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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挾西方曆法，入明清宮廷
湯若望 Adam Schall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一六四四年七月九日，住在北京城內的耶穌會（Jesuit）傳教士湯若望（Adam Schall）上疏乞奏清順治帝：「臣於明崇禎二年來京，曾用西洋新法，釐正舊曆，製有測量日月星咎，定時考驗諸器，盡進內廷，用以推測，屢屢密合。近聞諸器，盡遭賊燬，臣擬另製進呈。今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月食，照西洋新法，推步京師所見日食限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所見日食，多寡先後不同諸數，開列呈覽，乞敕該部屆期公同測驗。」湯若望還奏請修繕去年五月在宮中火災中燒毀的天文儀器。順治帝諭令湯若望屆時須公開驗證其天文預報，並在這段期間鑄造新的天文儀器。
這場比試清楚載於官方一六四四年九月一日的當日記錄：「順治元年，甲申八月，丙辰朔，日食。是日，令大學士馮銓同湯若望，攜窺遠鏡等儀器，率局監官生，齊赴觀象臺測驗。其初虧、食復、復圓、時刻、分杪及方位等項，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統、回回兩法，俱差時刻。」確認湯若望技高一籌之後，獲簡拔膺任欽天監監正。監正在九品之中位居第五等，湯若望問過耶穌會的上司之後，接受了這個職位。上帝之僕搖身一變，成了天朝命官。
這個拔擢絕不尋常，甚至可說是兩股歷史潮流匯聚的罕有時刻，而這歷史匯聚的寓意正是本書題旨。在此之前的中國，睥睨四邦，無視於西方之物的價值。皇帝獨尊天下，乃天帝之子，聖俗兩界的媒介，高居金宮碧宇之中，只可遠觀，難以親近。一億五千萬臣民受聖人垂訓、幹練官吏所統領，藝術詩詞薈萃，天文地理無所不知，在此國度又何需奇技淫巧？即使兵連禍結、野有餓殍，甚至被蒙古人、滿人所征服也不過一時逸脫正軌，秩序總能恢復，異族面對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終有俯首貼耳之時。在炎黃子孫的心中，他們的國家就是「中央王國」；華夏文明無遠弗屆。化外乃是夷狄之邦。
湯若望乃是超凡之士，這一點很難期待當時的中國人能了解——其間的意涵畢竟還要過兩個世紀才會明朗。湯若望所來自的歐洲歷經了信仰、知識與科技的革命。新教改革摧毀了羅馬天主教的宗教霸權；哥倫布（Columbus）航行至美洲大陸，還有麥哲倫（Magellan）繞行地球一周，印證了哥白尼（Copernicus）和伽利略（Galileo）在天文上的發現，粉碎了歐洲人的宇宙觀。自十七世紀以降，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越來越受非議；夷狄向來只能仰受華夏文化的薰陶，接受中國人價值觀的洗禮，但是泰西之人不同於夷狄，其目標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所能接受的模樣，使中國分享西方的價值觀。
所以說，湯若望在一六四四年膺任欽天監監正一事寓意深邃。對湯若望而言，做官不是他的目的，而是達致遠大目標的手段而已——使中國人皈依羅馬天主教。湯若望精研科技，成為中國人的顧問，最後還為中國人工作，這都讓他的耶穌會上司深受鼓舞。科學是用來彰顯上帝的榮耀。但就中國人而論，他們之所以欽佩、拔擢湯若望，是因為他的技術能派得上用場。就這麼簡單，但雙方都誤判了對方的用意。
湯若望能待在北京，還有他所採取的傳教策略都得要拜他的耶穌會前輩利瑪竇（Matteo Ricci）所賜。利瑪竇於十六世紀末抵達中土，向窮人傳教數年仍不得其門而入，他想到，若是爭取官員的青睞應該更有用——換言之，就是走「上行下效」的辦法。於是，利瑪竇潛心讀聖賢書，這樣他就能跟讀書人論學，並展示他在數學、天文、製圖學、機械學的過人之處。不出他所料，他的技能激起中國人的獵奇之心。有些好奇之士還成了利瑪竇的擁護者，為他發揮自身的影響力。一六○一年，利瑪竇受破格施恩，獲准留在北京城。利瑪竇與士大夫議論天主教義，苦心指陳天主教義早已見於儒家經籍之中；利瑪竇博學，人品端正，終使幾位朝中大員改宗基督信仰，獲准更多耶穌會修士駐留北京。
