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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現代中國（中）(BC0133)──革命與戰爭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05月21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0頁
ISBN：978957133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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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書摘 2｜書摘 3｜書摘 4｜書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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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李大釗以鏗鏘的口吻為文號召，知識分子應以勞動為榮，隨農民加入田間勞作以洗滌城市的頹鄙風尚。他提倡，知識青年下鄉將有益於修補中國憲政架構的斷垣殘壁，因為這群來自城市的學子能向農民解釋，投票與地方政府選舉的重要意義，並戡查外來的經濟利益如何主導並剝削地方。1920 年初，北大學生所發起成立的「平民教育演講團」巡迴於近郊村莊，教育農民大眾，以具體行動踐履李大釗的理想。
當然，這類農村經驗不只是一種學院式的活動。1919 年幾次的嚴重旱災，導致接下來兩年間，大半個河北省與毗連的山東、河南、山西及至陜西西部飽受饑荒的肆虐。此地農村每平方哩的平均人口密度約為 1, 230 人，農作欠收，再加上地方政府無力賑災救濟、紓解饑荒，造成至少 50 萬人死於災荒。人處於貧窮狀態。房屋的門板與橫樑紛紛被拆卸求售，或用來燃燒取暖；成千上萬難民倒臥街頭或鐵軌旁，許多人為了強行擠進滿載乘客的火車車廂，因而不幸意外殘廢或喪生；孩童被販賣充當僕役，其中女孩多淪為妓女或側室。曾有一村莊 60 戶人家，因缺乏糧食而被迫以野草、樹葉果腹。傳染病、特別是斑疹傷寒症大為流行，奪走了那些早已無抵抗力的生命。
在上海、廣州等地，這種鄉村調查的觀念在知識分子和學生社群間廣泛流傳。共產黨許多中堅分子當時都有過這種經驗，或在讀書會中與工人議論中國的勞動條件及國內外政治局勢。在李大釗的研究小組中，瞿秋白遊歷蘇聯的獨特個人經驗使他親眼目睹蘇聯的發展。 1920 年，瞿秋白於莫斯科適逢俄國革命之初的困頓，但依然鬥志高昂，並未意氣消沉，對瞿而言，艱難處境正足以凸顯俄國人前所未有的高貴特質，蘇維埃世界此刻正浸淫在新生的光芒中。瞿秋白接受了北京《晨報》（Morning News）的約聘，報導蘇聯社會的境況，瞿傳回國內的一系列報導，內容包羅甚廣，從蘇聯社會各種議題的實地觀察，到讚頌蘇聯革命的雜文都有。其中一篇文章裡，瞿秋白寫道：「如今幸而見著心海中的燈塔，雖然只有赤光一線，依微隱約，總算能勉強辨得出茫無涯際的前程。」然而在中國卻無法感受到這道社會主義的光芒，瞿秋白自忖，中國這塊「陰影」令他「視覺本能幾乎消失了」。在此地，瞿秋白親身接觸俄國的時代導師、先知，儘管有時只是驚鴻一瞥，卻也讓他內心激盪不已。瞿秋白曾與俄國的人民代表一起傾聽列寧發表演講，聆賞卡力阿賓（Chaliapin，譯按，一譯夏里亞賓，俄國著名男低音）演唱以普希金（Pushkin）的詩譜成的樂曲，與俄國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路納察爾斯基（Lunacharsky）暢談「無產階級教育」（proletarianized education）的課題，參加無政府主義大師克魯泡特金的葬禮，以及與一代文豪托爾斯泰的孫女在這位偉大作家的宅邸散步。
也許是早年感染肺結核病的後遺症，加上俄國的凜冽天候與營養失調，導致瞿秋白有一陣子病倒，但他仍然繼續留在莫斯科，並於 1922 年初在當地加入共產黨。將蘇聯社會主義移入中國人的生活，這種可能性漸次升高。李大釗曾告訴中國青年，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可見諸吾人心理結構的三個層面：「在知的方面，社會主義是對於現存秩序的批判主義；在情的方面，社會主義是一種我們能以較良的新秩序代替現存的秩序的情感，這種新秩序便是對於資本制度的知的批判主義的結果，自顯於意象中；在意的方面，社會主義是在客觀的事實界創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經認識的東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權統治的最後形體的資本主義的秩序的努力。」瞿秋白對中國革命的服膺彰顯了李大釗這種將理性、情感、意志熔冶一爐的特質。然而當瞿秋白將目光回向投注在祖國身上，於 1922 年春節破曉時分寫下幾行詩句，從字裡行間不難看出，情感已幾乎壓倒理智與意志：「莫斯科忽然移近東亞，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長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曉霞。」吾人必須做的，似乎就只是駕馭這道不可預測卻又絢麗奪目的力量。
