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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第一部 贈禮：四人的故事
一‧ 四人的故事
1.
然而她還是非常美，即便她自己毫無所覺。
她靠著長椅背，微微揚首，拉平了脖子的細紋。帽簷遮住了視野的上半部，也虛掩了她的額與眉眼間，彷彿她真正的好是藏在更深之處。鳥羽振落了葉，旋轉落在她面前，但這無從佔據她心思。眼前的美不行，整個巴黎的美也不行。一切都進不了她裡面，包括她自己。她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件事：以一個虛構的視角來看，最好由遠而近（你可以任意挑選視角：垂直地由頭頂上緩緩下降，或是從背後悄悄靠近，也可以正面地向靠近戀人般的步行速度看著她臉部的特寫佔據的畫面越來越大），會發現，無論多麼順暢或懷著如何的渴望，「可以靠近」這件事會被證明為不可能，像是宇宙間失去動力的太空船，或像是永遠追不上烏龜的阿奇里斯，最後在趨近一事上徹底失敗，於是嚮往美麗，成為一種折磨，被那趨近於靜止的完美畫面囚禁了。那像是逼迫我們以非比尋常的長時間去等待，彷彿告訴我們：最後要填補的，並非咫尺間的距離，而是時間。將影像從時間的流逝抽離開來，再將大量的時間傾倒在這趨近靜止的畫面裡。
時間成為她的囚徒。無人見證，無人記錄。亦無人在此。
直到畫面再也容不下時間的大量灌注，夢醒。意識回歸。
問題：一瞬，她意識到什麼？或，她的意識是什麼？
每一次從這樣的恍惚中脫離，她都覺得自己瞬間老了。關於時間是怎樣被偷走的，她一點頭緒也沒有。記得他說過，這是天份。然而說這句話的他，始終無法真正的陪伴著。自己面對自己的想法，是多可怕的事。她感覺自己終將被吞噬（被自己？），一如他所引述的，所謂末日，並不是時間的終結，而是進入終結的時間。等待。她記得初來法國，那段最為苦澀卻在回憶中特別鮮美的時期，曾跟著語言學校的老師與同學們去蒙馬特劇場看貝克特的《美好時日（Oh les beaux jours）》，她整個人現在老舊劇場裡的紅色絨布座椅裡，吸著霉味與煙味（多少年前埋在布料裡的？），膝蓋頂著前座（那些高個的同學們在如此窄仄的空間裡簡直坐立難安），聽著鈴響，燈暗，簾幕拉起。光是冷的，情境是熱的，一個半身陷在沙丘的女人，上伸直挺著，吞噬她的沙丘像是她的膨起的裙擺。躲在沙丘後面能夠活動卻失語的男人，一個慢慢被吞噬的女人就這樣在舞台正中央，自顧自地喋喋不休講話。講話，那個「我」在講話。被鬧鐘驚醒，玩著陽傘，擺弄化妝盒，她敘說自己的所有行動，描述天氣，巨大的虛無卻沒有辦法說。她在舞台中央的女子被沙丘吞噬到只剩頸部以上前離開劇場，她猜想自己完全明白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待在那裡便成為難以忍耐的事了。那天的天空像是透明般，像今天一樣。
像是微微發燒，眼神熱切地望向四周環繞的石碑。她想像著自己彷彿正在寫作的樣子，伴隨著體溫的升高，身體不自主的晃動。關於「邀請」，如今回想，記憶中留存的，像是快感強烈的性愛過後的癢搔著背脊。她寧願用「誘惑」來指稱，不過，是誰被誘惑，誰是誘惑者呢？
「必須得確認」，她朝著沒有接話者的心內大喊。
可能稍微弄明白了。她沒能抵擋住的，是對孤獨的逃避，繞了一圈，勾勒出了輪廓，孤獨有了身體。一個「我」誕生了，此後她得用這個「我」來說話，以寫作之名。
安娜，在雕像的圍繞下於墓園裡嘆息。
2.
