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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最詭奇的事件之一。十九世紀初，洪秀全生於華南一個普通農家，做過村裡的塾師，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洋思想讓年輕的洪秀全深為著迷，其中以某些基督教教義影響他的命運最深（有一群新教傳教士和當地信徒專心把《聖經》和一些闡釋教義的文字譯成中文）。洪秀全剛接觸這個宗教不久，但他的內心有一部份與時代的脈動相契合，使得他對基督教裡頭的一些要素作了字面上的理解，深信自己是耶穌的幼弟，天父交付給他特殊的使命，要把神州從滿洲妖族的統治下解救出來，帶領著選民，到他們自己的人間天堂去。
洪秀全懷抱著這種千禧年式的信念，從一八四○年代末開始糾集一支「拜上帝教」信徒，到了一八五○年匯成太平天軍。洪秀全帶領這支軍隊，轉戰華南華中，攻無不克，但也生靈塗炭。一八五三年年中，洪秀全麾下的水陸聯軍攻佔了長江重鎮南京，把那只存在於經文上、出於想像、紮根於土地的社會，創建為他們的太平聖地，並以此作根據地達十一年之久，直到一八六四年為止──其間有兩千多萬人或戰死、或餓死──洪秀全及其殘兵則死於兵燹饑饉。（註1）
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種天?式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s）之中步上這場驚心動魄的大浩劫，其根源可追溯到西元前兩世紀。在這種靈視出現之前，許多文明盛行的是不同的信仰模式--在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印度－伊朗文明中尤其明顯。照之前的這種信仰模式來看，宇宙是秩序繁榮與黑暗、混亂、毀滅這兩種力量之間脆弱但又僵持不下的平衡。用《涅菲提提預言書》（The Prophecies of Nefertiti，編註）來說，尼羅河的潮漲潮落本身就是這種恒定模式的明證：
編註：涅菲提提是西元前十四世紀的埃及皇后，助其夫婿阿肯納頓（Akhenaton）制定新的宗教儀式。
赤足過對岸；
欲求水載舟，
奈何河變岸。
岸地將變河，
水流復變岸。（註2）
在當時，死亡被視?沈寂、一種永久的等待，毫無甦醒的希望。雖然當時可能藉著各種厚葬儀式，或是把心力放在生者身上來表達慰藉，但是人死是不可能復生的。在蘇美人的《吉迦美斯史詩》（Epic of Gilgamesh，編按）中，死亡把人帶到了終點：
編按：成於西元前七世紀，亞述王亞述巴尼帕（Ashurbanipal）之時，內容是巴比倫時代的傳說故事。這是有關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最重要的文獻資料。
進此屋者永不可出；
入此路者永不可還；
進入此屋永無光亮。（註3）
但是約自西元前一千五百年起，被稱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或作Zarathustra，譯註）的波斯先知創立了一種信仰模式，我們稱之?「千年盛世說」，向人許諾了一個止於至善的世界，渾沌消弭，和平萬代，由一位不受挑戰的神靈統治沒有改變的國度。（註4）這些信念動人心弦，力量極大，也滲入許多民族的思想意識之中，透過?利亞－巴勒斯坦各部族，又啟發了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結等人做先知式的預言，這些猶太教先知又影響了拿撒勒的耶穌和〈啟示錄〉的作者。這些經師和先知預見，在新世界實現之前，兩股力量會有一場天?式的殊死鬥，善的力量歷盡艱難之後，終將勝利，而惡的力量則將自世界消失。
譯註：史景遷與一般的說法有所不同。一般認?瑣羅亞斯德的生卒年約?西元前六二八至五五一年，也有人較含糊地說他活動的期間約在西元前十至七世紀之間。
