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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陳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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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文學小說
叢書系列:人間叢書
作者:楊澤主編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4年11月25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24頁
ISBN:957131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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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陳映真



  論陳映真

廖咸浩

從 60 年代以來,「陳映真」三個字對年輕人而言,始終代表著一種充滿理想氣質的激越情操。即使在他早年感傷與虛無趣味濃重的作品中,那股掩蓋不住的對社會深沉的關注,也仍然讓青年讀者為之深深的悸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那段慘白色壓抑的日子中,陳是少數發出紅色光芒的社會良心。然則陳映真在台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特殊性並不止於此。他是少數思想取向的作家。他是最早、最深入、也最客觀的探討省籍問題的作家。他是唯一因左傾政治理念而入獄的知名省籍作家。而身為台灣鄉土的熱愛者,他也打破了一般定形化的看法,始終堅持民族統一的理想。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執著也前後如一,甚至在冷戰後也絲毫不改初衷。這樣一個獨特的作家在台灣文學與文化史上自然有其不司取代的獨特地位。

陳映真的出現是在 50 年代末期,那正是白色恐怖行將結束,接受國語教育的省籍知識分子逐漸成熟的時候。這批省籍知識分子可以說都多少具有跨時代的性格:戰前的一切感同身受,戰後的世界也隨他們開展。而陳映真這樣一個由祖國情懷,本土性格,普羅關懷,加上些許殖民情調所組合成的藝術家,更可以說是這種氣質的典型﹔換言之,他不啻「原型的」的「台灣人」--「中間人」(in-between-er及/或go-between)。說他堪稱「原型」,一方面意指台灣人(包括現在的外省人亦然)常處於「兩面不是人」的「胡太明式」困境中﹔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台灣人因為具有豐富的面向,而在許多方面足以扮演如鄭成功般的橋樑的角色。陳映真熱愛台灣的鄉土,又憧憬中國的未來,但是到頭來卻同時被國民黨迫害,被台獨論者排斥,「兩面不是人」確是情何以堪﹔但從另一方面而言,陳的「中間人」氣質又充分的發揮了台灣人的橋樑功能。在小說藝術上把本土、「中華」,與異國(日本)巧妙的冶於一爐,形成了他的特殊而迷人的語言與敘事風格。從探索角度而言,同時兼具現代主義的內省與寫實主義的關注,則又塑造了他歷久彌新的吸引力。在小說的使命上,也積極促進省籍和諧,關懷畸零邊緣人物。因此,陳的作品可以說是既能凸出族群特色,又不陷入族群孤立的窘境。就是這種「中間人」的特異性,成就了陳的獨特意義。

同時,也因為這種「中間人」性質,使得陳的作品中,「身分」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凸出的母題。

在陳早期的小說中,身分的問題是以一種較為存在主義的方式提出(如「我的弟弟康雄」、「家」、「故鄉」等都是)。年輕慘綠的心總是在自己與環境的龐大距離與差異中,失血,甚而逐漸凋萎。但即使是這類略微存在主義式的自我尋找,也已經與「中國」的概念有所牽連(如「鄉村的教師」)。而明白論及中國身分的作品則更是比比皆是(所有觸及「省籍」的作品皆然)。

但陳映真的「中國」並不全然是現實的中國,或許更接近夢境。其中固然有對父祖之國的夢想,但也有無數祖先遺留的夢魘。因此,陳的中國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他身邊的中國(台灣)與海那邊的大陸中國,似乎有相當的差距。中國給他以憧憬,也給他以疑問與疲倦。流寓台灣的大陸人常使他對「中國」慨歎叢生。他似也總是想知道「到底怎麼了」。這個舊中國的龐大陰影在陳的小說中不斷變形,但始終可辨(從「鄉村的教師」中那無名的遠方的古老的中國,一直到「雲」中陰險狡詐的宋老闆)。大概也就是因為這個陰影過於龐大吧﹖陳才會對「激進改革」的中共政權抱持過極大的期待。

但是在期待改革的同時,陳也不曾放棄尋找「原初的中國」。這個中國就是具有傳統美德的中國(包括台灣與大陸)的勞動階級﹔在他們身上陳看到了中國仍然盎然的生機。換言之,陳的中國是時而委頓無力、時如噬人巨蟒的中上產階段,與具有生命活水的農村百姓的所交織激盪而成。而相當程度而言,在這個對比中,省籍差異也是一個重要參考座標。

在陳早期的作品中,便可看出陳對省籍問題的敏感度,以及他對此關注的深切。陳目睹大陸人來台後,受制於舊世界的陰影而生機凋萎,顯然受到極大震撼。因此,他屢在作品中逼視這樣的題材。主要則是提醒外省流亡者,揚棄過去的包袱,腳踏台灣的土地,重新來過。然而陳所遭受的震撼顯然不謂不大。因此,在多數處理省籍問題的作品中,本省外省總是無法正常的結合。而死亡更常是最終的可能(如「一隻綠色的候鳥」)。

