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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挾西方曆法，入明清宮廷
湯若望和其他耶穌會士用這套辦法，爭取到重要人物的信賴，而且到了一六四○年，已有數千名中國人皈依為基督徒，其中包括五十名宮女，四十名宦官，以及百餘名皇帝近侍。似乎湯若望傳教就快傳到皇帝身上了。湯若望上貢的禮品被接受，他的曆學造詣倍受讚揚，更被賦予新的重責。滿族起於中國北疆，虎視眈眈，已威脅到明朝政權，於是皇帝在一六四二年諭令湯若望專心鑄造火砲，以逐退滿人。
湯若望表示，他對鑄造火砲的知識都是從書上得到的，並無實務；但朝廷還是給了他一片空地、物資和勞役供其差遣，責令遵旨行事。湯若望發現，這件差事其實易如反掌，不由得意氣風發：「歐洲人以為尋常之事，對一無經驗的中國人卻難如登天。」這道旨意讓湯若望擁有朝廷命官的身分和權力，以指揮部屬。湯若望利用這個機會，命令工人在動工之前須向設於鑄造場內的教壇跪拜。二十門火砲鑄完之後，皇帝又要湯若望再鑄造五百門，且每門砲重不逾六十磅，以利於兵丁攜帶。湯若望語帶譏諷，這些火砲終將被落荒而逃的明軍丟棄，落入滿人的手中。或許是因為湯若望在軍事上的建言日益受到重視，他只把這份疑慮藏在心裡。一六四三年，湯若望又承命擘畫京畿城防，一六四四年出巡視察北疆防禦工事。湯若望奏報，局勢頹唐。
大局確實難回天，湯若望只能坐視流寇李自成在一六四四年四月肆虐京城，明崇禎帝自縊於宮中。在湯若望眼裡，京華一炬也燒掉了他畢生心血。二十一年來，他為明朝效命，費盡心思打動朝廷官員。如今，王朝傾頹，他和其餘的耶穌會士必須重起爐灶。但湯若望這人不輕言放棄。當務之急是保護家產，不受橫行之賊人劫掠。湯若望在回憶錄裡寫道：「我知道中國人並非膽大之徒，但我不知彼心中之怒火會燒向何方，也不知道是何緣故引發這場大亂。故我手持倭刀，立於廳堂門前，準備抵擋襲擊。所發生之事一如我所設想，屋頂上的人瞧見我手持兵器，威嚇逼人，滿腮髯，懾人魂魄，便開始乞饒，高喊他們正在尋找匪徒，既然府邸平安，他們自會速速撤離。」
第二件事就是設法與李自成接觸。李自成縱然是流寇，但畢竟是勝利之師的首酋，甚至還有機會成為開國之君。於是湯若望向流寇之首傳話，兩人還有過一番長談，說不定湯若望還向李自成表明心跡，甘願麾下效勞，但並未留下記載，只說彼此相談甚歡，李自成還備酒饌款待。
詎料李自成又被崛起於塞外的滿洲鐵騎擊潰，湯若望也第一次對耶穌會以工匠巧物來傳教的策略有所懷疑，他寫道：「我決心捨曆學，以修行為重。」想必他認為明朝的覆亡是上帝對他的示警。李自成敗於滿人之手，手下兵將潰逃之時放火燒了湯若望住處一帶，周遭樹木盡毀，但是用來典放數學書籍的房舍卻逃過一劫。湯若望認為這是上帝賜福的徵兆：「易燃之物安然無恙，此異象必是佳兆，我實無法不思及此。」於是，六月京城大勢底定之際，湯若望就向滿人輸誠。
湯若望的處境很有利。滿人定鼎之初，亟望證明天命所歸，賡續明朝國祚。所以，滿人必須編纂曆書，蠡測天體運行，以佐證滿人已非昔日之夷狄。湯若望在曆局的表現有目共睹。與他競爭的對手是「大統曆」和「回回曆」的曆學家，不過湯若望已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略勝一籌，而且他乃泰西之人，勿須受忠臣不事二主的約束。湯若望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甚至還上書滿人，乞請准許繼續卜居北京，因為他「與汝皆為異族」，而湯的上書竟獲應允。就在這時候，湯若望向競逐的曆學學派下戰書，要和他們一較高下。滿洲皇帝認定湯若望技高一籌，封他為欽天監監正。
湯若望既然貴為清廷命官，就必須善用新職的良機，而他也確實這麼做了。湯若望著意在天文演算和機械工程方面露了幾手，輕易就馳譽遐邇。湯若望在上呈的曆象推算報告時還有進諫之意，欲匡正年輕皇帝沉緬女色和失當斷處。湯若望的名聲也方便了後繼的耶穌會士：「我的名字在大江南北可謂家喻戶曉，人盡皆知。這對身處外地、聲稱是我弟兄或友人的同僚，常有用處。」外國使節來京覲見，湯若望還充當通譯，即使信奉新教的荷蘭人，湯若望也不避諱。湯若望寫道：「若有無人敢於應接之事，群臣總會說，『由湯神父司其事』。」