被等待的人在地鐵的甬道裡，酸臭的屎尿汗混雜的空氣中低頭走。粘膩的地面有食物的殘跡，有便溺與煙蒂、使用過的票券、吐沫與痰，以及大量的無以名之的總稱為垃圾的物品。除了低頭徐步像是拖著，他也頻頻回頭，徨然眼神藏在鏡片的反光下。
「你為何始終是被動的？」
那是她的問句，他不曾找到好的方法，或好的時間回答她。
此刻他暫時性的答案，在忘情目睹地鐵的流浪漢專注挖著垃圾桶，挑揀出吃不完的薯條盒、未填寫的有數獨版頁的報紙、煙屁股的行動間，閃現：
「因為我始終讓自己輕易地被誘惑。」
像擁有許多身體，像擁有許多眼睛，走在巴黎的街道上，看著各種不幸之人，拾荒者、吉普賽少女賊、醉漢、乞丐、妓女，他難以抵禦。步行間，他被打開，意識成了廣泛的接收器。因此被推著向前走，以懸絲木偶的姿態，笨拙地移動身體，彷彿還不習慣自己。親近的朋友認為他是很好的觀察者，但那是難以解釋的情況：他不是觀看，是躲在身體更深處裡看。真的的自我像是躲在身體裡被動地觀看著，他觀看的是自己的大腦，像是選擇有限的電視頻道。他操作這個以他為名的身體機器，偶爾失靈，偶爾靈光閃現。他不喜歡被注視，不喜歡交際，絕不表達自己。笨拙的他擅長於一種遊戲，一二三木頭人，在視線之外快速移動，一處到一處，在目光與注意力的縫隙間躲藏。這不代表他總是成功的，毋寧說他經常失敗，使得意圖翻轉，成為引人注目的中心：一個不合時宜之人，不知如何歸類與看待之人。
被等待，意味著走進某人的景觀裡，被聚焦。他拙於面對，遲疑回應，不是太早就是太晚。在社會中作為一個人，不免尷尬，即便在私密的場合，與親近的人。
迷路成了最好的藉口，經過空間的迂迴摺疊後，無論怎樣的時間，活著這件事變得稍稍可以忍受。巴黎的地鐵、ＲＥＲ、輕軌與公車，在他腦中一再放射出的星圖，可以隨時藏匿與出走，走在邊界間。在這城市習得迷路，他起初這麼想，又覺得不對勁。毋寧說是被喚起的本能。第一次落足法國國土，一下戴高樂機場，攤開綠色護照，在海關的眼神中強作鎮定（那是無可避免的、被國家邊境身份的檢視），從建築的中柱搭手扶梯吐出來，被輸送進這個豐饒國土上的，面目模糊的亞洲人。
或許他真的是最自在的，即便那麼遲鈍與可笑。作為無名大眾，他感到無比安心，惶惶之感敏銳的神經。他成為可以隨時寫作之人，語言凝練如詩，在每個腳步間落下。然而他卻宿命地不斷讓作品在手中迷路如捧不住的流水，在拿起筆時潰不成文，甚至潰不成句，行走的人沒有雙手。幾年下來他沒寫出什麼，最後被捕捉了，像是波特萊爾的詩中，落入水手群中，在甲板上笨拙走路的海鳥。
最大的遺憾可能在於，他真的遺忘，遺忘自己是個被等待之人。
在安娜嘆息時，亞銘已註定的遲到。
3.
