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的衰亡（增訂新版）(BC00315)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譯者：廖彥博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2年03月11日
定價：420 元
售價：33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2頁
ISBN：9786263350120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清朝的覆亡，最初看來似乎是由一個瞬間自發的暴力行為所造成的。陰謀者的槍和劍，具體化形成像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這樣隨時都會爆發的事件。但是，一場革命並不只是區區一個瞬間，或是一次事件。革命必須經過長期持續的過程，在這當中還伴隨、圍繞著具體的政治破壞行為。如果和上述這些大背景脫鉤，單一的事件就會失去它終極的意義。實際上，籌劃革命者後來的行動，有時候會因為非出自本意的後果，而違背其初衷；而我們甚至好奇：革命分子是否有權將他們的所作所為，稱作是一場革命。

初衷與後果之間的分歧和差異，不只是學術界會關切。一個革命政權必須為自己植入新的歷史根源，以使政權合法，因此於對於革命事業的詮釋，竟然可以事關一個政權的存亡絕續，可說是毫不誇張。這種情形在中國尤其如此：帝制政府在一九一一年的垮台，隨之而來的不僅是政治秩序的土崩瓦解，更摧毀了作為制度支柱的傳統。後繼而起的政府因此必須創造一段新的過去，新的歷史，以便建立統治的合法性，同時也需要製造革命遺產，好留傳後世，就例如創造出像「國父」孫中山這樣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

國民黨版本的辛亥革命

中國國民黨人業已建構出他們的辛亥革命史論述。根據他們的黨史，在孫中山這位民族領導者出現之前，漢人忍受異族（滿洲人）統治，足有兩百五十年之久。孫出生於廣東，在夏威夷和香港受教育，表面上以行醫為業，但是他真正的目標，是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在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創立了祕密組織「興中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聚居地發展組織，之後在一八九五年—透過中國內地祕密會社的連繫，發動了首次起義。隔年，他在倫敦遭到清廷使館密探的綁架，在僥倖得脫之後，便全心投入於革命理論的研究當中。後來他逐步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政治哲學：即為民族、民權、民生主義所構成的三民主義。同時，他也制定了一套中國革命戰略：首先是推翻統治的專制王朝，接著由勝利的革命黨進行「訓政」，教導人民行使政治權力。在一九○五年，流亡海外的中國激進革命分子成立「中國同盟會」。孫中山的這些構想，加上他在華南發起的多次起義，使他成為領導同盟會的不二人選。接下來的六年之間，同盟會在廣東、雲南、湖南、浙江謀畫，並且發起一連串的起事，而以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廣州起義為革命進展的最高潮，在該役中，犧牲了許多志士寶貴的性命。雖然這些起義都以失敗告終，孫中山業已確立他在革命事業中的前驅地位，持續招徠追隨者，與他共謀大業。

終於，其中一次起事成功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華中地區的武昌，革命黨人的起事激起了反朝廷的兵變，革命風潮迅速蔓延全國。孫中山很快就透過他在上海的總部，掌握了全盤局勢，他在該地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大總統。到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清朝覆亡。但是，這時北方仍然在前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控制之下。孫中山為了顧全大局、維護國家統一，慨然辭去肇建伊始的民國總統之職，由袁氏接任。

不幸的，袁世凱最終被證明是反動派頭子，他在革命黨人於一九一三年試圖推翻他的政府時，

派兵鎮壓他們。孫中山再一次必須流亡海外。但是在接下來的七年間，他組織了新的國民黨，據有廣州，並且開始準備北伐，在進步的治理之下統一全中國。現在袁世凱已死，但是軍閥餘孽還盤據著首都，並且自相爭鬥、犧牲中國的主權，換取帝國主義者的貸款。孫了解，他需要盟友以摧毀這些軍頭，因此邀請共產黨人合組統一戰線，並且讓中共加入國民黨。這些中共黨人接受了他的邀請，但是因為他們持續暗中圖謀共產革命，最終背叛了孫的事業。孫中山在一九二五年病逝之前明白了這一切，但是他為了業已開展的北伐計畫，不得不維持國共合作的聯盟局面。這個政策在他死後，由他原來的軍事幕僚蔣介石繼承下來。蔣接管了國民黨，為實現孫中山統一中國的理想，而在一九二六年發動北伐。儘管中共與蔣在一九二七年決裂，蔣總司令還是在一九二八年將全國統一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並且在新的首都南京治理中國，一直到抗戰爆發。