湯若望的這些作為一如以往，無非是想加快讓中國人改信基督的速度。滿清王朝開國之初，湯若望就與漢人重臣、滿族王公將軍建立深厚關係，與包括孝莊太后在內的後宮宮女也有接觸。但是進展總是非常緩慢，令人挫折。湯若望在一六五一年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一言以蔽之，我對韃靼的觀感就是，他們仍難脫殺人越貨、姦淫擄掠的本性，還以卑鄙的手段虐待俘虜。我身居其間，日日與之周旋。我常授以救贖之道，但我心知這只是對牛彈琴；容我補充，不僅心懷敵意的人是如此，就連那些準備接納天主的人也是如此。我仍然徒勞無功。」到了一六五○年代中葉，湯若望才得以親炙至高無上、卻又難以捉摸的皇帝。
輔政大臣多爾袞卒於一六五○年，次年，年僅十三歲的順治皇帝親政，大肆整肅多爾袞的心腹黨羽。順治似乎真心敬重他稱之為「瑪法」（祖父之謂）的湯若望，對他推心置腹，破格讓湯若望免行宮中朝禮，還特別恩准他收養義子（順治憂心獨身的湯若望沒有子嗣）（譯按），可以向皇帝面呈奏摺，賜他一塊地以修建教堂，甚至還有御前議政的特權。湯若望受賜正一品官，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湯若望的先人還被追封為貴族。據湯若望的說法，在他聖眷最隆的一六五六到五七年間，順治移駕他的府邸達二十四次之多，而且多是突然駕臨，免行君臣之禮，每每暢談至深夜方休，舉凡天文、政務、基督教，無所不談；年輕皇帝的慧黠、好學讓湯若望印象深刻，兩人彼此尊重，但順治皇帝還是沒有改信天主。湯若望心中頗為失望：「人多懷詭詐，尤以東方人為然，連上帝的信仰也無能為力。」以順治改宗一事為例，最大的阻礙在於守貞，說得更確切些，在於一夫一妻制。湯若望問順治：何以奉行一夫一妻制的歐洲人會比妻妾成群的中國人生更多小孩？這個妙問令順治語塞，但他依然故我，無意放棄驕奢逸樂的宮廷生活，順治仍是不可變通的命定論者，深信星宿運行決定了他的命運。
或許是湯若望的固執讓順治生厭，這也是人之常情，到了一六五八年，順治開始疏遠湯若望，而與一群深受他信賴的和尚往來密切。湯若望年事已高，頹然發覺，往昔的榮寵只是過往雲煙。誠如湯若望自己的描述，他越來越像「茫茫大海一孤舟。」湯若望的敵人有了可乘之機。
與湯若望作對的人有兩種：中國的曆學家和天主教的傳教士。雖然造成湯若望失勢的是中國曆學家，但率先發難的卻是傳教士。雙方的爭端在於湯若望所採取「入境隨俗」策略。問題不只在於湯若望過著和中國人無異的生活型態：一六五○年代有個歐洲人來華，他形容湯若望「鬚如韃靼人，衣如韃靼人」，「出則四人大轎，騎馬扈從簇擁隨行。」在許多人眼裡，湯若望的想法也已與中國人無異，對中國人的異端禮儀已太過寬容。湯若望的傳教策略不容等閒視之，甚至連追隨他的耶穌會傳教士也認為湯若望太過讓步。而且，湯若望常管不住自己的情緒，喜怒無定：「外表粗獷，有著日耳曼人的暴躁脾氣與乖僻性格」，時人如此記載。
道明會（Dominican）、聖方濟會堅信苦修，有些傳教士也到了中國，向窮人傳播福音，他們對於耶穌會士的影響力又妒又羨，對耶穌會士的宗教立場和優渥生活頗有微詞。由於道明會、聖方濟會傳教士的異議，馬尼拉的總主教在一六三五年譴責耶穌會士，而教宗也於一六四五年頒布禁令。一六六五年，羅馬學院（Roman
College）有五位神學家亦譴責耶穌會士。耶穌會士提出抗辯，並於一六五六年說服教宗撤回禁令；此舉反而激怒道明會傳教士，更是大加撻伐。
雙方你來我往，讓湯若望左右為難，尤其是有許多傳教士也批評湯若望在曆局的工作有如散播迷信。有位與湯若望同在北京的道明會修士寫道：「實情是，湯若望神父身為欽天監監正，為中國人挑選黃道吉日，因而在政治或宗教上受到責難。」（有人還為湯若望申辯，說這是他的專長）他說湯若望的職責是「除了吃、喝和犯罪之外，就是為每件事挑選黃道吉日和吉時良辰。」有位聖方濟會的傳教士更是不留情：「耶穌會傳教士選擇以純粹世俗的手段來傳道，是與我主耶穌基督倡導、耶穌使徒所施行的方法背道而馳。除了耶穌會傳教士之外，爾後的傳教士都依循這種方法傳播上帝之國的福音。東方教團的耶穌會傳教士別出心裁的方法，以權貴、甚至高官厚爵之姿展現在異教徒面前。自此之後，他們便排擠其他教派的修士進入他們傳播福音的國度，唯恐異教徒發現還有其他恭順、刻苦、謙卑之傳教士的存在，反而讓耶穌會傳教士自慚形穢、狼狽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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