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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現代中國（上）(BC0132)──最後的王朝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05月21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92頁
ISBN：95713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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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墮落與苦境
在晚明文化與經濟生活的金玉外表之下，卻有社會結構的內在弊端在其中。部分禍端起於廟堂之上。明神宗萬曆皇帝長期在位（自 1572 至 1620 年），據稱神宗即位之初善於治理，朝中又有一群賢能大臣輔佐。但自 1580 年代以後，神宗深居紫禁城內。神宗為了立儲一事而與朝中大臣爭論不休，朝廷過度保護而無法巡幸四方，也無法親校大軍，令神宗深感受挫，對於老臣在廟堂之上不休的口舌之辯也漸漸不耐。最後他不上朝，也不再研習儒家經史，不批奏章，甚至連朝中要員出缺也不增補。
神宗不聞朝政，結果大權旁落閹官之手。中國內廷啟用宦官的歷史超過兩千年，但是明代任用宦官之多，卻是歷朝僅見，至萬曆時，北京的太監人數已逾萬名。因為皇帝足不出紫禁城，所以閹官就成為官場與皇宮內院的重要聯繫管道。朝中大臣若有政事要奏，就得說服太監代為傳遞訊息；太監自然會向大臣索求回報，有意攀龍附鳳的大臣甚至必須百般阿諛、奉承，賄賂較具權勢的閹官。
到了 1590 年代，許多宦官身兼朝廷要務，於是開始在政治上擔負重任。宦官的權勢隨著神宗派遣他們分赴各省收稅而漸次高漲。宦官的行事專橫乖張，經常恐嚇勒索地方的豪門巨富，並指揮精銳廠衛貫徹其意志，搜捕刑拷或殺害政敵。宦官之中又以魏忠賢最為權傾一時，起初，魏因負責照料神宗皇子之嬪妃的飲食而受寵信，到了 1620 年代，神宗長孫即位時，魏忠賢已是獨攬大權，主宰朝政。魏忠賢大權在握之時，還曾命人修史（譯按，即《三朝要典》），詆毀他的政敵，甚至還下令全國各地建祠歌頌他的功績。
儘管批評皇帝、針砭權臣的行徑十分危險，但還是有不少忠臣碩儒對朝綱的隳墮感到憂心。學者開始從理論方面來探索朝政敗壞的根由：許多學者認為，朝綱不振源自道德淪喪、教育制度的缺陷，以及恣意妄為的個人主義。對於許多提出批評的學者而言，王陽明有如惡徒，王陽明在其學說中揭示，倫理認知的關鍵深植在道德本性之中，因此人只要通過「良知」即能獲致理解存在意義的力量。誠如王陽明在與友人信中所言：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 王陽明又說，「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王陽明也主張知行合一，而其門徒在傳授與踐履先生的思想時，陽明學說往往會導引出違逆世俗的行徑，拒斥常規的教育形式，追求新的平等主義。
為了抗拒陽明學說這股潮流，有些弘揚儒家道德思想的學者在 16 世紀末著手組織以哲學思辯見長的書院。在書院裡，他們一方面準備科舉考試，研習倫常；而他們的激辯必然會從倫理的範疇旁及政治，而又興起政治改革之念。「東林書院」於 1604 年成立，活躍於江蘇無錫，到了 1611 年，已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1620 年，神宗駕崩，東林黨人受到神宗兒子、孫子重用，人人以實踐儒家的道德教化為務，主張強化邊防，整飭經濟。不過東林黨人執著道德訓誡，卻也令新皇帝厭煩。東林黨人的領袖彈劾魏忠賢，魏忠賢當朝命人廷杖重臣致死，但皇帝並未制止魏忠賢。
魏忠賢受到皇帝默許，於 1624 至 1627 年間，與其朝中黨羽以恐怖手段翦除東林黨人，許多黨人因而喪命或被逼自盡。魏忠賢最後雖被放逐，在 1627 年自盡，不過他的跋扈擅權已經嚴重挫傷朝廷威信，甚至鑄下無法挽回的禍害。一位東林黨人的領袖聽聞將受廠衛緝拿，而他亦自知在劫難逃，於是在給友人的訣別信裡寫道，吾先前為朝廷之首輔，首輔遭羞辱，與朝廷蒙羞無異。