國民黨革命史觀的矛盾

這套國民黨版本的辛亥革命論述，以及接下來的發展，是設計來使蔣介石繼承國民黨內的權力地位正當化。蔣被認為是國民黨總裁的不二人選，因為他實現了孫中山的遺志發動北伐，成為革命創始者的合法繼承人。因為如此，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就必須高於其他參與者。在這種情形下，辛亥革命於是被編造成完全是孫一手造成，民國肇建也是他個人的成果。

然而，如果對「國父」以及辛亥革命作更進一步的觀察，就立即能夠發現許多矛盾之處。孫中山不但和內地的祕密會社關係非常薄弱，他本人也只參加過一次起事。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會很快就四分五裂，而到了一九○八年，同盟會在東京的總部已經與人在印尼的孫失去連絡。這場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發的關鍵武昌起義，是下層士兵和統帶軍、士官所聯手發動的譁變，和孫中山沒有任何連繫。事實上，當革命爆發之際，孫本人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得悉起義消息以後，他直接由美國轉赴歐洲，面對西方列強諸國，以革命最主要的領導人自居。孫在上海獲選為臨時大總統則是妥協之下的選擇，因為在當時，湖北新軍將領黎元洪和湖南籍革命領袖黃興互爭總統一職，已成僵局。同盟會只在十八行省當中之一擁有實權，這就是孫的故鄉廣東，革命黨人在那裡發起多次反清起事，他的革命組織在那裡也最為強大。可是，即使在粵省一地，同盟會也很快就將地盤丟給孫的對手陳炯明，因為陳得到了商人和改革派仕紳的支持。

儘管孫中山在一九二○年代的革命運動中，無庸置疑的具有最高權威，但是，正如上述這些矛盾所顯示的，如果說他在辛亥革命當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將會是一種嚴重的扭曲。甚且，現在也有很好的理由能夠質疑，推翻清朝根本就不是一項長期布局，計畫完善的革命性雷霆一擊。相反的，辛亥革命可以看成是各省紛紛脫離中央所導致的結果，這些主要省分（除了一省例外）都由新軍的軍官，或是省諮議局的仕紳所領導。所以舊秩序的傾覆，可說是由一八五○年代，為了因應內憂外患所發展起來的過程之最後結果：地方武力的發展，農村經理階層的興起，在地方政府中仕紳政治影響力的延伸等因素。革命在思想上受到激進知識分子的啟迪，而革命的起事（儘管頗多失誤），則因為表露出深刻的社會動盪而顯得重要。但是清朝的滅亡，實在是十九世紀中崛起的新菁英所導致的後果。實際上，正是清廷在一九○一年後所作的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教育改革，諷刺地加速了菁英群體政治意識的形成；如此所產生的後果，對清朝的傾覆而言，遠較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於同時期內所從事的活動，來得更有貢獻。

軍事現代化及其後果

改革所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清廷在十九世紀後期，延續自強運動而來的軍事現代化改革。在一八九六年，即日本於甲午一戰獲勝後，盛宣懷就曾建議，以三十萬普魯士操典的各省團練新軍，替代原來八十萬的傳統綠營部隊。光緒皇帝之後下詔成立兩支新軍部隊：一是「自強軍」，由總督張之洞統率，以十三個營在南京組成；另外一支是七千人的「新建陸軍」，以直隸省為基地，歸袁世凱統領。兩支部隊都著西式軍服、配備西式武器（尤其是毛瑟槍），張之洞的自強軍，還由三十五位德國軍官進行操練。

慈禧皇太后此時雖然已經歸政於皇上，但是為了制衡新建陸軍，立刻就命令榮祿節制直隸所有朝廷部隊。榮祿稍後組織了一支按德國軍法操練的先鋒隊，歸甲午戰爭中作戰英勇的聶士成統領。袁世凱後來之所以在戊戌政變時背叛維新黨人，仍然效忠於慈禧，有部分就是因為榮祿在兵力上占了壓倒性優勢的緣故。

慈禧的政變代表滿洲皇族親貴重新控制了朝廷，他們也很快將手伸進軍事部門裡面去。皇太后重掌大政之後，改組北方各軍，將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併入榮祿統領的六萬名「武衛軍」當中。袁部雖然改稱為武衛右軍，仍歸袁氏指揮。不過，朝廷卻因此而確保了對華北軍事力量的掌控。

