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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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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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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張愛玲(KAB1087)

類別: 文學小說
叢書系列:知識叢書
作者:張小虹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09月04日
定價:550 元
售價:434 元(約79折)
開本:18開/平裝/452頁
ISBN:978957138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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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內文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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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母親是寫在水上的字

但在進入所謂張愛玲「自傳性小說」《小團圓》的解構閱讀之前,先讓我們看一看張愛玲第一本散文集《流言》中所提到的母親與母親的離婚。一九七六年初《小團圓》正式完稿前,張愛玲在給鄺文美和宋淇的信中言道:「《小團圓》因為情節上的需要,無法改頭換面。看過《流言》的人,一望而知裏面有〈私語〉、〈燼餘錄〉(港戰)的內容,儘管是《羅生門》那樣的角度不同。」然本章此處先從《流言》切入,並非依循線性時間的先來後到與文類的可能預設,而將「早先」以「散文」形式發表的《流言》當成更貼近真人實事、更根據事實的「自傳」,並由此來比對「後來」以「小說」形式發表的《小團圓》,而是企圖從「頭」去看「黃逸梵」的分裂與雙重,從「頭」去解構《流言》作為所謂最初、最原始、最真確的「源頭」(「源頭」之可以成為時間意義上的最初,本就同時啟動了「補遺」〔supplement〕的虛擬性,無後繼的摺曲變化便無所謂的本源,源頭並非生而為源頭,而是變成源頭)。

母親在《流言》中沒有姓名,如同父親、姑姑一樣,乃是以親屬稱謂的母親行之,但此親屬稱謂卻從「頭」便有了分裂與雙重:

我母親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綠衣綠裙上面釘有抽搐發光的小片子。傭人幾次來催說已經到了時候了,她像是沒聽見,他們不敢開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說:「嬸嬸,時候不早了。」(我算是過繼給另一房的,所以稱叔叔嬸嬸。)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裏像船艙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綠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無窮盡的顛波悲慟。(〈私語〉,頁一五七─一五八)

按照張愛玲的傳記資料,張愛玲母親黃逸梵與姑姑張茂淵於一九二四年聯袂赴歐遊學,張愛玲彼時年僅四歲,與此篇〈私語〉中的敘述並無出入。但重點不在於傳記資料與散文敘事「像」船艙玻璃上反映的海,更成功接合了「母親」與「大海」的慣用文學與文化想像(法文的海洋mer 與母親mere 發音相同),出洋的母親所將行經的大海,已微縮為竹床上的「船艙」,「顛波」一詞不僅促發了情感狀態的「悲慟」,更外在化為光線與顏色的顫動閃爍:大海的顏色成了母親的綠衣綠裙,痛哭顫抖的身體「轉喻」為綠衣綠裙上「抽搐發光的小片子」。重點不在於母親離家出洋的那一天,是否真穿了一套綠色的衣裙、衣裙上是否釘有綠色的小薄片,重點在於「母親」與「嬸嬸」的分裂與雙重(不只是當時宗族家族名義上的「過繼」,也是母女關係在親疏遠近上的難以調整與無法適應,推上前去貼近了的身體距離,帶出的卻是親屬稱謂的親等疏遠,怕不正是進退不得於親密與疏離間的永恆踟躕),也在於「母親」與「大海」的分裂與雙重(母親不是海,母親只是要出洋渡海;母親就是海,母親就是海洋的顏色、光線與無窮盡的顛波悲慟),更是「無人稱」敘事的開放與流動,讓顛波悲慟的主詞─主格─主體充滿不確定性,誰在那裡顛波?即將出洋的母親,母親身上的綠色小薄片,船艙玻璃上反映的海?誰在那裡悲慟?伏在竹床上痛哭的母親,站在母親床前不知所措的女兒,多年以後以模糊回憶、以散文倒敘、以文字補遺的書寫者?重點不在傳記資料的「真實」揭露,重點在文字敘述的時空壓縮、在記憶與真實的貼擠、在情動主體的不確定性。

而母親與大海的雙重與分裂,也出現在敘述者「我」八歲那年從「天津的家」來到上海的家」之過程,「坐船經過黑水洋綠水洋,彷彿的確是黑的漆黑,綠的碧綠」,「女傭告訴我應當高興,母親要回來了」(〈私語〉,頁一五九)。此處我們要推展的,不是傳統文學與文化想像中「母親─大海」作為回歸源起的「無差異」(undifferentiation),而是被大海帶走、又被大海帶回的母親,「母親─大海」所啟動一連串的「分離」運動:母親與父親分離,「父親的家」與「母親的家」分離,「我」與「父親的家」分離,乃至最後「我」與「母親的家」分離。八歲那年母親回來後,「我們搬到一所花園洋房裏,有狗,有花,有童話書」(頁一五九),但一切的美好卻終結於父母的協議離婚。又再度出洋的母親(母親與女兒的再度分離),將女兒留在了「父親的家」,「那裏什麼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做﹃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頁一六二)。後來父親再婚,與同樣吸鴉片的後母一起搬回了民初樣式的老洋房,「我」最初的出生地,一個「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的陰陽交界邊緣(頁一六三)。而與其相對的,乃是留有母親空氣的「姑姑的家」,然而當再度出洋的母親再度回國與姑姑同住,決定收留被痛毆幽禁爾後逃離「父親的家」的女兒後,「母親─大海」作為「分離」運動而非傳統「回歸子宮」的合而為一、圓滿安祥,最終所推向的卻是「我」與「母親的家」的分離,「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母親的家不復是柔和的了」(頁一六八)。

而就算不與「大海」意象相連,在《流言》中作為血緣與家族親屬稱謂的「母親」,也同時成為一種以推離為連結、以連結為推離的獨特「分離」運動,重音節不放在「合」而放在「離」,一如本章所聚焦的「離婚」,除了指向社會習俗與法律規範、指向張愛玲父母的傳記材料外,亦是以「離」來分離「宗法婚」與「現代婚」、以「離」來分離父親與母親、以「離」來分離母親與女兒,以「離」來分離傳記與書寫、作品與文本。而母親與女兒的「分離」,不僅發生在母親的出洋與母親的離婚,更發生在母女的重逢與共處。「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童言無忌〉,頁八)。「拉手」作為一種母女身體難得的接觸與連結,觸發的卻是陌生與疏離,然此生疏中尚有對母親「羅曼蒂克的愛」所引起的刺激感。但當「拉手」變成「伸手」時,「三天兩天伸手問她要錢」,「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頁八)。「拉手」嘗試拉近母女的距離,「伸手」卻推離了母女之間可能的愛,磨難著時時得盤算經濟狀況入不敷出的母親,也磨難著自覺拖累母親、自覺忘恩負義的女兒,沒有傳統對母愛的理想歌頌,沒有無怨無悔的付出,只有字裡行間的殘酷與辛酸,「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