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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作 品

追尋現代中國(上):最後的王朝
追尋現代中國(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
太平天國(上)
太平天國(下)
改變中國
康熙
追尋現代中國全集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康熙(作者親筆簽名書)

譯 者 作 品

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改變中國
鄧後中國大預測
追尋現代中國(上):最後的王朝
追尋現代中國(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
改變中國
康熙
追尋現代中國全集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孫逸仙

中國各朝歷史

【類別最新出版】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興亡:中國兩千年治理得失
中華文化符號十七講
中國的西北角
何以為雍正?:從蓄勢隱忍到權力巔峰


追尋現代中國(中)(BC0133)──革命與戰爭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05月21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0頁
ISBN:978957133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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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的許諾

1917 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爆發之前,中國知識分子並未對馬克思主義產生太大興趣。除了《共產黨宣言》部分章節之外,幾乎未見馬克思作品譯成中文。即使是孫逸仙的社會主義觀念,也是源自對英國社會主義者影響極大的亨利‧喬治(Henry George)這個不同的理論傳統,亨利‧喬治主張國家應課徵地主高額地租的所有剩餘價值,因為這些都是不勞而獲、取自社會進步的果實。一開始,馬克思主義似乎並不是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除了有關太平天國的探討之外,馬克思對於中國事務本身並沒有多大興趣,況且馬克思設想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即從原始共產社會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合於中國歷史的經驗。中國社會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甚至談不上萌芽階段,所以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必須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為前提的論述,對中國而言,似乎是遙不可及的。

因此,中國報章報導了托洛斯基(Trotsky)成功領導彼得格勒「工人蘇維埃」(Petrograd worker掇 soviet),推翻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列寧(Lenin)成立革命蘇維埃政府等事件,但最初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然而,中國人逐漸瞭解,俄國的革命事件超越了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此外,令許多人震驚的是,俄國專制獨裁政體如何以其根深柢固的機制,埋下蘇聯政權崛起的種籽。1918 年 1 月,上海國民黨機關報盛讚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稍後孫逸仙更命人致函恭賀列寧。

隨著布爾什維克與反動的白俄勢力之間鬥爭的白熱化,列寧與德國達成和平協定,協約國強權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敵意也日漸明朗,越來越多中國人開始探討俄國革命事件的意義,企圖以俄為師。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正是這股思想轉向的先鋒。1889 年,李大釗生於河北農民家庭,及長,變賣僅有的家產進入現代學堂求學。1913 年至 1916 年間,李大釗負笈日本研習政治經濟學,並以作家和知名編輯而為人所知,也因為如此,1918 年 2 月,獲聘擔任中國最富盛名大學的圖書館館員。

1918 年 6 月,在軍閥的烏煙瘴氣中,李大釗首次撰文讚頌俄國革命;此時張勳擁戴溥儀復辟失敗不過數月,而中國對德宣戰的爭議在北京正是甚囂塵上。李大釗視俄羅斯文明為正在崛起的「第三新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就地緣而言,俄國橫跨歐亞,所以俄羅斯的文明要素,兼歐亞之特質而并有之;是故,李大釗讚頌道:「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的發展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釗認為俄羅斯的發展潮流勢不可擋:英、法文明業已臻至熟爛之期,故無實力越此而上;德國文明雖然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勢力,但同樣也步至極盛,所以過此以往,終將由盛而衰;反觀,俄國「正惟其孤立,所以較歐洲各國之文明之進步為遲;亦正惟其文明進步較遲也,所以尚存向上發展之餘力。」中國文明不也能這般躍進?