安娜喜歡有雕像的地方。她在索邦大學學法文時，同學們習慣上完萬神殿旁校區的文法課後，走下一段緩緩的坡道，接著穿越盧森堡花園直到Porte-Royal，在那排隊吃完學生餐廳後，才慢慢走向Raspail大道上，有個羅丹所雕的巴爾札克像的校址。
那是這所古老大學的語言課程特別在乎的語音學。他們會有許多的時間，要拿著老師發下的句子，一人坐在一張桌前，帶著耳機，聽著老師念，同時復頌在眼前的麥克風裡。她原本覺得，這如同任何語言學習的過程裡，學堂內學生搖頭晃腦鸚鵡學舌般的練習。不料做完一遍練習，老師要大家安靜聽耳機，耳機裡發出的，不是老師的「標準法語」，而是如此陌生的、自己用充滿腔調的發音。想要擺脫的事物才遠赴他鄉，看似能夠甩脫了，混在各種外國同學與法國交際圈裡，沒想到更深處的舌頭背叛了她。她才驚覺，法文裡的舌頭與語言都是langue這個字。
她猜想自己應該是帶著一點怨毒的眼神看著老師了。老師對著這眼神，回應的話說：「仔細聽著，比起跟著我說話，自己的聲音有時是更好的老師。」她窺看鄰座的同學們，有人笑了，她便也跟著笑了，沒有勉強。她體認到，這自我認識的錯誤多麼巨大啊。以為如此模仿，至少穿上一定的保護色的，跟著說話，就不會被辨認出來。透過上個世紀的過時的錄音機器，如此簡單的機制，她了解到異鄉人存在的本質：真正的差異不會可見的形式指認出來，而被指認出差異者永遠不會察覺。在異鄉人小心翼翼地偽裝、試圖融入、變換身份，學習他們的習慣，學習他們的優雅與粗野，為了不要被辨認，然後排除。此刻清楚，辨認其實不需要，最表層即是最內裡的，沒有排除的問題。我們異鄉人，是裡頭的外頭。所謂的機制，不是通過一個個的關卡而成為「同」，一直一直是在差異化，一切的團結，都是分崩離析前的暫時景象了。她於是放棄了尋找中心這件事，只是她也無法堅決的邁出步伐迷路，譬如莒哈絲《副領事》裡的瘋女，有些尷尬
之後認識了社會學的理論，在朋友的解釋下，她漸漸也學會那些專業術語與表述。她把那些彷彿刻意為難人的學術語言當作一種治療，成為擁有外國性的主體是如此甘願踏入陷阱（甚至是渴望），必須用更加外國語般的語言才能解除。她比其他人更早明白，認識的目的不在於回歸到最初的狀態，而是理解座標。
可是即使這樣，她依然覺得無處可去。
那次之後，她在路途間避開了同學，選擇在路邊買兩個可頌，在課堂中間坐在盧森堡花園的水池邊的椅子。最早以為是Le Notre式花園的幾何理性令她安心，或是早上十點尚無觀光客的清幽、若干法國人在椅上悠遊看書的氣氛的緣故。直到有一天的天特別藍，抬起頭，在梧桐葉的樹影下，年久而處處斑黑或破損的雕像，卻令人感覺潔白完美。她頓時感動，直到脖子酸痛。在雕像下她覺得可以安全沈默。她流連於盧森堡與杜樂麗花園，或逛羅浮宮與羅丹博物館，最後她停頓最久的是墓園，與遺跡或廢墟。是的她漸漸地進一步發現迷戀的也未必是雕像的形式本身，她本身也被石塊吸引著。墓園的墓碑與雕像，無論是新或舊，都是無可挽回的過去的。無限延長的終結後時間。喜歡墓園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待久了總會發現，人們為死者安排的國度，最終都會成為迷宮。
與亞銘相約在這再恰當不過，他不過問為什麼她不確切地說在拉榭思墓園裡的何處，這是這段關係當中可貴之處。她的迷宮只為他敞開，她是女人米諾陶。
在預感等待即將終結時，她想起的人，在等待的地平線上，反倒是博爾，那個她拼命想辯駁，最後卻被他深深影響的人。以社會學這種僵硬的知識誘惑她的人。
4.
