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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充滿「機遇性」的一次大戰∕翁嘉聲
翁嘉聲（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Munro Clark, 1960-），現任劍橋大學第二十二任欽定歷史學講座教授。他是澳大利亞人，在當地完成大學後，前往柏林自由大學及劍橋大學研究，專研普魯士宗教史。這方面成果以1995年《改宗政治學：普魯士的新教傳教與猶太人，1728-1941》（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出版，討論兩百多年來普魯士新教徒如何使當地猶太人改宗。他在2003年合編的《文化戰爭：十九世紀世俗與天主教之間的衝突》（Cultural Wars: Secular-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討論十九世紀世俗民主政治與天主教威權組織間的衝突，其中突顯出俾斯麥針對德國天主教發動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不過是在許多類似場域中最知名及最具規模的一次，而且這樣的衝突在當時德國人眼中其實一直進行著。他在2000年為「當權者的輪廓」（Profiles in Power）系列寫作《威廉二世：末代德皇》（Wilhelm II. The Last German Emperor）。但使他在學術界頭角崢嶸的是2006年《鐵的王國：普魯士的崛起及崩潰，1600-1947》（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該書德文版為他在2010年爭取到類似德國史學終身成就獎的「德國史學家獎」，儘管他仍然相當年輕；這也是該獎第一次被頒給不是以德語為母語的史家。他在這本書裡反駁傳統上認為德國在建國之前歷史上的獨特性（Sonderweg），強調不是只有軍國主義的普魯士，而是有許多個不同的普魯士；他認為德意志帝國不是普魯士命運的完成，而是終結。在《鐵的王國》之後，克拉克在2012年出版《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並於2013年出版德文版，銷售上極為成功，全球三十萬冊中有超過一半是在德國銷售。這除了因為該書的傑出學術研究及精彩敘述外，也有人懷疑這本書的主旨符合二次大戰以來深植德國人心的一種罪惡感，而這種感覺更被費雪（Fritz Fischer）在1960年代初期提出的命題所強化：德國其實在第一次便有世界霸權的野心，並為後來納粹的發展鋪路，而當時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其實正是1914年的希特勒。克拉克的《夢遊者》避免指責誰要為一次大戰爆發負責，這似乎協助抒解許多德國人戰罪的心理壓力。克拉克在2015年因為促進英德關係而被封爵。
一次大戰爆發至今剛過一百年，但圖克曼（Barbara Tuchman）在五十年前出版的「八月砲火」（The Guns of Augustus）已經將大戰爆發劃歸在歷史分水嶺的另一邊，彷彿是來自遙遠國度的人與事，是當時強權集團無法協商調和彼此歧見，所導致的大災難。約翰‧甘迺迪將「八月砲火」理解為他所遇見之古巴飛彈危機的寓言故事，下定決心不讓任何人有機會寫出一本類似的「十月飛彈」（Missiles of October）。圖克曼的作品反映出冷戰時代雙極對抗的思維，只是這次的邪惡帝國是德國，至於塞拉耶佛的暗殺及奧匈帝國的反應，她幾乎不置一詞。同樣地，我們現在在一次大戰爆發百年之後去閱讀《夢遊者》時，心中立即迴響著許多現代的聯想，如由國家所默許贊助的恐怖活動（當時是塞爾維亞情報單位裡的民族主義份子策劃暗殺王室及政客）、南斯拉夫聯邦解體（這聯邦大致是當時的大塞爾維亞計畫）、種族淨化（塞爾維亞人虐殺非塞爾維亞人）以及北約聯軍2011年轟炸利比亞（義大利於1911年入侵利比亞，觸發肢解鄂圖曼歐洲領土的兩次馬其頓戰爭），以及以北約在巴爾幹及利比亞這些前鄂圖曼帝國領土裡的最後通牒（這使得當時維也納對貝爾格勒的通牒看起來十分溫和）、軍事干預及調停活動，都令人聯想到當年德法英俄義及奧匈強權在外交上縱橫捭闔及軍事上的威逼脅迫。當筆者寫作這導讀時，曾是奧匈雙元帝國之一的匈牙利才決定要在與塞爾維亞的邊界，修築四公尺高、綿延一百多公里的長牆，阻隔該國難民湧入。過去投下的陰影竟是如此之長、如此之暗。