士大夫與政治的沸沸揚揚，使對外關係與經濟的沉痾更形惡化。中國在十六世紀面臨數次外在威脅，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脅，蒙古人把馬、羊群驅趕至北京北方與西北邊的草原放牧；東南沿海則有倭寇侵擾。明朝開國之初，曾以互市和外交手段安撫蒙古部落，現在蒙古勇士卻不時侵擾邊境，還曾俘虜皇帝；在另一次戰役中，蒙古鐵騎又幾乎兵臨北京城下。 16 世紀末，朝廷勤修長城要塞，加強北境駐軍的防衛力量，不過朝廷似乎唯有定期「封貢」才能節制蒙古人。東南沿海的城鎮飽受倭寇騷擾，賊寇人數有時達百人之多，其中包括日本人，也有中國的亡命之徒，甚至還夾雜從葡萄牙控制的澳門所逃脫的黑奴。這群海寇恣意掠奪沿海，挾持百姓以勒索贖金。
沿海倭寇的勢力到 1570 年代已被遏制，但日本的軍力卻日益壯盛，及至 1590 年代，日本舉兵進犯朝鮮，戰況慘烈。由於朝鮮歷來即為明朝藩屬，朝廷認為應不計後果保護朝鮮，於是伸出援手出兵朝鮮。若非日本內部局勢生變，復以朝鮮水師有效切斷日軍的供輸線，逼使日本軍隊於 1598 年從朝鮮半島退兵，否則三方均會在這場戰爭中付出慘痛的代價。戰況吃緊，加重了東北的危機，在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領導下，東北的女真各部開始匯成一個武裝團體，並威脅到明朝在遼東地區的威勢。雖然當時還是勝敗難料，但是努爾哈赤的軍隊已是蓄勢待發，日後終於滅了明朝。
澳門也是中國面對的新問題。澳門位於廣州西南方的一個半島末端，1550 年代在中國的默許下，葡萄牙人佔領了澳門。到了 1600 年代，朝廷下令嚴禁商人與敵對的日本進行貿易，葡萄牙趁虛而為中、日兩國貿易的媒介。葡萄牙人收購中國的絲綢，將之裝船運往日本，交換日本開採的白銀。白銀的價值在中國要比日本高，於是葡萄牙人又將白銀運回中國，再購買更多的絲綢。葡萄牙人將白銀帶入中國，只是 16 世紀白銀流通於世界各地並對經濟造成劇烈衝擊的現象之一而已。
墨西哥與秘魯銀礦儲量極豐，是全球白銀流通網絡的主要來源，而墨西哥、秘魯的採礦權須得西班牙所特許。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馬尼拉（Manila）建立新據點之後，美洲的白銀在 1570 年代始源源流入中國。由於美洲對中國絲織品的需求殷切，於是幾千名中國商人群聚馬尼拉，販售中國的布匹、絲綢，加速白銀流入中國。白銀的流通範圍擴大，商業活動也隨之迅速拓展，萬曆皇帝府庫中的白銀存量激增。然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也帶來新的問題，包括通貨膨脹的壓力，興盛的投機性商業活動，在若干城市經濟成長不穩定，破壞了傳統的經濟模式。
1620 年，萬曆皇帝駕崩，不過在此之前，中國的經濟榮景就開始凋零。過去明朝昌盛的商業，曾經促成奢華商品在全國各地流通，以及經營匯兌業務的典當和票號行業的勃興，現在卻受到朝廷軍事挫敗的牽累。朝廷以農立國，無法有效對民間課徵稅收，極易受到各省玩忽法令的閹官及其黨羽的橫徵暴斂而蒙受傷害。朝廷治洪無方，賑濟無能，又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機，反過來使得朝廷無法徵集足夠的稅賦。
萬曆皇帝與幾位後繼者在位期間，農民的處境更是艱困。信奉「新教」的荷蘭、英國劫掠者打擊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賈，擴展了荷、英的貿易版圖，國際貿易模式因之丕變，導致流入中國的白銀大幅滑落，民間因而開始囤積白銀，銅銀的兌換比例陡然下降。 1630 年代，一千枚銅錢約可兌換一盎司白銀，到了 1640 年，一千枚銅錢僅能兌換到半盎司白銀，1643 年，一千枚銅錢僅能換得三分之一盎司白銀。這對農民是一大噩耗，因為地方交易是以銅錢計價，但卻須以白銀向官府繳納稅賦。
除了這些新的、看不見的成本之外，朝廷在東北與努爾哈赤的戰事節節擴大，軍事耗費與日俱增，朝廷所課徵的稅賦在 1618 至 1639 年間至少增加了 7 倍。飢荒連年，尤以華北為烈，罕見的乾旱與低溫籠罩，致使農作物生長季節縮短兩個星期，糧食歉收更是嚴重。（17 世紀又被稱為「小冰河時期」〔little ice age〕，世界各國的農耕地帶在此時也都感受到氣候異常的效應。）天災頻仍，賦稅加重，再加上兵丁徵補與逃兵的惡性循環，慈善救濟機制的遲滯，水利灌溉設施年久失修，防洪計畫付之闕如，朝廷所承受的壓力以及接踵而至的緊張局勢可想而知。等到問題一發不可收拾，無論是朝廷或京城、外省的官員，似乎既無能力，也無資源、意願去力挽狂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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