利瑪竇於一六一○年辭世，他的中國札記由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神父攜回歐洲，旋即以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義大利文刊印發行。雖然先前歐洲已有若干論中國的書籍，如門多薩（Mendoza）的《中華大帝國史》（History）是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中國見聞所寫成（譯按），但利瑪竇的札記是第一部細述中華文明成就的作品。利瑪竇的讀者不僅知道書中的「中國」無疑就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筆下的「契丹」（Cathay），還了解中國是充滿異國風情、美侖美奐的國度，其子民以象牙箸用膳，啜飲茶湯，足蹬繡花絲綢靴子，即使在隆冬也帶著紙扇；中國文明雖然淵遠流長，但也不無受西方影響的可能。利瑪竇說道：「依我之見，中國人之所好，甚為淺明，一旦知洋物質美，則愛外來之物甚於己物。彼等因不識上物，復以其優於蠻夷之邦，故習於自豪。」
利瑪竇所說的「洋物」就是他進呈朝廷的自鳴鐘、輿圖、羽管鍵琴，而所謂的「上物」則是基督教教義，但很難去說服中國人外來宗教更勝一籌。利瑪竇描述了他和耶穌會士在這微妙之境所碰到的難處：
為避免新宗教引起中國人之疑慮，神父即使在公開場合，對宗教事務也是三緘其口。除了攀交朝廷官員、送往迎來之外，餘暇之時皆用於學習書畫、多識中土習俗。他們以身教為務，俾以教化此地異教徒，亦即以己身和聖潔的生活為榜樣。循此之途，圖以點滴之功，不矯揉造作，贏取人民的善意，以扭轉無法用文字言傳的心意，同時又不至於讓多年心血毀於一旦。
這些話聽在習於宗教法庭和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編按：這指的是羅馬教廷為了因應來勢洶洶的新教改革，所採取的種種改革反制措施）的歐洲讀者耳裡，一定會很刺耳，不過還是有不少人心嚮往之。
其中一個接受了利瑪竇說法的人就是湯若望。湯若望生在科倫（Cologne）的富貴之家，十九歲（一六一一年）入耶穌會，在羅馬進修時，金尼閣也在此地佈道，兩人進而結識。湯若望受到利瑪竇遺著的啟迪，確立了一生的志業；他請求前往遠東獲得批准。修道院院長在一六一六年耶穌會學員名冊上的湯若望名字旁邊寫下短短數語：「著將前往中國。」金尼閣深感這位青年學子的幹練與熱忱，請求教會允許湯若望隨他旅行全歐，招募新血，但是遭到否決。教會方面認為，湯若望應先完成修業。所以，他到了一六一七年十月才離開羅馬，遠赴里斯本（Lisbon），航往中國的船隊正在此泊船上貨。
湯若望在里斯本與被遴選前往中國傳教的二十一名耶穌會傳教士會合，與六百一十四名旅客、水手，以及上萬頭牲畜一同搭乘「聖母號」（Nossa
Senhora de Jesus），一六一八年四月十六日啟航。他們「有如鯡魚般和貨物、行李、備用糧食擠在一起」，但船隻一駛入公海，因應未來需要的訓練就此展開。他們在金尼閣的指導下開始上課：星期二、五學數學，星期三、六學漢語。湯若望還和幾個人研究天文學，這是因為教會方面留意到利瑪竇的建議，耶穌會士若具備校正中國曆法的能力，「便能提高吾等之聲譽，入中國暢行無阻，並確保吾等之安全與自由。」
湯若望的船隊於一六一八年十月四日航抵印度西岸的臥亞（Goa）。歷經五個半月的航行，代價不小。四十五名旅客死於熱病，其中五名是耶穌會士。還有兩名耶穌會士奄奄一息，後來死在臥亞。幸而無恙的修士在臥亞才知道，駐華的耶穌會士早在一六一六年就遭逮捕驅離，永不得再履中土。南京的教堂和府邸被夷為平地，基督教遭禁絕。所幸禁教令並未徹底執行，所以還有幾位耶穌會士還在中國，藏身在北京和其他省份的中國信徒家中。
湯若望一行人決定繼續前行，終於在一六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抵達葡屬澳門。在澳門，湯若望又把心思放在漢語上頭，這次是受業於范禮安神父（Father
Valignoni），他因受迫害而被逐出中國。一六二二年六月，荷蘭人攻擊澳門，湯若望並未離開。而荷蘭人之所以被逐退，也得歸功於耶穌會有一門火砲特別神準。夏末，湯若望與三名耶穌會神父潛入中國北行。湯若望把同行的神父留在杭州，獨自與躲過迫害的龍華民神父（Padre
Longobardi）會合，並於一六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暗中潛入北京，在鄰近西南城門的小屋落腳，當年利瑪竇就是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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