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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現代中國（中）(BC0133)──革命與戰爭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05月21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0頁
ISBN：978957133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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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書摘 2｜書摘 3｜書摘 4｜書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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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5
甫從日本歸國的浪漫詩人郭沫若於 1919 年完成的詩句，字裡行間彰顯出中國青年的奔放熱情：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 X 光線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 底總量。
在這首詩裡，郭沫若運用 X 和 energy 兩個英文字，為他誇張的語句增添異國風情。
在遙遠的凡爾賽所發生的事件，以及腐敗地方政客的怯懦，似乎已經烙印在中國人民的心中，進而逼迫他們重新探索中國文化蘊涵的意義。身為中國人的意義何在？國家往何處去？在追尋答案的過程中又應採取什麼樣的價值體系？廣義而言，五四運動嘗試釐清中國文化，使之成為現代世界有意義的一個環節。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改革者的主張必然大異其趣，取徑也各不相同。某些五四思想家力主全面批判儒家思想、父權至上的家庭制度、媒妁之言的陋習、傳統教育模式等反動或不切實際的封建遺緒。有些人則是通過改良寫作形式，宣揚白話文運動，以期革除崇尚詰屈聱牙之古文所必然衍生的精英主義。此外，也有文人雅士對西方傳統藝術與文化心往神馳，其中更有人推崇西方前衛藝術，例如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與立體派（cubism）的繪畫風格，象徵主義（symbolism）的詩歌，平面設計，寫實主義（realism）的戲劇，以及服裝與室內設計。
若干學者力主應用社會學、經濟學、史學、哲學等研究方法，針砭中國的沉痾。其他有識之士雖然也採取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途徑，但認為欲解決中國的弊病，必須更深一層認識西方科學技術如工程、醫學的成就。這種實用主義的立場與其他較意識形態化的世界觀主張相互牴觸，後者主要是受到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等社會批判觀點的啟發，試圖以激進的行動迅速完成社會改造的目標。有的學者受到普羅米修斯式（promethean）浪漫信念的激盪，期望破除阻隔時代進步的藩籬，以實踐人類心靈的解放，徹底釋放人類的無限潛能。
這類改革者大都胸懷愛國情操，他們無不企求統一、復興中國，以消弭軍閥、被稱作「封建的」、具剝削本質的地主經濟，以及外國帝國主義等壓迫中國人的三大問題。而在推崇西方科技力量、追求西方科學成就的同時，依然不忘主張保存中國文化的本質。
廣義而言，五四運動是全國性的文化現象，但是支撐這場文化運動的思想，竟然大都發韌於北京大學。共和國肇建之初，北京大學便竄升為全國知名的學術研究與作育英才的重鎮。北京大學能引領時代風騷，部分得歸功於一代碩儒兼翻譯家嚴復的勇於任事。嚴復曾於 1912 年擔任這所現代化學府的首任校長。北京大學創校之初，面臨預算不足的窘境，嚴復說服政府相關部門全力支持北大的預算，他說：「今世界文明諸國著名大學，多者數十，少者十數。吾國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學，尚且不克保存，豈不稍過？」嚴復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由五四運動中三位翹楚便可衡量：即踵繼嚴復之後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北大文學院院長陳獨秀，以及北大哲學教授胡適。
此三人以蔡元培年紀最長，地位最顯赫。1890 年，蔡元培年僅 22 歲即中進士第，後升補翰林院編修。清末，蔡元培於家鄉浙江擔任教育官員，當時即為激進學校與反清會社（譯按，愛國學社）的教員與贊助者。蔡元培後來加入同盟會，但武昌起義伊始，蔡正於德國萊比錫大學修習哲學。1912 年，蔡元培返國參加辛亥革命，在二度赴德（於此研讀康德的思想）及到法國協助成立勤工儉學計畫之前，曾先後擔任孫逸仙、袁世凱內閣的教育總長。1917 年，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勇敢於與控制北京政府的軍人和政客劃清界限。他捍衛北大師生的言論自由權利，主張實行「世界觀教育」（education for a world view），主張大學校長的職責在於根據思想自由的原則，兼容並蓄，接納各家學說。5 月 4 日學生遊行示威運動過後的第四天，蔡元培強烈抗議政府逮捕參與示威遊行的北大學生，並辭去北大校長一職。 1919 年底，蔡元培再度被委派膺任北大校長職務，持續擔任該職迄至 1922 年，他帶領北大師生走過紛亂歲月，堅定人權價值，護衛學術研究的自由，不改其志。
陳獨秀則是另一種典型，他的個性不定且多愁善感。1879 年，陳獨秀出身安徽望族，早年接受儒家傳統教育，1897 年，參加江南鄉試落第，晚年在自傳中，以揶揄嘲諷的語調訴說瀰漫在傳統考試制度中的病態、虛偽，以及不公。陳獨秀兩度赴日留學，並在日本組織激進的政治社團*。當時，陳獨秀並未加入孫逸仙的中國同盟會，因為陳認為同盟會反清的革命目標只是一種狹隘的「種族主義」（racist）。陳獨秀大力反對袁世凱的帝制野心，1915 年，創辦《新青年》雜誌，1917 年接受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文學院院長。《新青年》雜誌迅速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智識刊物，而身為《新青年》雜誌的主編，陳獨秀呼籲大膽探索理論，揚棄傳統儒家社會倫常與思想的窠臼，滌淨個人的品格，提昇中國政治的道德水準。
陳獨秀以《新青年》雜誌鼓動風潮，發起全面批判孔教教義，他認為，儒家倫常的最大弊端在於違逆構築「現代」生活核心價值必備的獨立人格特質。陳獨秀曾在 1916 年底論及，欲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陳獨秀又力倡白話文，廢除文言文體例，宣揚他所謂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兩個概念，痛批儒家思想的「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陳獨秀熱烈響應五四的學生示威運動，運動期間被北京政府指控散發煽動性言論，遭監禁三個月。陳獨秀是在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逮捕的，他在宣言中要求罷免親日的內閣閣員、保障市民言論與集會的自由。陳獨秀獲釋後離開北京遷居上海，越來越熱中於馬克思主義，並憧憬激進的社會變革。 1920 年，陳獨秀成為新成立之中國共產黨的創黨黨員。
胡適在這三人當中年紀最輕。胡適本來在理念上與陳獨秀契合，是陳獨秀志趣相投的密友。胡適也鼓吹中國實踐民主與科學的理想，但胡漸感陳獨秀的思想走極端，侈言空談各種「主義」，而不知慎思明辨。胡適也出身安徽的官宦之家，及長至上海入西化的「中國公學」就讀。 1910 年，胡適 19 歲，獲得庚子獎學金赴美，庚子獎學金是美國從庚子賠款份額撥出歸還給中國政府，用以資助優秀的中國青年留學美國。胡適取得康乃爾大學（在康大，胡曾入選美國大學學生聯誼會）文學士學位，嗣後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John Dewey）修習哲學。胡適著手研究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然而直到 1917 年返回中國時，並未完成博士論文。胡適歸國後受蔡元培的邀請，獲聘為北大哲學教授。
胡適宣揚白話文運動不餘遺力，研究文學史也是成績斐然。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著重其敘述之明晰、語言之鮮活。 1920 年代，胡適首開探討 18 世紀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之風，他研究小說史的學術成就臻至巔峰。胡適讓人看到小說中對繁盛之權威家族的描寫，部分出自作者的親身體驗。曹雪芹的先祖曾侍奉康熙皇帝，在遭雍正抄家之前，在南京的生活極其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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