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繼續論道，斯賓塞「宗天演之術，以闡人倫治化之事。」其他晚清時代的思想家一眼就看出這些觀念的重要性。宣揚維新運動的梁啟超滿懷希望，聲稱演化論「可以使其種日進於善」。梁啟超同樣注意到，遺傳與教育如何對個人的思想、知識、體格，與習慣產生影響，以及中國人如何強種以奮存：「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
社會達爾文主義勢必引導中國人探索種族與種族力量的問題，許多人也將這種西方理論與 17 世紀反清的民族主義者如王夫之的思想結合在一起。這些作家思索，中國人是否具備與生俱來的本質，倘若有的話，又是於何時發展出來的？假如中國人是黃帝的苗裔，那麼繁衍中國人的先祖是從何處遷徙至中國？他們過去適應環境的那段歷史，是否迄至受滿人與列強野蠻力量的窒礙後才趨於緩慢遲滯？除非民族能發展出新的力量，否則中國注定要亡種，中國的希望寄託在以意志的力量來完成這項工作。一位知識分子在 1911 年武昌起義前夕寫道：「國有魂則長存，國無魂則恆亡。然國魂立基於何處？在國學。」
然而有些人在可能導向反動路線的「國學」研究中看見危險，而主張迻譯外國文學作品似乎較能提供成形的中國意識良機，以對抗艱苦的奮鬥，這正是魯迅放棄在日本修習醫學，轉而從事小說、詩歌翻譯工作（尤其是俄國、東歐、德國作品）的目標。魯迅希望喚醒讀者「超人的意志力」，俟「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但魯迅的譯作在當時並未廣為接受，1908 年，魯迅的作品在東京與上海出版，兩地各僅售出 20 冊。
武昌起義曾一度燃起希望，以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競爭觀念已受到唾棄。1912 年孫逸仙改組國民黨贏得選舉之前曾說：
20 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的學說；一時影響所及，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為立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
到了 1913 年，孫逸仙卻語帶悲觀，世界將被生存鬥爭的原則所主宰，不管政府或實業無一倖免。嚴復對於他曾極力鼓吹的演化之說如今也是熱情不再，對於建立共和失敗以及歐戰的殺戳，嚴復的看法是：「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
這種悲觀的情緒很可能動搖為求社會改革而奮鬥的決心，事實上，這類心態業已出現在美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身上。中國共產黨創黨黨員之一的陳獨秀，於袁世凱去世後給友人的信箋中直言：「仆誤陷悲觀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實以歐美之文明進化，一日千里。吾人已處於望塵莫及之地位。然多數國人猶在夢中，而自以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藝甚至於日用品，無一不在劣敗淘汰之數。」果真如此，中國將會步向滅亡。
這類思想素質匯聚於中國共產黨另一位領導人毛澤東的精神結構之中。1917 年，毛澤東發表第一篇文章，時年 24 歲。之前，毛曾激烈反抗父親，不願在湖南務農，同時也抗拒父母安排的婚約。1911 年，在短暫的反清軍旅生涯之後，毛澤東於長沙過著隨性的自我學習生活。毛澤東以自學遍讀嚴復關於彌爾、孟德斯鳩、盧騷，以及斯賓塞等思想家的譯著，同時也博覽中國政治哲學家的作品，後來毛考進長沙知名學府「湖南第一師範」，專攻倫理學。這加深了毛對斯賓塞與盧騷等人理論的理解，並且開始接觸康德（Immanuel Kant）的學說，以及中、外思想的比較之道。
毛澤東最初將中國的積弱不振歸咎於「詳德智而略體魄」的觀念。毛澤東認為，中國國力隳弱，在於武風不振，民族體質嬌弱。中國民族體格之輕細，肇始於中國文化自古重文輕武，強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因而忽略了體能訓練。是故，毛澤東身體力行，以游泳、運動來「野蠻其體魄」。毛澤東在 1917 年 4 月出刊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題為〈體育之研究〉的文章，黽勉同胞堅實體格之鍛鍊。毛澤東強調體育之目的，「非第調感情也，又足以強意志。」然而中國文化強調德智的涵養，輕忽體格的強健，「文明柔順君子之容，雖然，非所以語于運動」，據此「運動宜蠻拙，騎突槍鳴，十蕩十決，暗鳴穨山岳，叱變風雲，力拔項王之山，勇貫由基之札」，這都是中國人應該奮鬥的方向。
兩年後，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文章中大聲疾呼，中國人應團結一致，並以類似 15 年前鄒容《革命軍》那種撼動人心的反清辭藻論道，唯有中國人真正團結一致，如果中國人能形成「民眾聯合」，那麼中國便能融入世界進化之潮流。這股潮流「任是什麼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麼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毛總結認為，倘若中國能順應世界潮流，我輩便能做到「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1919 年 11 月，毛澤東在長沙當地的《大公報》刊登的九篇系列文章中，顯示他此刻已將清末梁啟超、秋謹等人對女性權利的反思與他集體奮鬥的主張熔冶一爐。梁、秋二人認為，中國女性的力量應用來強化國家，使中國得以全體四億人口，而不是二億男性的政治資源，面對世界的挑戰。毛澤東系列評論題為〈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敘述該月發生在長沙、新娘於花轎中自殺的事件。名為趙五貞的女學生被迫嫁給吳姓青年。像這類媒妁之言的婚姻是中國的常態，但是趙五貞強烈反對父母安排她的婚姻，遂於出嫁之日在花轎中自盡。趙五貞死之後，趙、吳兩家相互爭執，要對方負起埋葬的責任。
毛澤東筆鋒激奮而尖銳，他指出，如果三個狀況之中有一項有所不同，這齣悲劇便不會發生：第一，假使趙家不過於強逼，趙女士絕不會死；第二，縱使趙家強迫，但吳家能夠尊重趙女士個人的自由選擇，而不是堅持履行婚約，趙女士不會死；第三，即使趙家與吳家不能見容於趙女士的自由意志，但如果長沙社會（其實暗指整個中國社會）更有勇氣、更開放，趙女士也絕不會死。是故，毛澤東評述趙女之死，茲事體大：事件全起於「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但是即使趙女身處於絕望之境，毛並不能寬宥她採取自殺的行止，假若中國人不能面對現實，勢將一事無成。毛進一步論稱：人們之所以循自殺途徑以求解脫，正是因為這個社會剝奪了他們的希望，但縱然身處絕境，「社會奪其希望，吾人應主張與社會奮鬥，……與其自殺而死，毋寧奮鬥被殺而亡。」
「毋寧奮鬥被殺而亡」這句話充分展現毛澤東勇於反抗的精神，然而真正的難處在於誰才是主要敵人？是社會的冷漠？是控制湖南的地方軍閥，抑或是北京腐敗的政客？是貪婪的外國強權的砲艦，抑或是嗜血資本家的蠶食？或者，問題更複雜：是整個中國的價值體系、經濟系統已瀕臨崩潰瓦解？對於毛澤東這個世代的青年男女而言，這些問題錯綜複雜，然而，中國若是不屈從於絕望，他們總會提出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