還不是時候，時候還沒到，亞銘有時也會突然醒覺，在巨大的巴黎市裡迷蹤，像是隨時可以是任何人，像是自己可以消失，然而時間往往還是抓住了他。進入了時差之境（啊年輕時多迷戀「你那邊幾點？」的問句，那不就是巴黎嗎？），夏日與冬日的不同日照時間，分明的季節，時間，對踏上這土地的亞洲人來說是極大的誘惑。
腦袋裡有兩個時間。初來乍到之時，亞銘受仲介欺騙，差點露宿街頭。他始終遲鈍於人的善意或惡意，到了國外更加失能。有一整個月，他接受仲介的安排，入住仲介另一個房客的倉庫間。房客是一對年輕的越南夫妻，來這裡投靠久居的長輩求生活。倉庫清出的東西堆放在門口，他睡在充滿長年濕氣的沉軟床墊上，躺在上頭感到刺鼻與微微頭暈，他想像自己是幾世紀前坐在窄仄船艙內抱著有去無回打算的旅行者。走廊另一端是他聽不懂的話語，爭吵或歡笑，還有半夜悶著聲的做愛呻吟聲。他感覺自己像胎盤未穩的嬰兒，隨時會落下，掉在不知何處的所在。他羞於面對寂寞，很長一段時間，他早早出門。因為只是借住的緣故，無法申請網路與電話，與世界聯絡的方式只剩一張儲值十歐的手機易付卡、連接彼時法國尚未興盛的公共Wifi。再來，就是在一些十三區的亞洲雜貨店，找那些操著不知哪個地方口音的中國店員詢問「國際電話卡」。那張卡約二十歐左右，要在路邊的插卡式電話亭使用，插卡後要輸入卡上的一連串數字，按下國際碼00886，最後就可以撥號給台灣的市話，大約可以通話二十分鐘。為了聯繫不會使用電腦的母親，他一早七點出門，沿路尋找公共電話。即使當時，電話亭也是淘汰邊緣的設置了，那是街友的棲息處，有屎尿與精液味作伴。他記得跟母親報告拿到獎學金時，她慌張不解的表情。「那是多遠？」「要讀幾年？」他猜想母親也想問，不過沉默問起他的出國時間、平均溫度、日光節約時間這些瑣碎資訊。她算起了匯率，還有時差。每次接起電話，母親會自動說：「現在是冬天，你那邊晚七小時。」她若無其事般算起這裡跟那裡的時間。他想像她擔憂，如果沒有掌握著時間，在如此遙遠的陌生之境，會弄丟這個兒子。也許是冬季的日出特別晚，七點出門，呼著寒氣尋找電話亭，茫茫黑夜中漫遊。他想像嘉義透正中午，母親剛下工回家守在電話旁的模樣。
時差之於他有如聯繫的作用。北上求學之後，他與母親的聯繫就淡了。所以他曾以為放得下，將父親一下的老家的地賣掉後，除去一些準備出國的費用，留下的錢給母親與未嫁的大姐共同生活，不必憂心。他一直以為，無後顧之憂，帶著疏離感離開，更自在地於異鄉生活。他其實沒有錯，只是錯估了巴黎。沒有疆界，仍會掉出邊界之外。在他剛來的艱苦期，差點以為自己是被淘汰者時，透過電話亭聽到母親的報時，頓時覺得那就是他的底限了。公共電話亭如此古典的街景，在最初的一段時光給了他依偎，甘心被時光俘虜。即便後來找到房子、有了網路，與所有的法國留學生一樣可以與台灣市話免費通話，或是再過幾年智慧型手機的興起，他仍帶著電話卡，在越來越多失能的小型廢墟般的電話亭街景中，撥打電話給母親。
有了這些零星的對話，他便也免去了思鄉的灼。他是朋友當中唯一沒有大同電鍋的，對於維力炸醬麵、旺旺仙貝、大溪豆乾毫無興趣，沒有家鄉寄來的補給品，關於台灣來的事物，他一無所需。
只是，當他讀到「Aujourd’hui maman est morte, ou peut-etre hier, je ne sais pas.（今天媽媽死了，或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這個句子，不論別人如何解釋這句話的疏離感，他仍止不住地一直哭泣。沒人知道除了親情外，還有時間的緣故。
5.
