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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作 品

追尋現代中國(中):革命與戰爭
追尋現代中國(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
太平天國(上)
太平天國(下)
改變中國
康熙
追尋現代中國全集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康熙(作者親筆簽名書)

譯 者 作 品

鄧後中國大預測
孫逸仙
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
曹寅與康熙:Bondservant and Master
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
改變中國
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追尋現代中國(中):革命與戰爭
追尋現代中國(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

中國各朝歷史

【類別最新出版】
用地理看歷史:得中原者,為何得天下?
草與禾:中華文明4000年融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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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概論
屈原


追尋現代中國(上)(BC0132)──最後的王朝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05月21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92頁
ISBN:95713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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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4

墮落與苦境

在晚明文化與經濟生活的金玉外表之下,卻有社會結構的內在弊端在其中。部分禍端起於廟堂之上。明神宗萬曆皇帝長期在位(自 1572 至 1620 年),據稱神宗即位之初善於治理,朝中又有一群賢能大臣輔佐。但自 1580 年代以後,神宗深居紫禁城內。神宗為了立儲一事而與朝中大臣爭論不休,朝廷過度保護而無法巡幸四方,也無法親校大軍,令神宗深感受挫,對於老臣在廟堂之上不休的口舌之辯也漸漸不耐。最後他不上朝,也不再研習儒家經史,不批奏章,甚至連朝中要員出缺也不增補。

神宗不聞朝政,結果大權旁落閹官之手。中國內廷啟用宦官的歷史超過兩千年,但是明代任用宦官之多,卻是歷朝僅見,至萬曆時,北京的太監人數已逾萬名。因為皇帝足不出紫禁城,所以閹官就成為官場與皇宮內院的重要聯繫管道。朝中大臣若有政事要奏,就得說服太監代為傳遞訊息;太監自然會向大臣索求回報,有意攀龍附鳳的大臣甚至必須百般阿諛、奉承,賄賂較具權勢的閹官。

到了 1590 年代,許多宦官身兼朝廷要務,於是開始在政治上擔負重任。宦官的權勢隨著神宗派遣他們分赴各省收稅而漸次高漲。宦官的行事專橫乖張,經常恐嚇勒索地方的豪門巨富,並指揮精銳廠衛貫徹其意志,搜捕刑拷或殺害政敵。宦官之中又以魏忠賢最為權傾一時,起初,魏因負責照料神宗皇子之嬪妃的飲食而受寵信,到了 1620 年代,神宗長孫即位時,魏忠賢已是獨攬大權,主宰朝政。魏忠賢大權在握之時,還曾命人修史(譯按,即《三朝要典》),詆毀他的政敵,甚至還下令全國各地建祠歌頌他的功績。

儘管批評皇帝、針砭權臣的行徑十分危險,但還是有不少忠臣碩儒對朝綱的隳墮感到憂心。學者開始從理論方面來探索朝政敗壞的根由:許多學者認為,朝綱不振源自道德淪喪、教育制度的缺陷,以及恣意妄為的個人主義。對於許多提出批評的學者而言,王陽明有如惡徒,王陽明在其學說中揭示,倫理認知的關鍵深植在道德本性之中,因此人只要通過「良知」即能獲致理解存在意義的力量。誠如王陽明在與友人信中所言: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
王陽明又說,「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王陽明也主張知行合一,而其門徒在傳授與踐履先生的思想時,陽明學說往往會導引出違逆世俗的行徑,拒斥常規的教育形式,追求新的平等主義。

為了抗拒陽明學說這股潮流,有些弘揚儒家道德思想的學者在 16 世紀末著手組織以哲學思辯見長的書院。在書院裡,他們一方面準備科舉考試,研習倫常;而他們的激辯必然會從倫理的範疇旁及政治,而又興起政治改革之念。「東林書院」於 1604 年成立,活躍於江蘇無錫,到了 1611 年,已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1620 年,神宗駕崩,東林黨人受到神宗兒子、孫子重用,人人以實踐儒家的道德教化為務,主張強化邊防,整飭經濟。不過東林黨人執著道德訓誡,卻也令新皇帝厭煩。東林黨人的領袖彈劾魏忠賢,魏忠賢當朝命人廷杖重臣致死,但皇帝並未制止魏忠賢。

魏忠賢受到皇帝默許,於 1624 至 1627 年間,與其朝中黨羽以恐怖手段翦除東林黨人,許多黨人因而喪命或被逼自盡。魏忠賢最後雖被放逐,在 1627 年自盡,不過他的跋扈擅權已經嚴重挫傷朝廷威信,甚至鑄下無法挽回的禍害。一位東林黨人的領袖聽聞將受廠衛緝拿,而他亦自知在劫難逃,於是在給友人的訣別信裡寫道,吾先前為朝廷之首輔,首輔遭羞辱,與朝廷蒙羞無異。

