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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許綬南(國立台南大學英文系主任)
一個帶來和平的愛情故事：麥可．翁達傑的《英倫情人》
／ 許綬南(國立台南大學英文系主任)
學者們經常把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1943- )和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比喻做加拿大文學的國王跟王后。除了說過去就經常得獎，翁達傑在1992年以《英倫情人》一書獲得英國布克獎(Booker Prize)，以及加拿大國內重要的總督獎和崔靈獎(Trillium Award)。1996年《英倫情人》改編成電影，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獎和最佳導演獎，這些獎項更使翁達傑成為國際知名的大作家。
許多學者都處理過翁達傑的作品。哈契安(Linda Hutcheon)在《加拿大後現代》(The Canadian Postmodern)說過一句著名的評語：「翁達傑，事實上，可以說是一個對界限感到著迷的作家--包括真實跟藝術之間的界限。」(81)哈契安的話相當適用於《英倫情人》這本小說。小說裡的人物跨越了時空的界限，道德的界限，文本的界限，性別、種族上的界限，以及小說和現實之間的界限。追求人物內在的心靈平靜，以及消弭外界的戰爭，是作者所處理的主題之一。
故事設景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義大利佛羅倫斯北方托斯卡尼的一座聖吉諾拉摩別莊。來到這座別莊的四個人心靈上都帶有這場戰爭所造成的創傷。漢娜對這個戰亂的世界已經感到厭倦，也為了在生父臨終時沒有能夠服侍到他而感到內疚，她在醫院不把自己當人看待，不想接近任何有人味的事物。當她看到鏡子裡自己的影像時，她喚自己的影像做「兄弟」(58)，把自己看做醫院裡那些她稱之為「兄弟」的垂死病患(56, 57)。當「醃鯡魚」來到詭雷密佈的聖吉諾拉摩別莊時，漢娜「站在鋼琴前面，沒有低頭去看，就把兩手放下去彈奏」(70)，那時「漢娜處於她的最低潮」，「瀕臨自殺」的邊緣(Wachtel 252-53)。
在卡納瓦吉奧被德軍逮捕、斬去雙手拇指以前，他行竊不光是為了要占有財物。他是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賊。失去拇指的事讓卡納瓦吉奧嚇破了膽，不敢再當小偷。現在「卡納瓦吉奧夜裡到鎮上搜刮，企圖重拾他的身分，好讓自己再次像一個完整的人，但是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的行為。」(Kella 95)不過，卡納瓦吉奧之前所以會被德軍逮捕，是因為他不小心被拍了一張照。在他找到方法，好讓自己能夠不會受到影像所控制以前，他沒有膽量重操舊業。 巴巴(Homi Bhabha)說道：「土著的幻想就是要占有主子的位置，但是他不會放棄他做為奴隸的憤恨。」(44)醃鯡魚逃離了大英帝國所殖民的印度，卻不被西方社會所接納。他身穿英軍的制服，哼著英文歌，在英格蘭冒著生命的危險拆除炸彈引信，保護英國人民。他加入爆破隊是因為他「認定在戰爭中你必須有主控權。」(192)但是他曉得他「一直是個外國人，是那個錫克教徒」(111)。於是他想從西方藝術裡為自己在西方社會裡找個位置。「醃鯡魚似乎特別會在藝術裡尋找替代品，彌補他所失落的那些人際關係[……]事實上，繪畫和雕像似乎是醃鯡魚用來界定自我的重要工具。」(Cook 35)
至於小說書名所指的那一位英國病人，他本名是阿爾瑪西，匈牙利貴族。之前，他參與在利比亞沙漠進行地圖繪製與測量的工作，跟隊員克利夫頓的妻子凱瑟琳有染。在利比亞沙漠戰雲密佈之際，克利夫頓發現了妻子不忠，駕機載著凱瑟琳俯衝地面上的阿爾瑪西。飛機沒有撞到阿爾瑪西，克利夫頓卻因而喪命，凱瑟琳也身受重傷。在阿爾瑪西把她安置在沙漠裡的一座洞穴以後，他外出求救。他或許是有機會成功的。但是在被英軍盤查時，由於他不說要救克利夫頓的妻子，卻堅稱凱瑟琳是他的妻子，他的身分受到懷疑，也因而被逮捕。他後來轉而為德軍效力，終於在三年後取得機會回到沙漠。他把她的屍骨放上飛機以後，老舊的飛機在天空漏油燃燒後墜落。這也是為什麼在故事開始時，阿爾瑪西已經是一個被燒得無法辨識的垂死病人。由於他英文流利，人們叫他英國病人。
翁達傑在《英倫情人》這本書裡處理和平的議題時，是把外界的爭鬥跟人物內心的紛亂交纏，這本書裡顯示兩者都跟人為的界限有關，也因此，當書中的人物從對界限的執迷裡跳脫時，就這個世界上的紛爭來說，作者提供了他的解答。
英國病人帶領書中的其他人物走出過去的陰影。不過，他在從天空像一個火球般墜落以後，已經跳脫了對身分的執迷。翁達傑寫他落入「一個更大子宮的峽谷裡」(26)，而治療他的「這個行商的醫生」是「這個施洗者」(17)。把英國病人稱做阿爾瑪西，其實並不合適。
英國病人治療其他人物的方法，就是敘說他的過去。有時候他會刻意講一些相關的過去，好幫助他的聽眾，譬如相戀中，屬於不同種族的漢娜和醃鯡魚。有時候則是不由自主，因為卡納瓦吉奧在開始懷疑到他的真實身分以後，就為他施打過量嗎啡，想藉由他不由自主的回憶查出他是不是那一位曾經為德軍效力的阿爾瑪西。不過，除了說他有意幫助他的聽眾，英國病人本來就自知餘日無多，他很想念過去的友情和愛情，他其實知道卡納瓦吉奧為他施打嗎啡，也就利用這嗎啡遨遊過去。