他清楚。出場的時間分毫不差，意識太多令身體像自動的，走上舞台，精確的情緒與聲調表情講完台詞，退場。人格，拉丁文personna，起源於面具一詞。初學高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他止不住興奮去「套用」，即使大學時知道一個理論時，同時學到這理論的批判總是尷尬。那也許才是起點，沿著興趣探索，後來轉向皮耶‧布赫迪厄。彷彿找到更有威力的武器，一條路上沒有太多阻礙，博士論文完成口試，延了一年簽證，路，感覺自己走不下去。
他還是習慣每天喝完一杯咖啡後出門前往密特朗圖書館，木階走上後，沿著無階的履帶手扶梯下降。多虧了文學，他學會了同時以方式全景式的角度的觀看自己與解剖內在，但堅硬的牆也難免裂縫。他佯裝不知道複雜的理論論戰，在手扶梯緩坡下降時描述。
密特朗國家圖書館的主體是四棟Ｌ型的高聳建築，說是象徵著打開的書冊，貼滿了玻璃帷幕的外牆只是單純反射鏡像，在它們的腳底下，一方面被拒絕著，另一方面被包圍著。無法進入。建築包圍的不僅是空地，而是陷落下去，徹底陷落的中心空地，種滿高大的植物。為了求知，必須陷落，當作如此，心裡也仍然陰暗了起來。久了會習慣這般的穴居，如果夏日在那待上一整天，閉館後離開走上西蒙波娃橋，會因塞納河水面的反光刺眼而恍惚；到了凹陷下的第一層，所謂的「上層花園（Haut-de-Jardin）」，入口警衛會檢查背包，並通過金屬感應門。建築體本身是「回」字狀的，往內壁看，是密閉的落地玻璃圍起的中央花園，讓人想起侏羅紀公園的造景。沿著鋪紅毯的廊道行走，會無止盡的在四邊打轉。外壁按字母排列著閱覽室，沿著外牆散出去。然而對於求道者來說，尚不足以駐足。喜歡在那工作的研究者，會一眼晃過收費處、上層花園閱覽室、館內書店、沿牆擺著的舒服躺椅與排隊人潮，直向閘門，掏出紅色的閱覽證感應通過，推開沈重的雙道鐵門，裡面是金屬打造的鐵皮空間，再搭一次長長的電扶梯向下，才到了「底層花園」。找到自己預約的位置，到櫃台取走預約的書。甘心成為囚徒，像中世紀的僧侶。
此刻的他往離開圖書館的方向走。過去一天工作完成彷彿運動結束後放鬆疲憊感，現在猶如逆行，焦慮的興奮是背叛感，事實上他在論文的後期，漸漸感到窒礙難行。他在研究日誌上寫下無關緊要的事，不過幾個月，累積起的東西長成別的形狀。他需要的強度不在這。於是研究之外，他去游泳、學拳擊，最後重量訓練。學習讓自己持續的不適應。他在心裡給自己一到兩年的時間，甚至三到四年。以此時光，紀念將來：回國，意味著不知何時終止的流浪生活。決定了之後，卡關許久的研究，頓時通解了。
只有少數的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有時他會稍微解釋，關於學術這條路，前程的規劃對於他的世代是一下崩解的。原以為將會遞補上去的體制的位置快速流失，連流動的、卑微的、朝不保夕的位置都成了必須去乞求的。他猜想，大部分的人以為他做好覺悟，準備要擠進這扇窄門了。在體制性的排除浪中泅泳，在學院的邊緣裡耗上學者最珍貴的一段時光。被戲稱為「海龜（海歸，海外歸國學人）」的他們，命運更像在龍宮裡渡過快樂時光的浦島太郎，回到岸上時，只能被迫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瞬間蒼老的無用之人。
他只是簡單的，找到一個適合迎接眼前命運的姿態。流浪是好技能，可惜還沒學會，但是至少，至少馴化多年的身體變野性了，同時連思考也變得野蠻。
他，博爾，明確的對著不明確的一切對象說：我拒絕。
6.
