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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一九九五年秋，辭去上一份教職後，我決定縱容自己去圓一個夢。我挑了七位最優秀用功的學生，邀請她們每星期四早晨到我家來討論文學。她們清一色是女性──在我私人的住所開男女合班的課風險太大，即使討論的不過是小說。我們的課堂雖是男性止步，但仍有一名男學生鍥而不捨，堅持申張他的權利。於是他，也就是尼馬（Nima），私下照樣閱讀指定的作品，並在某些特殊的日子到我家來討論我們正在看的書。
我時常玩笑似地以史派克（Muriel Spark）的《布羅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提醒學生，並問：「妳們哪個最後會出賣我？」因為我生性悲觀，相信到頭來總會有人背叛我。娜絲琳（Nassrin）曾調皮回答，妳自己說過，到頭來我們都會背叛自己，成為出賣自己基督的猶大。」瑪納（Manna）則強調我並非布羅迪小姐，而她們不過就是她們自己罷了。她讓我想起我常掛在嘴邊的叮嚀：無論是什麼情況，千萬別把小說當成現實人生的翻版，而小看了它；我們在小說中探求的並非現實，而是真相的頓悟。不過假如要違背自己的告誡，選一部最能反映我們在伊朗生活的小說，那絕非《布羅迪小姐的青春》或《一九八四》，而是納伯科夫（Nabokov）的《斬首的邀請》（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或更貼切的《羅莉塔》（Lolita）。
我們的週四晨間研討會進行了兩年後，我在德黑蘭的最後一夜，有幾個朋友和學生前來道別，順便幫我打包。當我們將屋裡所有的東西打包，當所有物品和色彩褪成八只灰皮箱，像精靈幻化成煙、縮進瓶中後，我和學生襯著餐廳光禿禿的白牆，合拍了兩張照。
那兩張相片此刻就在我眼前。頭一張有七個女人，她們倚牆而立，按當地法律規定，穿戴黑袍黑頭巾，全身包得密不透風，只露出臉蛋和雙手。第二張照片還是同一批人，同樣的姿勢，倚著同樣的牆壁，唯一不同的是，她們除去了外層的包覆。她們因繽紛的色彩而有所區分，因衣服和頭髮的顏色、式樣與長度而獨特，就連那兩個仍戴著頭巾的女孩看起來也不太一樣了。
第二張最右邊穿白色T恤和牛仔褲那個，是我們的詩人瑪納，她入詩的題材往往是多數人不屑一顧的事物。照片沒反映出瑪納黑眼珠奇特的晦澀不明，未能顯露出她內斂、隱密的本性。
站在瑪納旁邊的是瑪荷希（Mahshid），她的黑色長頭巾，與細緻的五官及靦腆的微笑，顯得格格不入。瑪荷希其實很能幹，但她渾身流露出的優雅考究，令我們不由得稱呼她「夫人」（my
lady）。娜絲琳過去常說，我們不只用來形容瑪荷希，還擴大了「夫人」的意義。瑪荷希十分敏感，有一次雅西（Yassi）告訴我，瑪荷希就像瓷器一樣易裂，在不熟的人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可是誰敢招惹她，準沒好下場。雅西繼續敦厚地說：「我則像耐用的塑膠，不論別人怎麼對待，都不會龜裂。」
雅西是我們這群人當中年紀最輕的，照片裡她穿著黃衣，身體前傾，一臉燦爛笑容，我們常說她是大家的開心果。其實雅西生性害羞，但只要一興奮起來，就會忘了矜持。她說話的語氣略帶揶揄，不僅質疑別人，也挑戰自己。
我穿棕色衣服，站在雅西旁邊，一手搭著她的肩。站我正後方的是阿金（Azin），我最高的學生，留著一頭金色長髮，身穿粉紅色T恤，笑得和大家一樣。阿金的微笑不像微笑，倒像壓抑不住的神經質爆笑的前奏。即使在向我們傾訴她和先生最近發生的問題，她照樣綻出那奇特的笑。驚世駭俗、有話直說的阿金，喜歡自己言行舉止所造成的震撼效果，而時常與瑪荷希及瑪納起衝突、意見相左。我們給她取了個「野丫頭」的綽號。
在我另一邊的蜜德拉（Mitra），或許是這群人當中最冷靜的一個。她就像她畫裡的粉彩一樣，彷彿逐漸淡出的隱約人形，但她的魅力在於臉上那對不時出現的神奇酒窩，還被她用來操弄毫無戒心的受害者，使他們乖乖就範。