八國聯軍於一九○○年進攻北京，使朝廷的軍事力量遭受重創。戰爭爆發後不久，南方各主要督撫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私下和外人協商停戰（即《東南互保章程》），承諾保障帝國主義者在租界和條約口岸的權益。稍後被任命為山東巡撫的袁世凱，也奉行這一協議，忽視慈禧要他加快備戰的指令。結果是榮祿旗下各軍，在聯軍頭一波大舉猛攻時首當其衝。提督聶士成於一九○○年七月九日戰死於天津南郊，參戰的武衛軍，實力大為削弱。另一方面，袁世凱所部由於未曾開赴戰場，因而毫髮無傷，得以在戰後保存建制。

在皇太后於一九○一年決定展開制度改革之後，袁世凱麾下的軍事力量便開始得到擴充，他所統領的兵員，很快就達到三萬之眾。像他前任的李鴻章一樣，袁世凱得益於清政府自衛的決心。他的北洋軍所部軍官，主要都是日本軍校留學生，朝廷還贊助北洋武備學堂的設立。而且，專責改組部隊的練兵處，受到軍機處的支持，於一九○三年十二月設立。這個機構由袁世凱和軍機滿大臣鐵良共同主持，軍費由各省的稅收挹注，從而使袁麾下的部隊在一九○四年（同年底，日、俄為了爭奪滿洲和朝鮮而開戰）時，擴充了一倍。到此時，袁的轄下有六萬訓練精良、薪餉充足的士兵聽候號令，讓他因此成為北方軍事的領袖人物。

對於朝廷的官員來說，袁世凱在直隸省稱霸，使得一個老問題又浮出檯面。自從太平天國動亂以來，漢人的地方督撫如曾國藩、李鴻章及張之洞等人，在軍事上都自成局面，現在看來，袁世凱又將要步上他們的後塵。這些地方大員的權力，原來受到順治和康熙皇帝在十七世紀晚期所設下的制衡體系的牽制，這個機制依靠八旗統兵將領，使權力平衡的天秤傾向對朝廷有利的這一邊。可是自滿清入關以來，滿人菁英日漸失去種族認同，而八旗兵在平定內亂與外患時，業已證明完全無法派上用場。不過，朝廷即使失去了一項制衡漢人的重要武器，它卻因為自身日漸的漢化，反而贏得了漢族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忠誠。事實上，滿族菁英們此時已經十分認同漢人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導致西方軍事科技的學習，都由較不採取排外態度的漢人官員（例如李鴻章、袁世凱）所把持。然而，到了一九○二年，皇太后的諸多改革新政，讓這批滿洲親貴相信：他們需要趕上潮流、因應時代。貴族紛紛出國考察，而皇室諸王則選中普魯士貴族作為他們仿效的對象。在接下來的八年間，當滿人組織禁衛軍，由留學德國，和德國貴族聯姻的親貴蔭昌來統領時，朝廷對於能夠恢復祖宗在議政王大臣會議時的武勇，深寄厚望，同時也期待這批滿洲親貴，能夠像德國貴族軍官那樣，主導全國的軍事事務。

鐵良，這位袁世凱的前政治盟友，受命執行這項政策。滿洲人力圖恢復對所謂「北洋軍」的控制，當一九○六年，練兵處併入新成立的陸軍部時，袁部轄下的六個鎮（師）被分去四個。袁世凱靠著皇太后的幫助，討回了兩個鎮；但是隨著慈禧健康的日益惡化，袁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愈來愈艱困。他的失勢，可以很清楚的從一九○七年，他被任命為軍機大臣一事上面看出來：實際上這是明升暗降，有效的剝奪了他剩餘的兵權。皇太后在隔年過世，更使他在政治上少了重要的靠山。看起來，滿洲諸親貴在這場爭奪北方軍事指揮權的鬥爭裡已經獲勝。

但是，他們的勝利只是鏡花水月一場空。首先，以滿族親貴掌兵，只招致了漢人的疑忌和怨憎。這群親貴脫下儒家長袍，配掛德國式的肩章，希望能夠重振他們身上的勇武貴族之風。可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他們卻付出了失去漢人臣工們文化上效忠的代價，並且不幸地讓朝廷蒙上了重滿輕漢的污點。其次，鐵良和稍後的蔭昌，都沒能正確的認識到：袁世凱的權力基礎和之前的李鴻章、張之洞略有不同。袁氏與他們之間，確實有諸多相似之處：和李鴻章一樣，袁世凱無法自外於朝廷，另成格局，而必須仰賴他個人與朝中重臣的結盟，來保障他在地方上的軍事專擅局面。但是，和之前這批督撫不同，袁世凱所依靠的，是他已經訓練、培養出一批純粹的新軍事菁英。幾年下來，他的北洋武備學堂已經栽培出數百名軍官，這批人自認是他的人馬，對他個人唯命是從。