她午後兩點起床。拉開窗簾。陽光，與昨天夜裡下過雨的記憶。
桌上有前夜寫稿時的紅酒杯，殘酒是血的顏色。她正在流血，不會痛苦，只是有些粘膩。
沒有聲音。沒有人。沒有故事。她的房子空蕩蕩的，彷彿為了等待人來，還有人走後的空無與凌亂，還有悲傷。
她感覺到，過了一夜，自己更為蒼老了。煙盒在床頭，劃開火柴，點起煙，甩熄火柴棒，深深吸了一口煙，稍微活過來了一點。
在下一次陷入之前，必須要吃點東西。時間還足夠。廚房是唯一她塞滿東西的場所。長桌與四張椅子。她煎了蛋，烤了兩片吐司，切了comte乳酪，微波火腿，放了生菜當三明治。一壺濾壓咖啡。一顆放在蛋架上的白煮蛋。
打開電腦，螢幕上，前夜的檔案。厭倦。她的寫作似乎完結了。許久以前就結束了。不能重新開始。僅能重複或是毀滅。已經毀滅了。只有毀滅。他們誤解了。這不是風格，是終歸沈默前的呼喊。你聽到時已經太遲，一如卡繆沉痛的《墮落》。她不向任何人求救。甚至，不感到痛了。只需要痛苦的回憶本身，甚至回憶也不要了。
已讀不回的訊息累積著，人們以為她終止了寫作。在某些人眼裡，讀者或寫作者，或是更小的圈子內，偶爾還會提起她，好奇她的消息，她的寫作，發表。但是這些日後也將無關緊要。也許會揣想她是怎麼壞掉的。
寫作的開始就是開始了。寫作的開始就是結束了。同樣意思。
寫作還在，在她的生命裡蔓延。
並且意外的，勾結上其他人的思想、意志、情感與慾望。色情的。她甘願被當作誘惑者，女巫，妖孽。獻祭自己，私密的寫作的空間任由踐踏。
她的意志在想像中存在，長大，集體造夢出的。一個陌生的慾望取代了她原來無可名之的慾望，她長年對抗的、纏綿的、搏鬥的、妥協的慾望，在他人那裡供奉起。她覺得可笑。除此之外，熄不了也燃不起的憤怒困惑著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個徹頭徹尾的妓女被當作貞女，是天生的瘋女被視為聖女。
如果我，菊兒說，如果我失去了走向極端的力量。我會拖著我們一起掉下去，歡迎來到我的聖殿，我不是我們圍繞的中心，我是我們的他者。
只是，在我們的故事完成之後，該何去何從？
7.
