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BC0006)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黃仁宇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89年10月17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8頁
ISBN：9571300462

【書摘｜專訪｜卷尾瑣語】

▼  專訪

生活煎熬出來的歷史觀——專訪黃仁宇教授

旅美名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名著《萬曆十五年》一書的首頁，有這樣一段描述：

「這一年陽曆的 3 月 2 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陞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層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已將近一哩，抵達時喘息末定，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這段優雅流暢的文字，構築出如真似幻的歷史場景，讀者一邊閱讀，也彷彿隨著走進了小說的情節。

．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歷史座標

黃仁宇說：「我想寫的歷史大部分是通俗的，因為那種形式比較可以發揮我的貢獻，並引起廣大讀者的共嗚。像《萬曆十五年》及陸續發表於「人間」副刊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系列史論，的確完全擺脫了既往的學術論文體制：他往往抓住某個歷史事件即一路舖延而下，在濤濤的時間黑流中，一一還原事件的面貌。黃仁宇的理想是希望高中程度的讀者，就可自在的閱讀這些著作。不過這種寫法，他自謙不一定是最好的、唯一的，他說這只是一個起點，但願能改變以往的寫史觀念。黃仁宇衷心期盼別的歷史學家能尋出更好的形式。

黃仁宇在他的歷史著作中，一再揭櫫「大歷史史觀」，提倡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條件重新檢討歷史。他自述此一史觀即是：作者及讀者，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間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蹟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也不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將當日社會輪廓，盡量勾畫，才不至於因材料參差，造成偏激的印象。黃仁宇的這種嶄新觀念，實際上全由生活煎熬所致，其學術成就，事實上是因命運的因蹇躓踣得來的。

1918 年，黃仁宇生於湖南長沙，父親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影響，加入同盟會，並自取「黃震白」之名，強烈的反映出「黃種人驅逐白種人」的民族意識，他的愛國情操對黃仁宇造成了鉅大的影響。

1930 年，黃仁宇剛剛進入長沙第一中學，城裡各路軍隊熙來攘住，有戴黃領帶的桂西軍，佩紅臂章的共產黨軍，及著白底兩藍條臂章的國民黨軍隊。時代動盪的陰影，隱約已籠罩在才十三歲的黃仁宇心中了。

流離於篝火荒煙的中國青年，眼見國家落後，個人生存無法保障，當時內心只有一個單純的念頭，那就是如要除舊布新，振頹興敝，唯有科學一途。黃仁宇遂於1936年考進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1937年南開大學遷到長沙，稱為「長沙臨大」；後來又南移昆明，即是有名的「西南聯大」。那時對日抗戰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黃仁宇的父親告訴他，戰爭恐非朝夕可止，因此，黃仁宇毅然放下讀了一年半的大學學業，準備投考軍校。

其間五個多月，卻為黃仁宇留下一段最值得回憶的記者生涯。輟學之後的黃仁宇，先在長沙《抗戰日報》覓得一分記者工作，報社社長是鼎鼎大名的詩人田漢，同事廖沫沙則為共黨當今高幹。《抗戰日報》屬半官方性質，是一張半開大的小報，由於經費短絀，每天僅印二千分，印多了就賠錢；報館只是一間小房子，電話號碼簿是唯一的參考書籍，館內到處堆著紙張，所以他們工作在紙上，吃飯在紙上，睡覺也在紙上，甚至還拿紙當蚊帳。

工作同仁其實總共才三、四人，每個都是記者兼攝影、編輯、校對，待遇一個月只有三、四塊錢。

「待遇的多寡是其次的問題，重要的是，在那艱困的時代裡擁有一份富有挑戰性的工作，而且今天的努力，明天馬上見到成果，感覺上好像完成了某些大事。」黃仁宇說。

他興奮的繼續談道：「譬如我曾經訪問了一位要塞司令，還給他拍了一張照片，隔日圖文並茂的發表出來，自己頗感得意。有一次，美國學生代表團到長沙訪問，《抗戰日報》立即刊登斗大的英文歡迎詞，第二天送至車站分發給代表團，贏得不少友誼。我們也曾親赴醫院慰問傷兵，然後生動的加以報導，次日傷兵收到報紙後，每個人都激動得難以言語。」

