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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5
挾西方曆法，入明清宮廷
南懷仁滿懷信心，改革曆書，匡正謬誤，堅持曆書縱然付梓，也應即刻修正。滿朝文武論辯之後，康熙首肯南懷仁的條陳。南懷仁又參劾五年前楊光先對湯若望的誣陷，湯若望等人的冤屈得以平反，恢復官爵，並依原官爵賜恤，楊光先則被處以極刑。
當年湯若望雖勝，但結果十分弔詭，如今南懷仁也是如此：南懷仁的技術工作日益沉重，有礙修行。南懷仁不僅沒時間向異教徒宣教，甚至連個人的精進也得放棄。正如他在一六七○年八月致書摯友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所言：「去歲，我本以為工作重擔將隨時序推移而稍獲紓解，孰知我仍無喘息之餘地，工作量之大，會長往往只得豁免我每日的祈禱∣∣這種情形並非偶一為之。」
南懷仁修纂曆書，指導欽天監僚屬，監造觀測曆象所用之龐然繁複的天文儀器，但他的「工作重擔」也不全然來自曆學。南懷仁瑣事纏身，譬如奉康熙聖旨，耗費數週調整滑輪系統，運用槓桿原理把巨石拉過永定河上的蘆溝橋；製造華麗的日晷漏刻；在御花園內修葺泵站以提高水位；畫風景畫片置於稜鏡筒內，以供把玩。「由稜鏡筒觀之，可見裡面一韃靼人之上半身，身罩長袍，頭戴涼帽。觀者無不嘖嘖稱奇。」南懷仁對這類傑作頗感自豪，所以在信裡詳加描述，如果這能導向更宏遠的目標，讓皇帝服膺天主，那自然就不是枝微末節的瑣事了。康熙驚於南懷仁的曆學造詣，對他製造的小玩藝也是龍心大悅，必定會對支撐這些科學原理背後的宗教信仰產生共鳴。「吾望神意眷顧，使吾等聖寵日隆，喜樂臻至巔峰。然亦不能操之過急，仍需待機以建尺寸之功，邁向險要之目標。」湯若望也曾懷抱類似的想法，靜候皇帝的佳音。
南懷仁也和湯若望一樣，樹敵無數。駐北京的耶穌會士比南懷仁年長，對南懷仁的聖眷隆盛，心有不滿。所以，南懷仁是用法蘭德斯文寫信，向歐洲方面請求經費，以製作科學儀器與買通朝臣，以防別的耶穌會士窺探信中內容。南懷仁深信自己走的是正軌，不容同僚從中作梗：「吾等所得之寵幸，均因吾等在曆算方面之成就所致。故不容半途而廢，並應繼續贊助。」
南懷仁的漢語日漸嫻熟，足堪充任來華洋人的通譯。康熙召南懷仁進京侍讀，南懷仁趁機學滿文，如此君臣便能不拘朝禮交談，他甚至還寫了一部滿文文法，以利其他傳教士學習滿文。康熙在南懷仁指導下修習天文學，演算《幾何原理》（Elements
of Euclid）（這部書已由利瑪竇譯成中文），鑽研球體三角形，後來竟能親自操作天文觀測和地球繪測的實驗。
這對君臣之間有多親近，康熙對科學新知的理解程度又是如何，這本是眾說紛紜。南懷仁提及康熙天資聰穎，君臣和樂，其他傳教士則不做此想。但是，這對君臣之間必有私人交往，康熙對南懷仁屢屢加官晉爵，恩賜有加。一六七四年，聖諭責成南懷仁「鑄造火砲，輕利以便登涉」，以鎮華南之亂。南懷仁承命鑄造重砲一百三十門，實戰成效卓著，康熙諭令另行鑄造三百二十門輕型火砲。一六八二年，朝廷已是勝券在握，南懷仁受封為工部右侍郎，這全拜他「製造砲位精堅」所賜。法蘭德斯莊園管家之子遂成為清廷的股肱重臣。
恩寵與職責本為一體。康熙召南懷仁隨侍巡幸滿洲，南懷仁是這麼描述自己的角色：「我總是隨侍皇帝左右，蠡測天象，衡定北極星高度，合算地表坡度，用隨身的數學儀器測量群山高度距離。隨時侍講皇帝問及有關流星和物理、數學的問題。」康熙賜南懷仁十匹馬馱運儀器，入夜之後就在皇帝御帳附近搭設帳棚。禁衛開拔，揚起漫漫塵土，每令南懷仁窒息，日日趕路，令之精疲力竭，所以「巡幸途中，夜夜精神恍惚行至營帳，無法站立」，南懷仁榮寵集身，片刻不得閑：「若非友人勸阻，唯恐我不隨侍在側會引起龍顏震怒，否則我屢有告退之念。」
南懷仁的堅持獲得小小的回報。某夜在山中，康熙找了幾個臣子與他臨溪席地而坐。南懷仁勾勒了當時的情景：「夜色沁美，晴空朗朗，康熙命我以中、西文名稱標示出天上星斗；皇上先指出他已熟稔的星辰。隨後，皇上取出幾年前我送他的小幅全天星表，根據星辰位置推算夜晚的時刻，他興味盎然，向隨侍展示他淵博的科學知識。」