「我很抱歉。以及，加油，祝好運。」
「謝謝，我會繼續。」博爾說，彼此對言語的意思掌握絲毫不差。即使延簽的一年，他已經打算視為長假，在流浪於體制的漫長日子到來前（流浪正是證明體制的運作本身，體制的失靈也是體制繼續維持的意志），願意自由一點流浪，他仍是延續著在圖書館研究、參加研討會的生活。其中總不免經常遇上師友，對他們投來的同情眼光感到抱歉。
眼前的法籍中生代學者可以是任何人，而他，是亞洲小島來的新科研究生也可以是任何人。在這場景中任何的見證者，都可以輕易辨認他們，隨時找到話語加入或離去。認識即歸類，涂爾幹的社會學走到底的風景，包括個體，個體的每個思想、情緒、習慣與反應，都是層層分殊當中暫時的棲所。法國學者詢問近況、目前進行的研究、最近熱門的理論與學者、圈子內的關係確認（是否認識誰，下次要引介的客套話），當然還有最終迂迴的探問，博爾畢業後的出路。他不難猜到立場背後的心思，在博爾輕接話頭間接表示有回台求職的可能性（其實意思就是決定了）後，對方語氣的緊張頓時消解，情感略為溢出。安慰與鼓勵的話語變得有些表裡不一，隨即調整，回到正常的言不由衷的狀態。即使，無論如何他們都可以忍受你，只要你願意以任何代價留下來。最好還是拿了學位之後回去母國。不是厭惡、不是否定，亦非排除，然而你還是繼續待著的話，存在有點尷尬。
「或是，回去當個法語教師。」博爾在道別前補上一句。
「當然，太好了，你講了一口完美的法語。」
這是整段對話裡，最為誠心的肯定了。太好的、完美的、完全正確的、沒有口音的法語。他記得曾經有一次在研討會上，有人質問講台上的華裔女漢學家一個老調常談的身份問題：「妳是因為母語是中文才能在這邊講話。」她的回答卻也出乎他的意料了。她說：「我在法國出生長大。中國離我很遠。對我而言甚至是痛苦的。我只能回答你：我只有外貌是亞洲人，心靈是法國人。」他知道，一路在法國接受教育的學者，法國高等師範哲學系畢業的菁英（他想起一連串的名字：涂爾幹、伯格森、沙特、梅洛龐蒂、傅柯、布赫迪厄，這些被稱為「normalien（高師人）」的文化優勢），很難會給出這麼容易被批判的論述。面對破綻百出的姿態，他一反常態，不在腦裡或當面回擊譏諷，讓情境衝擊的力道鎖在內心裡下沉，揉合在異鄉生活累積的羞辱、憤怒、不安、憂鬱，一瞬間的靈光，他瞥見一個模糊的可能性。也許不是可能性，而是誘惑，他抵抗不了的：他意圖實驗並觀察，在這幾年間，把法語講得比法國人更法國，文法與發音徹底根除外國性，會看見怎樣的光景。
原來他設想，去除了口音，在思想上偽裝成另一種「偽外國人」，抄寫女漢學家的表述與認知，如同對於該角色原型的「諧擬模仿（pastiche）」。身世的差異，使得亞洲面孔與流利法語的事實歧義出去，他是外國人而非亞裔的個體，他的語言不是本地標準法語而是去外國腔的法語。他猜想，使用了這層想像後，透過他人對待自己的方式，他將便利於觀察「外國性」的建構。幾年下來，他貪婪地觀看，有時鬆懈，經常警覺。緩慢累積的論文一下子變得精彩。只是，在清楚擁有異鄉人的陌生感的意識底下生活，久了，有另外一個意識生長起來。虛構的我生成，如無所不在的不可見的鬼魂，如現代小說裡的全知視角。他耽溺於此。直到很久以後，其實已經是博士階段了後期，才恍然驚覺，一直以來真正的自我醒覺並沒有跟上，如深陷於夢裡專注地觀看著卻不曾意識到這是夢。於是他寫出受到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讚賞不已的論文，他答辯時的心不在焉甚少人注意到。在答辯席，師友們關注下，他心想的是另一件事：這個實驗，本質上最終該質問的，是「我自身」。「我」是我最好的（雖然也是最遠的且最後的）社會觀察研究對象。諷刺在於，這是唯有在結束之後才能理解的事。
很快的，他在他們的友誼當中找到出路，因為他們一直在身邊。他們經常辯論與互不服氣的（譬如安娜每每給他辯倒卻無法甘心、或是亞銘精煉的問句能讓他警覺卻一直以嚴密的推論去阻擋），卻始終拉著他。
他重新讀起自己的研究筆記。多年來鍛鍊的語言與句法，原具有虛構的強密度。寫作早已前行，必須用野獸般的靈敏與耐心，還有力量去追捕，重新掌握它。他在寫作之中發現自己滿溢出的外國腔調（法文的「異鄉（etranger）」同時是「奇怪」的意思）。與「我們」一起，博爾開始重新學習說話。
8.