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軍隊，都以文人領兵，是根據上下從屬的忠誠關係組織起來的，每位軍官只從屬於他的直轄長官。袁世凱的軍隊則不然：部隊裡的幹部們並未受儒家處上、待友的道德準則薰陶，而是被教育要不分階級地對最高統帥袁世凱效忠。而身為職業軍官，他們擁有特殊技能，因此有別於傳統官員。在另一方面，曾國藩的幕友們，當年都期待著獲得官職任命，因此對於既有體制，就和對其恩庇者一樣效忠。而儘管袁世凱手下許多軍官，後來都出任北洋政府的官職，他們卻不把軍事生涯看作是轉作文職的踏腳石。受到軍校教育經驗的影響，從軍對他們來說是生涯的職業，而克盡職責則優先於效忠這個正在衰頹的政治體制。這種職業獨立性，讓袁部的軍官們就長期來說，遠不如忠誠堅貞的儒家官員來得可靠，但是在袁氏升任軍機大臣的這幾年內，這批幹部仍然聽從他的驅策。這些官員（如徐世昌等人）被安插在北方各個重要位置上，等到一九一一年、革命爆發之時，他們聽令於袁世凱，很快就採取行動。

財政困難

袁世凱並未擁有能夠宰制全國的軍事實力。其他的新軍單位在中國各地訓練、屯駐，這些部隊的文職長官是各省的巡撫，在二十世紀前十年間，他們侵奪了愈來愈多原來屬於中央政府的軍事、財政職能。各省財政的自主，尤其讓朝廷難以支付皇太后所發起的野心勃勃改革計畫。雖然中央政府的總支出，在一九○○年到一九一○年間成長了兩倍，稅收總額卻維持不變。

清廷此時有四項主要收入：每年土地稅約一億又兩百萬兩銀子，關稅三千三百萬，鹽運專賣營收四千五百萬及像鴉片貨物稅這類的釐金，約兩千一百萬。雖然土地稅只在北京的總收入中占了百分之三十五，政府的徵稅系統卻甚無效率，低階仕紳包攬稅收的情形也無所不在，導致稅率無法提升。其他主要進項—關稅和鹽稅收入，都用來作為保證金，償還過去二十年間所累積下來的龐大戰爭賠款。還有一項可能動用的內部收入，是各省的釐金。可是，當中央政府於一九○九年，授權內閣度支部審計並且徵收這筆稅收時，各省抗令不繳，該部毫無辦法。剩下的唯一資金來源卻在海外。清政府轉向列強各國求助，以現有的貧乏收入作為償還擔保，簽訂貸款合同。對朝廷來說，此刻除了向外貸款，已經別無他法來籌措軍事、經濟事業長期的資金需要。然而採取這樣的政策，使得各省影響力日漸上升的仕紳，和朝廷之間的緊張關係更為加劇。

在一八六○年到一九○○年這段時間裡，由高等功名、官員、知名文人組成的在京仕紳，更深入的介入其原籍省分的事務當中。正如他們曉得如何以低階仕紳作為鄉村事務的經理人，仕紳們也發展出一套包含地方水利會、慈善會和租賃事業在內的複雜行政架構。十九世紀的九○年代，多位有名望的仕紳起來領導維新派的學會，並且在公眾事業的經理、地方學堂、學校的課程改革，以及像開礦或紡織工業之類的企業事務當中，扮演更活躍的角色。仕紳日漸精通於理財，相對於京師狹窄的傳統官僚利益，他們的在地政治意識大為擴展。換言之，上層仕紳感覺到，各省的省會比起在北京的中央機構，更適合從事政治活動的競逐，這樣的趨勢日漸普遍。清朝在二十世紀前十年之間的改革措施，將傳統仕紳和一個羽翼初成的資產階級，在現代經濟企業中結合在一起，加速了地方學制的改革，從而助長了仕紳政治在地化的局面。

（摘自第十一章　天命已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