士大夫與政治的沸沸揚揚,使對外關係與經濟的沉痾更形惡化。中國在十六世紀面臨數次外在威脅,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脅,蒙古人把馬、羊群驅趕至北京北方與西北邊的草原放牧;東南沿海則有倭寇侵擾。明朝開國之初,曾以互市和外交手段安撫蒙古部落,現在蒙古勇士卻不時侵擾邊境,還曾俘虜皇帝;在另一次戰役中,蒙古鐵騎又幾乎兵臨北京城下。 16 世紀末,朝廷勤修長城要塞,加強北境駐軍的防衛力量,不過朝廷似乎唯有定期「封貢」才能節制蒙古人。東南沿海的城鎮飽受倭寇騷擾,賊寇人數有時達百人之多,其中包括日本人,也有中國的亡命之徒,甚至還夾雜從葡萄牙控制的澳門所逃脫的黑奴。這群海寇恣意掠奪沿海,挾持百姓以勒索贖金。

沿海倭寇的勢力到 1570 年代已被遏制,但日本的軍力卻日益壯盛,及至 1590 年代,日本舉兵進犯朝鮮,戰況慘烈。由於朝鮮歷來即為明朝藩屬,朝廷認為應不計後果保護朝鮮,於是伸出援手出兵朝鮮。若非日本內部局勢生變,復以朝鮮水師有效切斷日軍的供輸線,逼使日本軍隊於 1598 年從朝鮮半島退兵,否則三方均會在這場戰爭中付出慘痛的代價。戰況吃緊,加重了東北的危機,在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領導下,東北的女真各部開始匯成一個武裝團體,並威脅到明朝在遼東地區的威勢。雖然當時還是勝敗難料,但是努爾哈赤的軍隊已是蓄勢待發,日後終於滅了明朝。

澳門也是中國面對的新問題。澳門位於廣州西南方的一個半島末端,1550 年代在中國的默許下,葡萄牙人佔領了澳門。到了 1600 年代,朝廷下令嚴禁商人與敵對的日本進行貿易,葡萄牙趁虛而為中、日兩國貿易的媒介。葡萄牙人收購中國的絲綢,將之裝船運往日本,交換日本開採的白銀。白銀的價值在中國要比日本高,於是葡萄牙人又將白銀運回中國,再購買更多的絲綢。葡萄牙人將白銀帶入中國,只是 16 世紀白銀流通於世界各地並對經濟造成劇烈衝擊的現象之一而已。

墨西哥與秘魯銀礦儲量極豐,是全球白銀流通網絡的主要來源,而墨西哥、秘魯的採礦權須得西班牙所特許。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馬尼拉(Manila)建立新據點之後,美洲的白銀在 1570 年代始源源流入中國。由於美洲對中國絲織品的需求殷切,於是幾千名中國商人群聚馬尼拉,販售中國的布匹、絲綢,加速白銀流入中國。白銀的流通範圍擴大,商業活動也隨之迅速拓展,萬曆皇帝府庫中的白銀存量激增。然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也帶來新的問題,包括通貨膨脹的壓力,興盛的投機性商業活動,在若干城市經濟成長不穩定,破壞了傳統的經濟模式。

1620 年,萬曆皇帝駕崩,不過在此之前,中國的經濟榮景就開始凋零。過去明朝昌盛的商業,曾經促成奢華商品在全國各地流通,以及經營匯兌業務的典當和票號行業的勃興,現在卻受到朝廷軍事挫敗的牽累。朝廷以農立國,無法有效對民間課徵稅收,極易受到各省玩忽法令的閹官及其黨羽的橫徵暴斂而蒙受傷害。朝廷治洪無方,賑濟無能,又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機,反過來使得朝廷無法徵集足夠的稅賦。

萬曆皇帝與幾位後繼者在位期間,農民的處境更是艱困。信奉「新教」的荷蘭、英國劫掠者打擊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賈,擴展了荷、英的貿易版圖,國際貿易模式因之丕變,導致流入中國的白銀大幅滑落,民間因而開始囤積白銀,銅銀的兌換比例陡然下降。 1630 年代,一千枚銅錢約可兌換一盎司白銀,到了 1640 年,一千枚銅錢僅能兌換到半盎司白銀,1643 年,一千枚銅錢僅能換得三分之一盎司白銀。這對農民是一大噩耗,因為地方交易是以銅錢計價,但卻須以白銀向官府繳納稅賦。

除了這些新的、看不見的成本之外,朝廷在東北與努爾哈赤的戰事節節擴大,軍事耗費與日俱增,朝廷所課徵的稅賦在 1618 至 1639 年間至少增加了 7 倍。飢荒連年,尤以華北為烈,罕見的乾旱與低溫籠罩,致使農作物生長季節縮短兩個星期,糧食歉收更是嚴重。(17 世紀又被稱為「小冰河時期」〔little ice age〕,世界各國的農耕地帶在此時也都感受到氣候異常的效應。)天災頻仍,賦稅加重,再加上兵丁徵補與逃兵的惡性循環,慈善救濟機制的遲滯,水利灌溉設施年久失修,防洪計畫付之闕如,朝廷所承受的壓力以及接踵而至的緊張局勢可想而知。等到問題一發不可收拾,無論是朝廷或京城、外省的官員,似乎既無能力,也無資源、意願去力挽狂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