現在我在說話。只有我能說。也許你正在笑我，也許你皺著眉頭，如果你自言自語，可能會以比平常高亢的聲音說：「她在做什麼？」。她，女性第三人稱。這個她不是我。「她」無法代替我說話，你們他者沒有資格用「她」來代替我說話。
我喋喋不休。整個屋子裡鴉雀無聲。我無聲說話。以我之名，我，無名姓者。只是一個說話的我，沒有聲音的說話的我。
今天早上我照鏡子。晨光穿過落地窗灑在腳邊，我在全身鏡前，看著十五度仰角鏡面反射的身體。我輕撫雙肩，讓肩膀的帶子一路滑到腳踝，退下的連身睡衣像是剝下的皮。我赤裸著，散髮著。我，三十二歲，皮膚光滑但略顯蒼白，過去纖瘦身體現在稍微有些豐腴。我眼球圓而凸，刻痕般的雙眼皮，黑眼珠佔了很大的部分，眼窩卻是比一般人凹下去的；我的鼻樑挺起，鼻頭鷹?，上嘴脣薄而下唇有肉，不擦口紅時缺乏血色；我的脖子長而白，鎖骨明顯，胸部不大，水滴狀的，到現在尚沒有下垂的跡象，乳暈的大小剛好，乳頭翹起，只是顏色也暗沉了；因為還未真正的胖起，腹部還是平整，上腹保留些微的中線，肚臍以下漸漸堆積起肥肉，腰也慢慢消失了。但大體上，穿上衣服時，仍然給予纖瘦的印象；歲月藏在底下，除了臉孔，從眼角開始。我的臉已經是成熟女人的臉，身體卻還像女孩般未發育。我在崩壞。
我每天早晨會這樣檢視，偶爾撫摸自己，讓自己舒服，開心。我很早就擺脫了快感有關的羞恥感覺，我喜歡一切淫穢的事物，我的身體是我的老師。我在自己的身體，認識最光明與最黑暗的事物，有時，是同時認識。
不，並沒有那麼天真，我曾經誤解過，持續觀看身體，意味著自戀或自信。我以為了解了或認識了我的身體。事實上，身體比我所想的、所料的、所信的，都還要難以掌握。慢慢我注意到我的深沉焦慮，身體隨時在意識中逃逸。對峙下，我身如水，我意如石，與別人不同，終究，我的意識會被身體鑿穿。頭痛的時候，我感覺得到腦裡神經拉扯；肚子痛的時候，我知道胃還是腸的哪邊發炎；背痛的時候，我清楚哪條暗藏的筋肉緊繃著；我全身病灶，甚至感覺到病變的細胞吞噬著我，衰老的細胞癟扁塌下，我不求醫亦不求神問卜，任由腐爛，細胞再生的速度追不上毀壞的速度。博爾說，我的想像力是過度了，他天真覺得這是我寫作的動力。他不懂，但是誤打誤撞猜對了。我沒有義務解釋；亞銘注意到我的身體度量衡，我用我的心跳計時，我用我的皮膚感知溫度與天氣，我用我的睡眠探知日出日落，我用我的步伐紀錄距離。他說我逃離了現代生活掐住人的集體規制，逃離了柔順的身體之上的規訓與懲戒。事實上我只是身體的俘虜，我的思想被身體馴化；安娜，這可愛的女孩，一心想仿效我，書寫我，捕捉我。可是我只是的缺席，我只是我的缺席，沒有任何意義。
我還在寫，從我二十歲以來出道，二十三歲出了第一本書。一年一年的累積，與我的名聲一樣，令我感到噁心。在別人眼裡，作家的我的形象取代了著作，在我這裡，我的人生拆解，混著我不知道的東西，變成了一個個著作。等待作品（oeuvre）。不可能到來。
不論如何，我書寫的是別人的身體，我的身體等待他人來寫，在我的身體上紋寫，我正在死去。
這是我最後一次以我說話。
接下來要說的就是我們的故事了。
我們無權述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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