李大釗不到六個月就在北大圖書館辦公室成立秘密研究小組,多位學生與教員相約探討中國的政治發展。1918 年,這個研究小組起名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李大釗帶領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陳獨秀,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也是當時中國最富影響力的雜誌《新青年》的編輯,逐漸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1919 年 5 月 1 日,《新青年》出刊「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由李大釗擔任主編。刊載文章泰半是從學術的角度分析特定的馬克思主義概念,有些則是批判馬克思方法論。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詳盡分析階級鬥爭的概念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問題,而「階級鬥爭」與「資本主義剝削」兩概念此時還未在中國出現;正因為此雜誌的風行,這些概念迅速流傳於全國廣大的讀者群中。(註:陳獨秀後來受到校園內守舊分子的排擠,而於 1919 年 3 月被迫離職。)

1919 年 7 月,俄國外交事務的全權代表加拉罕(L. M. Karakhar)發表宣言,新政府將會放棄過去的帝國主義政策,中國對蘇聯的休戚之感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據此,蘇聯將會放棄在滿洲的特權,取消所有帝俄時代與中國、日本、歐洲強權所簽訂的秘密條約,不再追討山東拳亂的賠款,並願意無償歸還中東鐵路。加拉罕宣言的內容與西方強權、日本行徑的對比是如此鮮明,顯示蘇聯才是中國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儘管後來蘇聯言而無信改變初衷,否認無償歸還中東鐵路的意願,(俄國人辯稱,這一條款是法文誤譯了加拉罕宣言所致)但這並未影響中國人先前對蘇聯的好感。中國人仍謹記加拉罕的寬大:蘇聯的目標就是要「解放外國資本挾帶軍事力量施加在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身上的桎梏」。

到了 1919 年,李大釗的研究小組已吸引了大批學生。當中有些是北大學生精英中的城市富家子弟,但也有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雖然當時毛澤東並非北大學生,而只是北大圖書館的辦事員,但他經常參與李大釗研究小組的討論會,圖書館的工作讓毛有機會再次親炙曾在長沙教他倫理學、時為北大教員的先生(譯按,楊昌濟)。另一位經常與會的學生是瞿秋白,瞿來自江蘇,潛心佛理,國學造詣深厚。瞿秋白的母親因耽溺於鴉片的丈夫及棄之不顧的家族而走上自殺一途,於是瞿秋白強烈感受到世界的不公。由於家境寒微,瞿秋白並未能進北大就讀,而是到外交部設立的「俄文專修館」修習,在此不僅學費全免,且有一筆小額津貼。第三位是張國燾,張是湘贛邊界客家籍地主的子弟,十幾歲就幫孫逸仙的革命組織運送槍械,及長成為一名反袁的積極分子。

雖然這些青年學子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馬克思主義滿懷熱情,但若要將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與中國的社會環境相扣合,就必須形構馬克思主義某些基本前提。其中最令人困擾的問題是,馬克思賦予城市無產階級歷史主體的角色,並視共產黨為領導無產階級的先鋒,然而當時中國的工業部門仍處襁褓階段。不過令人鼓舞的是,俄國的社會條件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模式;另一方面,也因為李大釗重新詮釋馬克思理論,將中國定位為「無產階級民族」(proletarian nation),而將中國置於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場域。李大釗認為,在眾多帝國主義勢力擺佈下,全體中國人受剝削的程度不亞於資本家通過佔有生產工具、奪取工人剩餘價值的剝削。因此,李大釗的結論是:「全國人民漸漸變成世界的無產階級。」

李大釗這些觀念發表於 1920 年 1 月。同年,李大釗依循這種思維邏輯,推導出他的理論框架,他認為,由於中國人所遭受的壓迫來自帝國主義列強,因此他們所承受的痛苦較之單獨受資產階級的剝削更甚:

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的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痛苦。

當李大釗重新思考馬克思理論之際,也不忘驅策學生走向農村,研究農村生活,因為李大釗也接受某些早期俄國革命思想所繫的民粹主義(populist)觀點。李大釗說,走向農民,學生才得以仿效俄國前輩,用血和汗「宣傳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道理」。李大釗認為,在知識上大膽躍進,這對中國而言比對俄國更有意義:

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痛苦,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痛苦;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去開發他們,使他們知道要求解放、陳說痛苦、脫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利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