《夢遊者》的重點是要討論奧匈王儲夫婦在1914年6月28日被暗殺那天開始，到英國8月4日對德國宣戰的三十七天期間，諸國外交折衝的失敗以及大戰的爆發。《夢遊者》就像荷馬史詩《伊里亞德》一樣有宏偉結構及集中的主題：克拉克的故事雖只涵蓋這大約五星期出現的悲劇，但在故事發展中不斷地指涉過去及預視未來。但與史詩不一樣的是這裡沒有任何英雄或俯視人世的神明，只有在不同首都裡眼界有限、不知決策會有何結果的「夢遊者」。
這故事共分成三部分陳述。克拉克一開始（一至二章）便引領我們進入狂熱民族主義份子的幽暗世界裡。一群塞爾維亞年輕軍官在1903年發動政變，血腥殺害親奧匈帝國的國王夫婦，扶植親俄羅斯的新王，使得原是奧匈附庸的塞爾維亞王國，瞬間成為巴爾幹最反對奧匈帝國的國家，成為俄羅斯在日俄大戰1905年戰敗、經歷革命以及全力改革之後，將擴張焦點從遠東轉移到巴爾幹半島後的前哨站。這次的暗殺使巴爾幹新興國家開始清算鄂圖曼在歐洲的剩餘領土，而因為奧匈與俄羅斯皆涉入其中，於是巴爾幹政治確定與歐洲強權間更廣大的鬥爭相掛勾連動。這次暗殺也迫使溫和主義立場的人必須強調他們好戰的男性格，以免顯得畏縮。這些以恐怖活動為政治手段成為塞爾維亞政治本質的一部份，這使人想到上世紀末南斯拉夫內戰時的種種激烈及殘酷。克拉克雖然在整本書裡不指出誰該負責，但開場的焦聚似乎已經將一次大戰的道德支點放在常被忽略的塞爾維亞以及支持這恐怖主義國家的俄羅斯，而事實上俄羅斯自己也對保加利亞王室做過相同的事。
克拉克在第二部分（三至六章）則是對一次大戰爆發之前四十年外交做番詳細的審視。他強調這段期間的特色是多元化。克拉克證明在這時期的國家在政治決策常是「去中心化」：民主國家如英法，除了國會政黨政治外，還有軍人、外交官員以及國家領導人之間複雜的互動，權力中心因人及派系而屢屢更迭。即使集權的俄德及奧匈，政治決策也常常不是直接了當。威廉二世雖有權力任命總理，也常大發儻論，但在實際決策上常被隱瞞，而軍方更是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另外德國有當時全世界最強大的社會主義政黨SDP。這些再加上已經開始影響政治決策的公共輿論，這不僅在英法民主國家如此，在奧匈、俄、德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再列入如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催化，那是更複雜的圖像。
另外一個多元則是1815年維也納會議由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親王所主導的權力平衡（Concert of Europe），在十九世紀末遭到挑戰。雖然1857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強權互鬥已經動搖這種均勢，但強權「喬事」仍是常態。但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的建立，打破1648年威斯法利亞（Westphalia）條約所預設歐洲核心日耳曼是個權力真空地帶，以及任何企圖想藉之在歐洲取得「霸權」的國家（如拿破崙時代的法國），會受到其它強權集體杯葛，恢復平衡。英國堅持光榮孤立的地傳統，以「歐洲權力平衡的再平衡者」（rebalancer of the balance of power）自居。但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拔地而起，對歐洲而言無異是場「德國革命」（如之前「法國革命」），帶來「德國問題」，因為權力平衡的預設條件已經改變：強大的德國要放在何處？俾斯麥處理「德國問題」時強調德意志帝國是「心滿意足的強權」，是國際衝突的誠實仲介，讓自己永遠處於任何結盟的核心，努力解除列強的戒心。在作法上他要孤立法國，極力拉攏俄羅斯，避免德國被包圍的夢魘，同時力保逐漸衰落的奧匈帝國，有備無患；俾斯麥鼓勵其它歐洲強權從事海外殖民擴張，藉之轉移注意力，也是手法之一。但鄂圖曼帝國逐漸瓦解所帶來的巴爾幹問題即將成為俄羅斯及奧匈衝突的焦點，所以俾斯麥所從事的艱鉅外交挑戰必須極大膽、要細膩及要耐心。但是德國逐漸的強大經濟及軍事力量卻也讓人懷疑這位仲介的角色。英國能否繼續置身事外呢？
年輕新皇帝威廉二世只學會俾斯麥大膽冒進（brinkmanship）的外交手法，卻完全沒有他的節制以及全盤考量和遠見，結果帶來一連串的外交災難，讓兩個政體迥然的法俄達成協議（—德皇應該無法想像到沙皇國事訪問法國時，會聽完那代表推翻集權暴政的「馬賽進行曲」—），接著是英法協議，然後再經過法國引介，英俄在波斯、阿富汗及西藏的殖民衝突上達成諒解，產生英俄協議，對德國形成大包圍。這是俾斯麥終其一生極力避免的外交夢魘。原先的多元主義逐漸轉變成兩大集團的對抗。這些英法俄外交合作只是模糊的友好協議（entente cordiale），但從未排除往同盟關係發展，特別是法俄兩國。克拉克對這過程中的發展交代簡潔清楚，特別突顯出德國外交決策體系的混亂，例如威廉二世以為可以利用英法殖民活動的競爭來進一步分化，同時獲得國內人民支持德國海外殖民的野心。但兩次摩洛哥危機反而更把這英法推在一起，甚至促成雙方參謀總部來往。在發生《每日電訊報》1908年訪談的醜聞之後，德國的文人及軍人其實已經決心要提防德皇干預政治決策，但德皇永遠不甘寂寞。