這種時刻會令案牘勞形的南懷仁重燃勸服康熙皈依天主的希望。南懷仁不僅持續曆學撰述不輟，奉旨籌備編修「未來兩千年的曆表」，康熙還諭令今後繪製中國地圖時應採納南懷仁勘繪的滿洲城市緯度新表。身為耶穌會中國省區副會長的南懷仁還得照顧其他修會的傳教士；例如，聖方濟會修士即不斷盛讚南懷仁的無私協助，並發揮影響力使之免受迫害。南懷仁努力培養中國當地的神職人員，支持法國傳教士進入中國，雖然他知道此舉會激怒葡萄牙人。南懷仁力主開闢一條經俄國西伯利亞抵達中國的陸路。南懷仁的圖謀自然遠遠超越湯若望，他多才多藝，勝券似乎在握。南懷仁個人的成就臻至巔峰、聖眷優寵，不料卻在一六八七年（時年六十四歲）自馬背上摔下，內傷病篤，於次年長逝。康熙特諭恤典，親撰祭文，遣官致祭，這位耶穌會士在崇隆的中式奠儀入土為安：
前導是二十五英尺長、四英尺寬的旌旗，飾以流蘇錦穗。底部是一幅紅綢，上面用金色正楷書寫（南懷仁中文）名諱和官職。前後則有樂隊和旗手。隨後是置於大型龕座上的十字架，十字架則飾有各式絲綢旒花。幾名基督徒緊隨十字架之後，或舉旗、或擎燭。踵繼其後的是聖母瑪利亞和聖子耶穌手抱地球的畫像。隨後則是守護天使的圖像，幡旗、燭火簇擁四周。後面則是一幅南懷仁的畫像，畫中南懷仁朝服翎頂，皇帝御賜的尊銜齊備，引人側目。我們（南懷仁的耶穌會同僚）緊鄰在後，依這個國家的送殯習俗穿著縞素，且一如尋常百姓，放聲慟哭，以示哀悼。神父的遺體就在我們身後，皇帝還遣官隨行送葬，以表彰這位名垂史冊的傳教士的榮耀。官員騎馬，隊伍中有皇帝的駙馬、御前一等侍衛。送殯隊伍殿後有五十名騎馬侍衛護持。
似乎沒有理由認為南懷仁的辭世會影響耶穌會在華漸次成形的傳教模式，而幾位繼任者最先也走得很順。一六八九年，中俄簽署「尼布楚條約」（Treaty
of Nerchinck），耶穌會士因調和有功而受到康熙嘉勉。耶穌會士用奎寧治癒康熙的瘧疾後，朝廷於一六九二年特頒「准耶教旨」。耶穌會在京城內獲得土地修築教堂，康熙還委由傳教士全面繪勘大清帝國。康熙對傳教士藹顏以待、禮遇豐厚。巡幸時往往單獨召見，勗勉有加。耶穌會修士輪番膺任欽天監監正，他們靠著科技專業，在官僚體系中穩佔一席之地。
然而，種種希望終歸幻滅，當年困擾湯若望的棘手問題再次浮現：各修會之間的衝突日熾，導致羅馬教宗於一七○五年派遣使團抵華，但使在華耶穌會士之間的嫌隙難以彌合，聖眷不再。士大夫的敵意漸張，各省迫教事件屢有所聞。但此時卻沒有夠份量的歐洲人（以及親天主教的中國官員）出面遏止。在十八世紀，雍乾兩朝頒諭禁教，天主教被視為異端邪說，但是此時傳教士仍編修曆書，打造噴水池、修護古董，充任畫師、匠人侍奉朝廷。一七七○年代，為流言中傷而倍受猜疑的耶穌會在歐洲遭解散，在華掀起新一波反教浪潮，傳教士或遭驅離，或四處藏匿。試圖藉助西方科技專業勸服中國人皈依天主的巧思，終告失敗。
西方人雖然屢遭挫折，但心中仍抱樂觀。傳教士留下的敘述，把中國皇帝說成改宗有望的教徒，堅稱朝廷官員開明，已走在真理之道上頭，而每一起迫教事件都被說成基督信仰大功告成的序曲。伏爾泰（Voltaire）、斯密（Adam
Smith）之輩的理論家借鏡中國，以增加批判歐洲社會的力道；別人則以輕鬆的態度附和，接納奢靡、浮誇的「中國熱」（Chinoiserie），於是英國花園出現了中國涼亭，而餐桌上則有柳景裝飾的餐具，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和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頭上也蓄了滿人辮子。
其實，西方人對中國的分析並不真確，也過於一廂情願。第一波來到中國的洋人，自恃科技過人，以為中國人很需要他們，把中國過於簡化，以合於其目的，而無能理解儒家思想道德結構的頑強頡頏，誤將敵意以為一時的悖常。
我們佔了事後之便，遠眺湯若望、南懷仁所屬的年代，持平而論，中國人才是這場東西交流的受惠者。西方科技能用，則用之，也不吝報以珍寶官位，但僅此而已。與己無關之事，則冷淡以待。到了十九世紀初，西方宗教也只不過是斑駁的記憶。博學碩儒、封疆大吏如林則徐者，也在一八四○年說：「似以利瑪竇初入中國所傳之耶穌教（Jesus-Ligion）為加特教（Catholicism），而以南懷仁後所續傳之耶穌教為克力斯教（Christianity），不然何以是一是二。」
但西方人並不會輕易打消念頭。由湯若望受拔擢所象徵的歷史匯聚已成西方人思維的內在元素。中國遍地良機，而科技乃是成功之鑰。南懷仁於一六七四年寫道：「遠古之時正是天上星辰引領『三王』崇敬真主。同理，星象學亦將引領東方君王逐步認識、崇敬上帝。」正因此一預言過於樂觀，所以無須放棄這個策略。即使有人想透過其他的科學，把中國人引向其他神祇，也不須放棄這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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