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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3
第九章 寄諸石匱傳後世
修史不僅給張岱帶來額外收入，也讓他有管道接觸谷應泰蒐羅的崇禎朝《邸報》─崇禎朝國史的草稿。張岱一眼即知《邸報》彌足珍貴，其中每週記載明亡前崇禎朝的政務。張岱在族祖張汝方的傳記曾提到，汝方在報房工作達二十年之久。張岱在完成《石匱書》前，即利用這無價的《邸報》史料，強化《石匱書》細節的鋪陳，並著手撰寫後集，以涵蓋一六二八年到一六四○年代末這段大明王朝的尾聲。順治十五年初，谷應泰的計畫告成，《石匱書後集》的修撰持續進行，並完成了數卷，張岱時年六十一，回到快園和紹興家中。餘後六年，張岱按部就班，進行這項宏大計畫，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可視為《石匱書》竣工之時，張岱仍繼續潛心撰寫《石匱書後集》。
根據張岱自陳，他從一六二八年著手編纂明史，此時崇禎皇帝甫登基，是以早在明亡之前，張岱對於歷史已有定論─由於撰述之時明朝仍在，對於何者能說，何者不能說，時而秉筆直書，時而有所隱諱。不過，縱因焦點轉移而衍生種種問題，《石匱書》還是為一三六八至一六二七年間治理中國的十五位皇帝，勾勒引人入勝的全貌：他們對權力與篡位的態度，邊疆與對外政策，令人折服的戰術與迂腐不化的戰略，稅賦與軍費的難題，傑出的藝術天分與宏偉的宮殿營造計畫。
吾人可從字裡行間窺知，張岱撰述明代各朝時態度謹慎：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一四○二年永樂篡位；朱元璋傳帝位於建文帝，而永樂帝是建文帝之叔。張岱字斟句酌，從中可見朝廷對莽撞論斷的報復令史家噤若寒蟬。所以，論及永樂「尚有武未盡善之疑」，「於後世夫拘孿之行豈所以論上聖之主哉」。至於遭篡位的建文帝，張岱把他置於中國歷來同遭篡奪天命之人的脈絡：「殉國千古罕儷，拊心腐筆而已。嗚呼！此非臣之所得言也。」唯有在連番痛陳一五七二至一六二七年三朝兩位君王之顢頇時（萬曆至天啟年間），才能從《石匱書》看出明朝淪亡後，確實影響了張岱對所處朝代弱點（偶爾也有優點）的遣詞用字。
張岱心中有數，各類歷史自有其難題；張岱寫道，「國史失誣」，「家史失諛」，而第三類歷史─即所謂「野史」─往往「失臆」。然而，是否還能找到架構歷史的原則，將張家人納進國史洪流之中，而又不失其特立獨行與內在本性？張岱踵繼司馬遷的典範，採尖銳精要的評論，避免阿諛奉承的問題；同時，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即成書的非正式家傳，當時流露的過度情感，也要收斂起來。
身為史家，張岱當然必須決定要給自家人多少篇幅，然而張家確實不乏非凡之士，所以無怪乎《石匱書》的列傳部分，還是有內舉不避親的味道。譬如，張岱就認為曾祖張文恭（張元忭）在明代道學有其重要地位。在這篇不算短的傳記中，張岱關注的主要是張文恭在晚明政論的詭譎世界中，抱持何哲學旨趣，然而通篇彰顯的反而是張文恭的清高人品：「古貌魁然，嶽嶽負意氣」，熱中探索道德議題，年輕時就服膺明代大儒王陽明的良知之學。張岱在傳記裡沒有記下太多細節，僅提到高祖張天復在西南戰事得罪當道而捲入訟獄，此時張文恭展現無比勇氣，為其父申冤。
張岱不厭其煩地記下張文恭的為人處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自以遭逢聖明釋蹻取上第，廩稟期有以自樹。」張文恭的方法很簡單，張岱繼續說道：「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自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乃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嘗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 張岱下筆謹慎，用字精妙，勾勒張文恭秉承儒學偉大傳統的形象：張文恭重實踐，輕空談，然而父親在雲南遭到妒才的貪官構陷，無法為父昭雪，擊垮了張文恭。平反失敗挫傷了他的自尊，自覺愧為人子，最後抑鬱而終。張岱記述張文恭臨終弟子隨侍在側的情景，張文恭突然數度口呼「陛下」，然後喃喃說道「朝廷亦多有人」。張岱在最後不經意犯了錯誤─如果這算是錯誤的話─兩度稱已故的文恭為「先子」，而不像其他史家以名諱來稱自己的族人。張岱在文恭的傳記末尾處下了一個總結：「陽明之學，失則禪乘，先子其一砥之矣。」
張岱把高祖張天復事蹟置於文恭傳記的開頭，並在結尾處又為祖父張汝霖留下篇幅。而為曾祖張文恭同門好友鄧以讚立傳時，行文一、兩頁後，又讓張汝霖現身，這回他所占的篇幅更長；此乃書寫技巧的佳例，修史者鋪陳內容時，間或論及自家人。在《石匱書》的鄧以讚傳中，張岱就穿插了一段軼事。張文恭辭世後，鄧以讚時而造訪紹興，有一回還質疑張汝霖的學問。鄧以讚責難張汝霖不肖，蹉跎時光，沒想到張汝霖以論語之說為題，洋洋灑灑寫就一篇斐然文章，回敬鄧以讚的批評，教鄧以讚擊節稱快，說這年輕人豈止科場功名而已，必然能光耀張家門楣。張岱在說完此事之後，隨即在結尾處又提到張汝霖應考鄉試，列名第六。翌年，張汝霖前往京師，會試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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