故事的第三部分（七至十二章）帶我們進入那從奧匈王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受暗殺，到英國對德國宣戰的漫漫三十七天。克拉克描繪各國對這暗殺及最後通牒的種種考量，其中最大的特色是每個國家常是令出多元，舉棋不定，所以德皇雖然對奧匈帝國開出全力支持開戰的空白支票，但一旦宣戰時，立即退縮，但軍方警告德皇不得退縮。國與國之間的溝通時更常會被誤解，例如英國外相格雷強烈反德，但在內閣中是絕對少數，反而必須靠反對黨來支持；英國外交系統（包括喬治五世）在對外發言時語多模糊，不僅讓德國誤判英國不會介入，也讓法國懷疑英國對協議的決心，而大為焦慮。這些突顯出所謂的兩大集團，其內部團結性及對外敵對性時常被過度誇大。但所有這些不同的「向量」最後還是帶領大家邁入大戰的悲劇。但這不必然要發生，因為1908年奧匈帝國併吞波斯尼亞時，情況更為緊張，而德國強勢介入成功地、但僥倖地避免大戰爆發；1914年如果爆發戰爭，沒有理由不認為這只會是局部的「第三次巴爾幹戰爭」。克拉克的最後分析拒絕承認1914年大戰爆發有任何主導性的元兇。他用「東方快車謀殺案」作家阿加莎‧克裏斯蒂偵探故事做比喻：在一次大戰爆發中，沒有一位兇手拿著冒煙的槍，站在屍體旁；要是有的話，那會有許多人拿著冒煙的槍。換言之，克拉克最多能接受的是「集體責任」。所以這場戰爭真得一定會爆發嗎？或乾脆如泰勒（A. J. P. Taylor）說，這場戰爭是「意外」？我覺得克拉克在對大公被暗殺那刻的描述很有啟發性：他說大公座車沒有倒車檔，所以司機在開錯路時無法立即倒車迴轉，但只要有足夠空間，車子仍可轉向。只不過在那時候，兇手普林西普已經往大公夫婦開槍，車子只能載著即將斷氣的傷者到醫院，但急救無效。
克拉克在陳述中強調的不是那些在一般書裡會看到的帝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密約結盟、軍備競賽等「原因」，雖然克拉克沒有遺漏這些，但他懷疑這些概念的解釋能力及作動性（agency）。他強調的是這三十七天故事裡的相關個人及其作為，但不認為有任何決策者具有前後一致的企圖，更沒任何一個人有權力及能力促成大戰爆發。克拉克著重的個人及其作動性，是要強調how，不是why。但讀者還是會感覺許多的how會變成像是在回答why，因此克拉克會怪罪一些人多一些（特別是俄國），反而傳統上被怪罪最多的德國政客及將領則是照常休假，奧匈士兵被放回家收割，不似處心積慮，決心世界大戰一定要爆發。克拉克認為決策者都是依據一幅自己所繪的有限心靈地圖去做決定，而每個人之間一連串的互動常會帶來不可預測的結果，整個故事因此充滿「機遇性」（contingency）。克拉克也不認為這場戰爭是兩大集團因為某種挑釁行為所導致的結果。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雙方結盟的不確定性及不可靠性才有1914年夏天的危機。如果每個作動者依據自己的目的，理性或非理性地（如強調那種相當男性格的「榮譽」及「尊嚴」），依據自己有限的心靈地圖去回應其他人類似的作法，而最後集體地走到一場沒想到、也無法想像到的世界大戰「黑天鵝」，那麼每個人就像「夢遊者」一樣，做出自己認為合理、但卻不知後果的決定。這是悲劇。克拉克這種寫作風格與傳統史學強調因果緊密相扣，一個因素強化另個因素，推動事件往前發展，甚至能夠以全知全能之姿來進行史學寫作，是大相徑庭。克拉克因此為史學寫作另闢蹊徑，但這需要極為強韌的神經去進行，因為這裡遊戲的名字叫「機遇性」、叫「黑天鵝」。這種窮盡論證，從所有可能的角度來審度事態，力求避免無謂論斷，努力不受某種預設信仰所引導的經驗主義，使得克拉克在史觀上流露出十八世紀英國經驗主義大師大衛‧休姆（David Hume）的風格。這是典型的英國。
這是一本相當用功、博學、機智及文筆流暢優美的深度歷史作品，凡是對近代世界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或學生，都應該在書架上備有一本。我想之後其它對一次大戰起源的探討，都必須面對克拉克的挑戰。他特殊的寫作風格以及隱含的哲學立場，挑戰歷史寫作的一些基礎概念，也想必會令人更清醒、令人更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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