中國後來也出現了類似的轉變，而且就我們所知，這個轉變是獨立衍發的。中國人一直接受物質相生相滅的觀念，成於西元前一千年的《易經》是最有名的說明。照《易經》的說法，創造的力量至多「或躍在淵」。若是發生衝突，「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而世間事物如火，「焚如，死如，棄如」。（註5）成於西元前五世紀的《老子》影響後世中國人極大，在書中，相生、相剋和天道無常的概念互?補充、相得益彰。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在所有存在形態中，「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和」。（註6）
這些觀念看似根深柢固，但也逐漸有所變貌，各個文明都有這個情形。《老子》的經文有歧異，含義也差異很大，到了西元二世紀，「太平道」的觀念伴隨著「天師道」的觀念開始在中國生根，便是應經文的歧異而生。這些宗教運動有其救世的成分，企求一個至高的救世主，解世人於災厄，開創太平世道，結束以往的一切。西元二世紀的一部經文中有「速來從吾！吾徒極?……吾不爾棄。吾自當改定數。吾於現世選良民。爾毋需自選；爾行善克己，吾自將識爾。」（註7）（譯按：此段引文未能找到出處，今從英文回譯。）
在西元三世紀到六世紀之間，隨著道教各種門派和傳入中國的佛教相互補充加強，這些天?式的想法變得越來越明確而強烈。疫病饑荒四起，君主暴虐無道，洪澇時有所聞，在在說明毀滅之日不遠矣。只有少數人在天上救星及其在世間的代表帶領下，才能躲過這場浩劫。大難結束之後，信徒虔敬的人聚在一起，共組桃花源，過著安詳和諧的生活。（註8）
自彼時以降，千年盛世的思想和天?式的信仰始終活躍，而且中外皆然。無論在中國或歐洲，倡導這些信仰的人將之與激進的政治與平權主張相連結，從窮人中吸收到信徒無數，每隔一段時間就率領他們與國家作武力對抗。在中國，從十到十九世紀這段時期裏，朝廷常將這類起事歸咎於「白蓮教」的教眾，但其實在白蓮教教眾之間並沒有統一的中心教旨，他們只是一群彼此衝突、相互競爭的宣教和反抗群體。（註9）
在歐洲，宗教改革之後仍有許多支千年盛世派別挑戰羅馬教廷，而且力道更為猛烈。清教徒的理想轉到北美殖民地的沃土，乍看之下找到了建立各種「新耶路撒冷」和「祈禱之城」的完美環境。雖然那些抨擊過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仍然在?這個世界的末日提出新的時程，並以「聯邦主義者的千年盛世論」（federalist meiilennialism，註10），讓《聖經》中〈但以理書〉和〈?示錄〉所展現的世界如在眼前，但是這種理想面對十八世紀的現實，勢力已不如從前。這些信仰的力量在十九世紀初透過美國浸禮會傳教士而帶回中國，並強化了原先來自英倫三島和中歐的福音派新教傳教士的訊息。到了一八三○年代初，這些新勢力在華南紮了根，將與中國固有文化一同爭相影響年輕的洪秀全。本書就是要講述這番因緣際會的結果。
我有幸承簡又文的教誨，接觸到太平天國史的各個層面；簡先生是研究這場奇異起義的大學者之一，恩師芮瑪麗（Mary C. Wright）在六○年代末邀請簡先生訪問耶魯，以期他能將那部洋洋灑灑的三卷本太平天國史簡寫成一本英文書冊。（註11）我當時雖然很迷太平天國史，但是這二十年我壓根沒想過會去寫太平天國。在大陸，除了簡又文之外，還有幾百位歷史學家和編輯人員在從事太平天國研究，這是因為共產黨當局把太平天國看成社會主義者的原型，他們的經驗可作為革命的借鏡，而且太平天國也說明了：如果沒有紀律嚴明的馬列政黨來領導，這類農民起義不可能竟其功。而且，幾乎所有現存已知的太平天國文獻都已譯成英文，不難找到；我以前以為，太平天國的相關研究都已做盡。
不過，在八○年代末，我獲悉在倫敦大英圖書館發現了兩種太平天國文書，共分三卷，是一八六○年代初在南京印刷的。這些文書記錄了一系列的顯聖，據稱是耶穌和天父傳給世間的太平天國信徒的。承蒙大英圖書館准許，我得以查閱這些文書的原件並製作複本；後來我去了北京，見到了發現這些文書的王慶成，並就其意義作了充分的討論。（註12）我才了解到，這些文書的發現確能讓我們對太平天國有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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