不過，黃仁宇的記者生涯也並非都如此遂意，尤其政策的變更，常教他們無所適從，像西班牙的佛朗哥有時必須稱「革命軍」，有時又得叫「叛軍」。又如朝鮮獨立運動領袖金九，在長沙遭朝鮮人刺傷，報社同仁費了大勁，詳細的追蹤報導，報紙編好之後，上級得知消息，來了一通電話說：「不准刊登。」黃仁宇回憶著：「當時真是傷心了好一陣子呢。」

後來，日軍占領漢口，向長沙推進，「抗戰日報」只得停刊，黃仁宇隨即考入了中央軍校。

．軍旅生涯拓寬了歷史眼光

「中央軍校教授的全是現代化、標準化的知識與配備，分發到部隊之後，卻發現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一樣是現代化、標準化的裝備，士兵也不是想像中的士兵；他們甚至瞧不起剛從軍校畢業的軍官。先期的學長告誡我們，很多菜鳥軍官因為忍受不住士兵的冷嘲熱諷，作戰時從不盱衡情勢，拚命的衝鋒陷陣，結果成了無謂的犧牲。思想、環境的差異所釀造的悲劇，令人失望至極，如果讓我們到英國、法國去帶兵，保證個個都是一流的軍官。」回憶及此，黃仁宇不勝感慨。

1943年黃仁宇受派駐印軍隊，任新一軍上尉參謀， 44 年緬甸密支那戰役，日軍抱著「玉碎」的必死決心，匿身於白茫茫的蘆葦叢中，黃仁宇赴前線連絡返回陣地時，日軍發動突擊，射中他的右腳，所幸並不嚴重，經飛機送回後方治撩，一周後痊癒出院，為了趕車，居然一躍而上，上了車後才想到自己是負傷的人。雖然在戰役中受傷，黃仁宇心裡卻得意洋洋，認為做一個參謀而能親臨前線為國流血，何嘗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1946年，黃仁宇參加全國考試，獲選保送美國陸軍參謀大學進修，為期九個月。該校分：人事、作戰、情報和後勤四科，其中情報一科只准美國人研習。由於黃仁宇在受訓的中國軍官中最為資淺，因此被分發到冷門的人事科，他自我調侃的說：「起先我很不高興，以為人事不外升遷、考覈等枯燥乏味的內容，後來才曉得它研究的大都是動員問題，是很有趣、很科學化的，對我日後研究歷史產生了莫大的幫助。」

黃仁宇解釋說：所謂「動員」，乃在要求生活方式與戰鬥方式的一致性，例如：漁民多的地區，則易於組建海軍；農民居眾，那麼最好將他訓練成步兵；如果多數人以汽車為業，則適合機械化部隊。因為「數」與「質」平均一致，所以容易標準化。

中國自古以來，在軍事上一直是數量重於質量，劣勢戰勝優勢，文化程度愈低，其數目字愈能一致，動員就愈簡單。國民黨敗給共產黨，其基本因素就在這裡。因為共產黨落伍，同農村非常接近，動員起來輕而易舉，而且數目龐大。國民黨則因「數」「質」參差不齊，無法標準化。

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之所以戰得那麼辛苦，其主要關鍵也是在於農村無法動員起來，黃仁宇提出他獨特的見解：「幾百年後，當人們讀到這一段中國歷史，可能會懷疑：中國的領上比日本大，人口比日本多，歷史也比日本悠久，為何是日本打中國，而非中國打日本呢？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就可答覆：「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組織軍隊與日本戰鬥的資格，始終缺乏動員的準備。」

他緊接著說：「中國現代化軍隊的歷史僅數十年，起先還是軍閥統冶，毫無社會條件可言，舉一個例子說明，或許就更清楚了， 1950 年我到台北，街道所見全是軍用汽車，可見當時擁有機械交通者只有軍隊，像這種情況，一旦發生戰事，軍隊就毫無後援了。因此，社會條件能否配合才是癥結所在。」