以是,在陳的早期作品中,省籍乍看似乎有某種程度的命定或先驗意味,外省人往往是失落無根的,而本省人則象徵著沛然的生命力。這個觀察本身或有一定的歷史性描述意義,但是,卻易為讀者把象徵轉換為普遍事實。後期的陳映真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而把保守與進取、萎靡與生機更明確的以階級為區隔,而不是省籍(如「雲」與「夜行貨車」)。換言之,新的「中國」身分將是「被宰制階級」以其被壓抑的生命力所重新塑造。

陳映真對受迫與受制階級的同情與關愛,自其寫作生涯伊始便明晰可見。陳的宗教信仰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他的正義感與對歷史的敏感度則促使他的宗教信仰沒有落入逃避主義或買辦主義。也就是在這些條件所結合成的基礎上,陳找到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共通點:對於特定歷史狀況中的受迫階級給予「歷史化」(即從該受迫者的歷史情境出發)的關懷。因此,不只美國的黑人,即使白人(如「賀大哥」)也可以獲得陳全然的同情。經由歷史化的同情,陳得以把所有受迫的階級都整合在「反宰制」的前提之下。

而陳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堅持,主要也是以此「反宰制」的理論為基礎。

在陳出獄後的小說中,民族主義與反宰制的結合獲得了更徹底的體現。一方面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更犀利的批判,另一方面則是更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二者二而實一: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台灣)的宰制,是中國(台灣」問題的禍首。從陳後期的小說與論著中,可以看出以下的論證方式:中國的分裂以迄今天的台獨運動,都是西化的宰制階級(小資產階級)為爭取自身的階級利益與西方合作,而扭曲或犧牲民族利益的作為。因此,對中國大陸的輕賤,即是一種「階級」意識極強的態度。所以,終極而言,統與獨的立場不同,並非源自省籍的差異,而是階級的差異(如「萬商帝君」中的立場不同的所謂「中國人」與「台灣人」終究可以在資本主義利益的誘惑下,無間合作。),也就是說,省籍上的所謂差異,往往被階級差異誇大扭曲為根本上的差異,因為階級差異的維護(包括國民黨統治階級與台獨運動的資產階級),需要不斷的強調省籍差異。事實上,這些宰制階級的利益與自己「同胞」的一致性,往往遠小於與西方(第一世界)宰制階級的一致性。

基本上,陳這樣的論證確有其說服力。然而,一方面由於受制階級沒有發言機會,另一方面人都是「當前歷史」的產物,對過去的記憶總是選擇性的。因此,陳的中國民族血緣論在近年受到了台灣民族血緣論的挑戰。其最銳利處,似是以「虛構」質疑陳的「中國」認同。然而,這對陳的立論應無實質衝擊,因為一切認同無不是以「虛構」為基礎,任何「感情」莫不是「文本」的一再轉述。不過,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對於陳真正的挑戰,應是它對中國大陸所賦予的「帝國」形象。

台灣固然因西方的介入而與中國大陸分裂,循至今日動輒以帶有「帝國主義」氣息的親西方眼光輕賤大陸。但無須諱言的是,中共政權也在近年形成了「帝國」的面貌,對台灣時有非分的要求。而由於雙方人民之間鮮有真正往來與了解,要區分人民與政權,殊非易事。於是,在「帝國利益」與「反帝情緒」的互相滋養之下,反對運動的主流向台獨的方向移動確是可以理解。

然而,平心而論,陳的中國民族主義並不是傳統民族國家式的(即國民黨式或中共式的)、不顧地方現實與受制階級處境的霸道民族主義。陳映真的民族主義自始便流露著強烈的「多元文化主義」傾向。由於陳的殖民背景及社會主義信仰,使他對「地方特色」以及「勞動階級」在文化上的意義有特別深刻的認識。舉例說,在陳的小說裡,台灣文化中的日本色彩絕無受到民族主義鄙夷的意味,反而常是台人肯定自我的方式之一﹔而鄉土的氣質更是被忽略,甚至打壓的中國文化的根本。陳這種自「鄉土文學」運動以來日漸明晰的、具有先知性的「多元文化」民族主義,可惜超前時代過多,以致終於被更簡單、更激情、但似也較為排他的新意識形態取代。陳映真,正如他自己所言,再一次成了邊緣人。

但邊緣人往往也常具有異常的視界。陳強烈的「中間人/邊緣人」性質在過去曾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開闊而清明的視界,今後呢﹖在台灣的未來面臨了空前未知性的這個歷史性時刻,我們相信陳目前的沉默必然是為了琢磨更鏗鏘的玉振之聲﹔他的使命感是不會讓他和他的小說藝術在此刻缺席的。

——1994年1月7日「人間副刊」

 
論陳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