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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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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現代中國(中):革命與戰爭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
太平天國(上)
太平天國(下)
改變中國
康熙
追尋現代中國全集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康熙(作者親筆簽名書)

譯 者 作 品

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改變中國
鄧後中國大預測
追尋現代中國(上):最後的王朝
追尋現代中國(中):革命與戰爭
改變中國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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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朝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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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現代中國(下)(BC0134)──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05月21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91頁
ISBN:957133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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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1

鄉村與城市,1949 至 50 年

1949 年中葉,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簡述其貫徹新中國政府政策的觀點。毛寫道,中國人民迄今為止從革命實踐過程中得到兩項寶貴經驗。首先是喚醒全國民眾,建立「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國內的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包括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並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第二項涵括革命的國際層面,包括中國與蘇聯、共產集團的國家以及各國無產階級的結盟關係。這項革命經驗教導中國人應採取「一邊倒」的政策方針,亦即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絕無第三條路可走。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完成的,所以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

接著,毛繼續闡釋他的觀點。新政府願意與世界上任何尊重中國國際地位平等和領土完整的國家建立關係。中國深信,欲繁榮就必須爭取外援。中國在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過程中將會「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毛澤東以揶揄的語氣揣想批判者或許會指責他「獨裁」,對此,毛的回答是:「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共產黨將會向「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但是對於其他的人民,則賦予充分自由,並透過「農業社會化」及與之配套發展的「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工業」兩大經濟政策來建設新中國。

使上述轉變成真的憲政結構來自《共同綱領》,而《共同綱領》是由毛澤東在 1949 年 9 月遴選代表組成「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草擬完成的。1946 年也曾召開過「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但是那次會議命運多舛。如今,「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出席代表也是出身不同政治利益和政黨團體。《共同綱領》把蔣介石的昔日政黨界定為「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而將新的《共同綱領》與舊的相對照,新條文中呼應了毛澤東的主張,其中第五條規定,除了「反動分子」以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享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共同綱領》也賦予婦女各項平等權利,並翦除她們生活中的「束縛」。《共同綱領》還勾勒了一項遠大的經濟計畫,希冀通過減租減息和土地重分配來進行農村改革,並發展中國的重工業。由是觀之,參與草擬《共同綱領》條文的諸位委員均以蘇聯發展模式為藍本。政協委員敦促「應以有計畫、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而條文所列舉的重點工業包括礦業、鋼鐵業、電力工業、機器製造,和化學工業等。另外,《共同綱領》也敦促大學教育協助達成上述發展目標。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頭幾個月,施政重點在於抑制通貨膨脹、促進農業生產、恢復在戰火中受創的重工業,以及維護法律與秩序等實務。此外,為了重塑人民的意識形態,必須大量訓練黨的幹部。所以,中共的首要之務在說服受過教育的科技與管理精英為新政府服務,而不論其政治信仰或偏好。同樣的,儘管中共政權一再以言辭表達反帝國主義的主張,但新政府還是積極鼓勵境內的外國科技人員和外商企業留下為新中國工作。

鄉村與城市各自有其社會律動與政治考量。新政府為了鞏固農村的革命成果,勢必藉由各種不同的土地改革,擴大農村之中的群眾基礎。政權肇建,百廢待興,新政府仍無法承擔富農與新政府疏離的後果,因其農業生產關係到全國農村的日常生活所需。結果,縱使 1950 年中葉以後土地改革在全國各地逐次開展,但沒收土地的對象僅限於少數。雖然他們確實徵收並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許多富農的土地還是未受影響。毛澤東在 1950 年 6 月初給黨的一份報告中,為這項土改政策辯護,他指稱這是重新發展經濟的必然階段。他附帶說道,現在富農不再像人民解放軍公然與國民黨作戰的時候那樣危險了。

當時,土地改革工作依循共產黨在華北與東北地區的實踐經驗。首先,縣級政府派出由 3 至 30 人不等所組成的「工作隊」到各地統合執行土改政策。工作隊有老幹部,也有青年學生,他們在土地改革的執行程序方面都僅接受過初步訓練。為了帶動土改的熱潮,工作隊會在與他們工作有關的地區挑選一些「重點村」,並成立「農民協會」,有利於工作隊界定地主階級,進而孤立他們,並打破地主權力所賴以維繫的尊卑傳統。如此一來,工作隊很快就能洞悉地主家庭在農村的種種虛偽、詐欺伎倆,包括刻意降低生活水準裝窮,購買便宜牲畜,讓即將被徵收的土地荒蕪,或者不再繼續從事可能被貼上地主階級標籤的善行義舉。

許多婦女也受惠於土地改革政策,因為 1950 年所頒佈的〈新婚姻法〉明文規定,未婚、離婚,或者寡婦皆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擁有土地。此外,被納入享有重分配權利者還包括小販、和尚、尼姑、卸甲返鄉或受傷的戰士,以及已經離開農村、但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想要回家鄉的出外人。全中國重新分配土地的實際面積難以估算,不過隨著工作隊在各地的鼓吹,據估計華中、華南地區約從地主的手中徵收了 40 %的可耕地,進行重新分配,而約莫有 60 %的人口成為受益者。其中平均每人取得六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英畝不等的耕地,所以一個 5 口人的家庭總計可獲得 1 至 2 英畝不等的耕地。這樣的耕地面積當然不足以讓家庭衣食無虞,但對於昔日不得溫飽的人而言,這項政策起碼帶來一線生機。