在英國病人的敘述，以及他跟其他人物的對話裡，最主要的就是他教導他們超越各種人為的界限。譬如說當漢娜朗讀《小吉姆的追尋》給他聽時，他建議她撇開對肉眼的偏重，運用她各種不同的官能：「讀他的作品要慢慢地，親愛的小女孩，吉卜林的書一定要慢慢地讀。小心地注意看逗點落在哪裡，就能發現那很自然的停頓。他是個作家，用筆和墨水寫作 [……]。妳的眼睛太快，太北美洲化。想想他動筆的速度，就可以看出那令人討厭而糾纏不休的第一段完全是另一番面貌。」(99)要明白吉卜林的書，不光是要理解字面上的意義，還必須要運用其他的官能，使自己融入吉卜林。也就是說，在認知世界時，漢娜要擺脫她慣有的認知世界的方式，好讓自己更能夠了解外在的世界。
在漢娜認知世界的方式有了改變以後，她發現人的身分應該要由所扮演的角色來決定。在別莊的舞會上，她對人物的看法，就顯示她對真實的認知已經有了轉變。她看到「像是《小吉姆的追尋》的相反」(117)。基姆不見得是英國人，故事裡的印度喇嘛也可以是英國人。同樣的，醃鯡魚可以是《小吉姆的追尋》裡的英國人克里頓，漢娜可以是吉姆(118)。吉姆擅長改變身分，在英國病人的引導下，漢娜發現身分不過就是角色。
英國病人的身分教卡納瓦吉奧感到困惑。當英國病人提到自己時，用的是第三人稱的「他」。小說裡身分不明的敘述者說道：「他現在是以誰的身分在說話？卡納瓦吉奧想道。」(243)去思索這本小說的敘述者是誰，正如卡納瓦吉奧執迷於英國病人的身分一般，是看不透人的真實面貌其實並不就只是國籍、姓名、職業等。英國病人就表示：「我們是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書。」如果回憶是現在的一部分，他所經歷過的一切人、事、地、物都可以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硬要把英國病人或是這本小說的敘述者視為肉眼可見的某個人，是一種執迷。也因為英國病人並不把人等同於軀體，在他敘說洞穴裡跟凱瑟琳的屍骨相處時，她彷彿是活生生的，而且跟周遭的環境結為一體。見到了她的屍骨以後，他把她的身體跟藥草、「石頭和光還有阿拉伯膠樹的灰」融合(262)，「使她永恆」(262)。他甚至褪下衣裳，跟她做愛。這裡的做愛當然並不是戀屍，整件事發生在他的腦海裡。
故事結尾時，漢娜、醃鯡魚，和卡納瓦吉奧各自帶著他們在這棟別莊所獲得的啟發，回到社會。他們明白人們對世界的界劃，並不是世界的真實面貌。基於種族差異或財產占有的紛爭，其實只是不明真相的執迷。甚至生死的分野，也不就是肉體消亡。英國病人為他們找到生命裡的曙光，使他們明白，他們的生活和這個世界都還是有希望的。小說的最後一幕頗為有趣。醃鯡魚這時候已經是印度的一個醫生，當他的女兒把叉子像兵器一般舞弄，叉子掉落時，他想見在另一座大陸的漢娜把杯子碰落。於是他迅速地俯身接住杯子，然後把手中的叉子還給他的女兒。在結合了他的肉眼所見跟他的回憶之時，他把女兒的兵器轉化成愛的符號。他的動作也傳遞出他對東西方和平相處的願望。
以上僅指出在《英倫情人》裡作者對和平的關注。其實，光是從探討這本小說的文章數目龐大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這是一本內容豐富的小說。許多人之所以對翁達傑的作品感到興趣，還跟他的寫作風格有關。翁達傑是一個極為出色的詩人，《英倫情人》裡常有詩一般的語言。書中敘述者說話的停頓，又常深俱韻味。最後要補充的是，《英倫情人》之後的兩本小說，《菩薩凝視的島嶼》(Anil's Ghost)(2000)和Divisadero (暫譯：《分離》，2007)，延續了作者對內、外在和平的關注，很值得對和平有興趣的讀者閱讀。
引用書目：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Cook, Rufus. "Be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Michael Ondaatje's The English Patient."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30.4 (1999): 35-49.
Hutcheon, Linda. The Canadian Postmoder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Canadian
Fiction. Toronto: Oxford UP, 1988.
Kella, Elizabeth. Beloved Communities: Solidarity and Difference in Fiction by
Michael Ondaatje, Toni Morrison, and Joy Kogawa. Uppsala, Sweden: S. Academiae Ubsaliensis, 2000.
Wachtel, Eleanor.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Ondaatje." Essays on Canadian Writing 53 (1994): 2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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