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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前言
．余英時
這篇文字是根據今年9月 1 日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這是「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講演時因限於時間和通俗性的要求，許多意見都無法充份發揮。「時報」專欄組陳朝平和陳明貴兩位記者整理出來的九千字講稿非常清楚，為改寫工作提供極大的便利。這是我十分感謝的，但是經我再三考慮之後，覺得不能僅就原稿略加潤色即行刊布。理由有二：第一、此次承「中國時報」特別從海外約我回國演講，安排與接待之隆重使我非常感動不安。因此我不能以草率的態度來回答「時報」的盛意，用我自己不滿意的講稿交卷。第二、講演的題目實在太大。我在回國的途中雖幾經構思，但講演時僅有一概念性的綱領，細節尚多待補充，尤其因時間所限，許多重要的問題都只能三言兩語輕輕帶過。若逕用原稿發表必將引起讀者的各種誤解。這更不是我一向遵守的學術紀律所能容許的。雖然改寫工作費去了不少時間，而且字數也增加了三倍以上，但相對於這樣廣大的題目而言，本文仍然祇能算是一篇提綱。言不盡意之處，只有請讀者原諒。
1983年10月13日余英時記於美國康州之橘鄉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是對立的嗎？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大問題。對于這樣的大問題，論者自不免有見仁見智之異。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中國文化和現代生活似乎是兩個截然不同而且互相對立的實體。前者是中國幾千年積累下來的舊文化傳統；後者則是最近百餘年才出現的一套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源出於西方。所以這兩者的衝突實質上便被理解為西方現代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激與挑戰。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所有關於文化問題的爭論都是環繞著這一主題而進行的。
在這個一般的理解之下產生了種種不同的觀點與態度，但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相反的傾向：一方面是主張全面擁抱西方文化，認定中國傳統文化是現代生活的阻礙，必須首先加以清除。另一力面則是極力維護傳統文化，視來自西方的現代生活為中國的禍亂之源，破壞了傳統的道德秩序和社會安定。在這兩種極端態度之間當然還存在著許多程度不同的西化論與本位論，以及模式各異的調和論。這些議論，大家都早已耳熟能詳，毋須再說。
站在歷史研究的立場上，我對於這一廣泛而複雜的文化問題既無意作左右袒，也不想另外提出任何新的折衷調和之說。我首先想對「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兩個概念進行一種客觀的歷史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我自然不能不根據某種概念性的假設，但是這種假設並非我個人主觀願望的投射，而是在學術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普遍性的。在綜合判斷方面，我當然也不能完全避免個人的主觀，不過這種判斷仍然是儘量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之上。
必須說明，文化觀察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出發，我所採取的自然不是唯一的角度。我所提出的看法更不足以稱為最後定論。我祇能說這些看法是我個人經過鄭重考慮而得到的，也許可以提供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參考。
文化一詞有廣義和狹義的種種用法。以本講演系列而言，則所謂中國文化是取其最廣泛的涵義，所以政治、社會、經濟、藝術、民俗等各方面無不涉及。以近代學者關於「文化」的討論來說，頭緒尤其紛繁。三十年前克羅伯（A. L. Kroeber）和克拉孔（Clyde Kluckhohn）兩位人類學家便檢討了一百六十多個關於「文化」的界說。他們最後的結論是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為系統，而文化的核心則由一套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系統所構成。這個看法同時注意到文化的整體性和歷史性，因此曾在社會科學家之間獲得廣泛的流行。近幾十年來人類學家對文化的認識雖日益深入，但是關於文化的整體性和歷史性兩點卻依然是多數人所肯定的。
另一方面，近一、二十年來，由於維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與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的歷史哲學逐漸受到西方思想界的重視，不但文化是一整體的觀念得到了加強而且多元文化觀也開始流行了。所謂多元文化觀即認為每一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獨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並非出於一源，尤不能以歐洲文化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準則。赫德並且強調中國文化的形成與中國人的民族性有關，其他民族如果處於中國古代的地理和氣侯的環境中則不一定會創造出中國文化。這種文化多元論有助於打破近代西方人的文化偏見。（但是必須指出，赫德本人並未能完全免於此一偏見，他仍以歐洲文化高於印度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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