土地改革有效抑制了農村地區裡傳統地主精英階級的權力根基。為了確保過程能夠鞏固階級對共產革命的向心力,中共的地方領導人鼓勵佃農、貧農、無土地的雇工,與地主階級暴力相向。他們遂行改革政策的暴力程度的確可與對抗日軍和國民黨時相比。粗略估計,六個地主家庭中就有一名成員在這類暴力對峙中喪生;因此,根據中國當時可能被歸類為地主階級的人口百分比來推算,至少有 100 萬人在此一革命時期死於非命。當時許多中國作家熱烈讚揚土地改革的實踐過程,他們將暴力的手段視為階級鬥爭的要素。作家丁玲藉由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 年)對內戰期間土地改革的正面評價,彌補她在延安犯下的錯誤判斷。這本小說榮獲 1951 年史達林文學獎,顯示它符合中共當時對土地改革政策的詮釋標準。一些志願加入工作隊的城市青年幹部都是在隨隊到農村之後,才初次體驗農村生活,從他們的日記裡可以看出,這群新生代的革命學生對於改革的純真感動。

反之,共產黨政府在城市的主要工作是避免社會爆發暴力衝突,鼓勵工廠重新開工,工人堅守工作崗位。政府推動工會組織的成立,不過一方面也提高警覺,因為與上海、天津等地傳統犯罪網絡掛勾的秘密會社分子或地痞流氓,經常運用彼此的聯繫在工會裡擴張勢力。除非新政府能完全根除這類分子,否則難以取得人民的信任。至此,1948 年底和 1949 年的實踐經驗再次派上用場,不過中共欠缺具有城市生活背景的幹部,只能依賴出身農村家庭、僅有少許或是全然沒有城市生活經驗的幹部來推動城市的工作。中共的政策是讓約百分之九十五的城市官員繼續從事現職,只要他們和教師,甚至警察加入改革小組、參加討論會、研討毛澤東的著作,就能獲得工作保障。

中共透過報紙、戲劇、電影、廣播和小組會議等宣傳手法,希冀贏得城市群眾的支持,發起一連串運動,打擊金融投機客,以穩定新政府的「人民幣」。各委員會在大城市建立網絡以處理政治、軍事、文藝、教育等問題。下至區級的所有市政工作已由市政府各機構和黨的代表接管。市民在各自工作的地點被組織成各個「學習小組」,研讀新的共產主義詞彙,認識其意義。共產黨延續 1942 年在延安所發起的整風運動,為了各學習小組成員由「專」改造成「紅」,鼓勵坦白交代內心的想法。

中共逐步控制城市之後,領導階層開始設置「街道居民委員會」的組織網絡。由街坊鄰居的住戶組合而成,主要的工作是掃街、供水、接種疫苗、經營兒童書店、成立夜校。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還負責部分的公安工作,例如犯罪的偵防、執行宵禁、甚至值班巡邏。

在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的支援下,城市裡發起一波波的反娼、反鴉片煙運動。在住戶登記、監視男訪客及其離開時間的系統下遏止了娼妓業;另一方面,中共實行「冷火雞法」的戒毒法,並由上癮者的家人負責繼續觀察戒煙過程。群眾合力反煙、根除罌粟田、處決販賣者,確保禁煙成效。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同時對穿著時髦、打扮挑逗者施加壓力。如今的規定遠比 1930 年代更嚴格,結果,昔日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某些要素被納入這個新生共產國家之中。

這種審查的習慣實不足為奇,因為許多農民出身的幹部,以及長期居留延安或游擊隊的人,他們的特質與城市的頹廢、安逸顯得扞格不入。像是 1949 年曾任「上海市政委員會」主席以及當地政府資源領導的饒漱石指稱,舊上海完全仰仗帝國主義經濟活動的發展而生。 1949 年 8 月,一家報紙呼應其批評,說上海是一座非生產性的城市。它是寄生的城市。它是罪惡的城市。它是難民的城市。它是冒險家的樂園。饒漱石甚至大膽提議,把上海的人口隨學校與工廠的復員遷徙至內地,讓他們致力於生產國內消費所需的工業產品。饒漱石的建議並未被採納,不過從共產黨對其建黨地點的想法可以看出,對城市愛憎交織的矛盾情結正是中國共產主義的一項特質。

另一方面,南方的游擊勢力與來自北方的幹部之間也有同樣不易化解的緊張關係,南方幹部常在日軍防線後方冒險犯難或與國民黨搏鬥,如今卻覺得被來自北方的幹部排擠。他們被告知,假若想重獲權位和影響力,最好停止說家鄉話而學習北方「官方」的口音。許多地方幹部也發現,中共所謂有效率的城市政府的計畫,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臣服於那應該驅逐的資產階級手下。許多人在這革命新階段的矛盾,反映在此時流傳於南方的一段俏皮話裡:「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