人可以查證的內心怯懼輕輕粉飾過去。他在 1935 年回憶此事時寫道： 我聖誕節放假回家的時候心裡想著：你如果不能在行動上有所作為，至少應當用文字來表現一下，因為那樣你也可以得到同樣強烈的感覺。這是逃避現實的捷徑。 我一直隱隱然覺得：費茲傑羅這番回憶中的「用文字得到（和行動）同樣強烈的感覺」所昭示的浪漫精神確乎是一種對於那些加諸「逃避現實」的道德指控最有力的捍衛和反擊。書寫之於現實所賦予的意義就好比夢之於生活所賦予的意義一樣重要，一樣深具決定性。
此刻我們可以再一次回顧當年海明威對費茲傑羅所說的話：「我們不過是作家，我們該做的事是寫作。」這不現成是兩句廢話麼？費茲傑羅難道不正是一直經由寫作探勘著、剖析著以及嚴峻地諷謔著自己的夢想與毀滅麼？反倒是《夜未央》（Tender is The Night,1934）的女主角妮可自欺的謊言來得實在：「問題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們把寧靜、健康和愛一樣樣失去了？如果有任何人告訴我們，我相信我們可以試試看。我願意努力一試。」這是一個不會有答案的天問；費茲傑羅一定知道這一點－妮可也許是賽爾妲的化身，但是小說中人終告痊癒，費茲傑羅筆下痛苦的丈夫醫生狄克．戴弗則選擇了流浪和寂寞；沉淪於都市外圍偏遠無聞的小地方行醫，「不是這個城，就是那個鎮。」然而我們不會忘記：當妮可琵琶別抱、棄狄克而去之時，「狄克一直等到她隱沒不見，才把頭垂到胸前。病案真正結束。戴弗醫生終於自由了。」
無論費茲傑羅內心那個阿諾德式的問題有沒有一個答案，都不會是海明威所能意會或提醒的──費茲傑羅的悲劇太天真，而他所處身的時代又太世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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