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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現代中國（中）(BC0133)──革命與戰爭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05月21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0頁
ISBN：978957133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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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第三部 國家與社會的展望
清政局紊亂的潛在根源之一在於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失衡。中國的革新派致力於建構可行的共和體制，以取代威信盡失的帝國體系，希望締建新的政府組織，將中國改造成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在北京召開的議會是由各省代表組成，將中央與地方結合在一起。選民的人數近四千萬，可確保不同區域和利益能得到照顧。地方政府體制恢復生機，一方面緩和地方利益，另一方面穩定歲收上繳中央，使中央得以進行改革，並壓制外國勢力。
然而就在 1912 年中國第一次全國普選之後不到數月，這樣的夢想破滅了。臨時總統袁世凱派人行刺多數黨領袖，同時限制其所屬組織進行活動。儘管袁世凱胸懷復興中國的遠大抱負，但他欠缺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及圓熟的組織技巧，以致無法整合中央。於是政治權力流向地方精英以及數百名即將主宰各地方權力的軍閥手中。中國政治的弱點隨著國際局勢發展而益形凸顯：日本的索求益加蠻橫粗暴，而即便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派遣一百萬勞工援助西歐協約國的大膽構想，也無法贏得強權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尊重。
其結果是政治杌隉不安、思想上空前的反省與探索的時期：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深信國家滅亡在即，於是開始鑽研各種政治和制度理論，分析他們所處之社會結構的本質，論辯新的教育和文體形式的價值，探索那似乎正是西方科學核心的進步的可能性。這時期通常被稱作「五四運動」，雖然其追尋的議題同樣可見於明清嬗替之際、與清末有關國家前途的爭論中，但是這般密集的智性勃發和懷疑精神，卻是中國兩千年來所僅見。
五四運動的思想家探討種種選擇方案，這些當時最耀眼的心靈中，有的在蘇聯派往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的牽引操控下，轉而醉心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到了 1920 年，中國共產黨已然播下種籽。1921 年，中國共產黨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孫逸仙領導的國民黨享有優勢，追隨者亦眾，但是共產黨強烈表達出中國決心反抗軍閥、打倒地主，以及外國資本主義的抱負，並為人數日眾的工人階級的困境發出不平之鳴。共產黨員聯合國民黨的激進派，統籌了一連串令人印象深刻且富成效的罷工，儘管有時這類行動須以罷工工人的生命為代價。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結盟，一半起因於絕望，一半又摻雜了希望。絕望之情來自軍閥割據和外國勢力造成的分崩離析；希望來自於中國人的精神、技術，和智識力量，這是中國長治久安所不可或缺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長程發展目標雖然不同，黨員的氣味也不相投，但至少在聯合軍事力量和社會改革的手段、重新統一國家的企圖上，還能達成共識。在南方廣州，共產黨和國民黨攜手訓練一批新的軍事精英，成立了農民協會，讓農民得以加入已經組織化的工人行列中。1926 年，成軍不久的軍隊大舉北上，推進至長江流域，這次軍事行動的成功令人刮目相看。然而迅速推倒軍閥只不過加深了國共雙方社會政策歧見。對共產黨而言，1927 年是災難的一年，當時他們試圖以計謀打擊國民黨盟友，並扭轉新國家的走向，結果卻只能眼看著他們的運動遭到挫敗。
共產黨撤離城市，企圖在偏僻的農村自我重整，此時國民黨則試圖鞏固對全中國的統治。 1928 年後，從滿洲到廣東，都已在一個旗幟之下。蔣介石為了應付左支右絀的財政，集中精力重新改造國家的行政組織，獎勵交通運輸、城市公共設施，及教育設備的發展。在此建設過程中，並非所有外國強權皆是敵人：除了傳教士之外，美國提供大量資金和技術人員；德國支援軍事專家，並擬定數個涉及德國軍事設備及中國稀有礦產的計畫；然而日本依然故我，成立傀儡政權染指東北，並將勢力擴張至長城以內，直到中國同意宣佈華北的「非軍事化」。知識分子不滿國民黨姑息日本侵略行徑，建國夢想再度破滅。而共產黨奠基於自創的土地改革和游擊戰略的激進組合，開始建構起龐大且強韌的農村政府組織。
1930 年中期，日本一度成為中國民族復興的外來刺激及主要敵人。中國共產黨受到蔣介石軍隊持續不斷的攻擊，最後退出江西蘇區這個堅固的基地，展開「長征」，轉進貧瘠的北方。共產黨一到陝西，成功挑起百姓對骨肉相殘、兩敗俱傷的厭倦情緒。蔣介石被叛軍綁架的事件則再度給予共產黨進行「統一戰線」的機會，團結一致，抵抗外侮。儘管無數中國人在國家分合與改革的過程中歷經苦難，但中國人的國家觀念依然相當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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