抓著蜜德拉手臂的是莎娜姿（Sanaz），由於受到家庭與社會的雙重壓力，她在渴望獨立和企求贊許之間搖擺不定。我們全都在笑。而尼馬，即瑪納的先生兼我唯一真正的文學批評家──要是他能堅持到底，把他那些出色文章完成就好了──是我們的隱形夥伴，攝影師。
還有一個人：娜絲琳。她不在相片中，她沒堅持到最後。不過少了那些不在場或無法在場的人，我的故事就不算完整，他們的缺席彷彿沒有傷口的痛楚，始終隱隱作痛。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德黑蘭：它的不在場比在場更真實。
在我腦海，娜絲琳的影像有點模糊失焦。我翻遍這些年來與學生的合照，其中許多張都有娜絲琳，但她老是躲在後面，不是躲在人後，就是躲在樹後。有一張照片，我和八名學生站在教職員大樓前的小花園中，按例，臨別紀念照都來這裡取景。背景有一棵茂密的柳樹，我們都笑得很開，娜絲琳卻躲在角落，從最高的學生後面探出一雙眼睛，彷彿頑皮誤闖的小妖精，成了不速之客。另一張照片裡，她的臉夾在兩個女生肩膀形成的小谷後方，我幾乎認不出來。她在這張照片中眉頭深鎖，心不在焉，似乎不知有人正在拍她。
該怎麼形容娜絲琳？我曾戲稱她為笑臉貓（Cheshire cat，譯按：《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貓），在我的教學生涯中來去無蹤。其實我根本無從形容她，她自成一類，只能說娜絲琳就是娜絲琳。
有將近兩年的時間，不論晴雨，她們幾乎每週四早晨都來到我住處，當我目睹她們卸除非穿戴不可的面紗長袍、綻露琳琅滿目的色彩時，每每不能自已。學生們走進房間之際，卸除的不只是頭巾和袍子。每個人的輪廓和形狀逐漸浮現，起居室的窗戶框有我深愛的艾布士山脈（Elburz
Mountains），起居室裡的天地成了我們的避風港、我們自給自足的小宇宙，嘲笑著眼下現實世界的城市裡一張張被黑頭巾裹住的怯懦面孔。
這課程的主題是小說與現實的關係。我們閱讀波斯的古典文學，如《一千○一夜》（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的創作女王雪赫拉莎德（Scheherazade）的故事，以及西方的經典之作──《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譯按：十九世紀法國寫實小說家福樓拜之作）、《黛西‧米勒》（Daisy Miller，譯按：十九世紀美國小說家詹姆斯之作）、《副主教的十二月》（The
Dean掇 December，譯按：二十世紀美國小說家貝婁之作），當然還有《羅莉塔》。我邊寫書名，回憶邊隨風席捲而來，驚擾了這他鄉異地秋日的寧謐。
此時此地，在這頻頻出現於我們課堂討論的另一個世界，我坐著重溫和學生（後來我都稱她們我的丫頭）在德黑蘭一個看似陽光燦爛的房間、讀著《羅莉塔》的情景。但若要一窺《羅莉塔》中詩人罪犯杭伯特（Humbert）的內心奧秘，我需要諸位讀者在腦中想像我們的存在，否則我們便不是真的存在。擺脫時間與政治的箝制，想像我們處在有時連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情境：想像我們在最隱私的秘密時刻，在最奇特的平凡瞬間，聆聽音樂、墜入情網、漫步街道，或在德黑蘭閱讀《羅莉塔》。然後，再想像我們的這一切被剝奪，趕入地下，見不得光。
今天我之所以會寫納伯科夫，是為了慶祝我們即使在德黑蘭的逆境中依然讀了納伯科夫。我選擇他小說中我最後教授、也藏有許多回憶的一部。我想寫的是《羅莉塔》，但此時我必須重提德黑蘭的往事，才能寫出有關這小說的一切。這是德黑蘭的《羅莉塔》，不僅《羅莉塔》給德黑蘭換上一種不同的色調，德黑蘭也讓我們重新定義納伯科夫的小說，將它轉化為「我們的《羅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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