黃仁宇再三強調，以往的史觀往往局限於上層結構的觀點，評比政策、臧否人物，卻從未深入下層社會來對證歷史現象，這種偏頗的史觀，於是產生了許多的歷史盲點。他說，十餘年的軍旅生涯，讓他有機會深入鄉村，此一下層經驗開闊了他觀察歷史的視野，這也是造成黃仁宇後來轉行歷史研究的主因。他說：「 1950 年我以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分退伍，身上除了一紙退伍令，可謂一文不名。在日本待了兩年後，到美國密西根大單，自三年級讀起，那時已經三十四歲，是班上最老的學生。當時電機工程方面的知識，因戰亂與時間的久遠，早就忘得一乾二淨，起先很想學新聞，可是又體認到英文根本難以同美國人競爭，同時歷經多年的滄桑，很想了解中國動亂的根源，於是便走入了歷史。」

．印證史觀的三次機緣

在美國求學的十年裡，黃仁宇完全以半工半讀的刻苦方式完成學業。他記得最清楚的是第一件差事，那是雜貨店的收貨員。由於白人的種族歧視心態，根本就沒人向他說明工作內容。在收貨站只傻愣愣的看著貨車倒車，一副文質彬彬的學生模樣，害得貨車差點就撞上了牆壁，司機氣呼呼地一骨碌就朝他扔來一袋貨物，大聲叱罵道：「你這是那門子的收貨員？」被壓在地上的黃仁宇這時才知道，用手勢指揮司機倒車，也是工作之一。當時他的心裡委屈至極，尤其又是少校退伍，自覺真是尊嚴掃地。他也當過園丁，卻「不識草、木、鳥、獸」，將玫瑰花苗視同雜草芟除；另外，又曾在建築公司，擔任數年的藍圖繪製員。

「十年的美國勞動經驗，使我發現：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極大，一個軍官退伍進入社會，可能只是一名小工，但在以前的中國，常常是子承父業，社會地位極少變動，不脫農業社會型態，以至於上下階層差距甚鉅，動員起來便困難重重了。」黃仁宇不忘隨時補充他的史觀由來。

至於在學術上的成就，黃仁宇謙遜的說，完全得力於機會。在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時，他的論文指導教授便是余英時，1945年黃仁宇在東北保安司令部時，便與余英時的父親同事，余雖是他的老師，但他卻比余大了十二歲，兩個人亦師亦友。黃仁宇說：「余英時給我的助益頗多，我第一次教書時的講稿，便是從他的著作引申節錄而來。」之後，研究明史時，得有機會為熟習中西文化的歷史學家富路特（Dr. L. Carrington Goodricn）工作，當時他正撰寫「明代名人傳」。1972—73年，整整一年，黃仁宇到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Joseph Needham）蒐集有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材料。

「由於這三次機緣，使我擁有美國人、英國人的不同眼光，再加上余英時的協助，與下層農村的經驗，因而得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印證歷史。」

黃仁宇的太太Gayle是美國人，他們唯一的兒子現在才廿二歲，正在 Colgate 大學四年級攻讀哲學、宗教思想。黃仁宇苦笑的說：「他書老是讀不好，倒是其他的活動樣樣精通，譬如：他既是樂團的主唱，話劇的主角，又是桌球隊的首席選手；中國話一竅不通，觀念更與中國人相反。」

太太、兒子都是美國人，自己也已入了美國籍，總想在有生之年為她留點貢獻，因此，黃仁宇目前最大的計畫便是撰寫一部1941—45年的美國歷史，估計約有二十萬字左右，它是以中國人的眼光來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國內的情形。黃仁宇補充說：「我對美國有些地方並不滿意，尤其這一代的美國人毫無危機意識，根本不了解開發中國家的困境，我兒子即是如此。但我愛美國的心同中國是一樣的，同時，我覺得1941—45年間是美國的最佳時期，那時她對中國的援助，完全基於道義，了與企圖，是我真正同意、欽佩她的地方。」

對台灣目前的政冶、社會現象，黃仁宇抱持樂觀的態度。他認為，有些運動乍看之下即便有脫序現象，但並不能稱之為動亂；任何國家步入某一階段時，總會要求再進步，而要進步，則需有新的調整、改革。綜觀台灣局勢，大部分的改革皆能針對現實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案，不像往昔以抽象籠統的所謂「真理」，從上往下強行、灌輸，因為法治原本就是由辯論而來。

黃仁宇最後舉例說：「像交通問題，如果不是先有汽車，或有了汽車闖了幾次禍之後，怎麼知道道路該如何規劃？紅綠燈該如何設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