五四運動的諸面向
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的議論、對共產主義興趣的高漲，正是中國文化劇變將至的癥候。這一文化劇變史稱「五四運動」，因為這場文化運動可以說是與 1919 年 5 月 4 日發生於北京的事件以及它對全國的影響糾纏一起。故此，「五四運動」一詞有廣狹兩義，端視用來指涉 5 月 4 日當天所發生的示威事件，抑或是隨之而來複雜的情緒、文化、政治的發展而定。
來自十三個地區大學院校的學生代表於 1919 年 5 月 4 日齊聚北京，通過五項決議：第一，抗議巴黎和會所通過的山東決議案；第二，努力喚醒「全國各地的民眾」；第三，倡議組織北京市民的群眾集會；第四，敦促成立一個北京全體學生的聯合會；第五，決議當天下午舉行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
第五項提議即刻付諸行動。大約三千名學生不顧警察禁令，齊聚紫禁城前的天安門廣場，朝東交民巷西口的外國使館區前進。在遊行隊伍的前頭，一幅輓聯隨風飄蕩，上面寫著親日內閣閣員的姓名。學生高舉用布和紙做成的大幅旗幟，上面以老嫗皆解的白話文向市民傳遞此次示威的目的和不滿情緒──將山東的權利讓渡給日本，便意味著中國領土不再完整；學生要求民眾不分職業階層，一起加入示威抗議的行列。示威群眾受到外國使館警衛與中國警察的阻攔，轉而包圍負責與日本協商巨額借款的內閣官員（譯按，曹汝霖）的府邸。雖然曹汝霖當時不在家，部分學生依然強行破窗而入，放火燒房，有一些學生發現了其他躲藏在府內的政客（譯按，章宗祥），便將他痛毆至不省人事。示威隊伍數度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一名學生（譯按，北大學生郭欽光）重傷，3 天後死於北京一所法國醫院，是唯一的死者。到了傍晚，大多數示威人群都已散去，增援的警力趕赴現場，逮捕了逗留街上的 32 名學生。
接下來數日，北京的學生及其幾位師長重整旗鼓，繼續執行 5 月 4 日早上所通過的其他決議事項。他們隨即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以結合北京市內中、高等學校與各大學院校學生的力量。北京學生聯合會成立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該會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男、女學生一起集會，並正式主張男、女合校，作為男、女分校之外的選擇。（1920 年，首批女學生進入北大就讀。）這種大規模的學生組織觀念迅速在中國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漢，及其他地區流傳開來。1919 年 6 月，來自全中國超過 30 個地區的學生聯合會代表成立了「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
學生示威行動也成功地向不同立場的中國人傳播他們的理念主張，再次重申學術精英的威望，這些精英曾是儒家教育的重心，而今則換上現代裝束。學生的罷課行動以及政府對學生的大規模逮捕，激發全國民眾對示威學生的同情。這些支持聲浪來自全國各主要城市的商業團體、個別的實業家、店家，及工人。儘管當時中國並沒有全國性的工會組織，無從計算正確的數字，不過單是上海一地，就約莫有 43 家企業的 6 萬名工人策動了支持學生的罷市或罷工行動。這些行動大都發生在紡織工廠、印刷廠、金屬工廠、公共事業部門、運輸業、造紙業、煉油廠、菸草工廠等。這些激進的行動大多數是受到 1919 年間散佈各地之社會主義研究學會或團體的鼓吹策動。
隨著不滿中國國際地位的抗議聲浪四處蔓延，新的刊物與報紙亦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湧現。為了便於向市井百姓宣揚理念，這類期刊報紙多以淺顯易懂的白話文體行文，分析各類文化與社會問題，昭示串連了階級、地域、職業等社會新生力量逐漸抬頭，引導群眾在支離破碎的世界裡追求一致性與意義。儘管五四時期的刊物大多持續不久，但是它們的刊名在在反映了時代的騷動：《曙光》、《少年中國》、《新社會》、《民鐘》、《新婦女》、《平民》、《向上》、《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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