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BCB0236)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6年05月20日
定價：580 元
售價：45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584頁
ISBN：9789571366241

【余英時序｜第一章　鼓天下之氣】

▼  第一章　鼓天下之氣

一八九五年初春，日軍在大沽外登上一艘中國汽輪，還大肆搜查。甲午戰爭從一八九四年八月打到一八九五年二月，日本勢如破竹，重挫了中國海軍、陸軍，之後像登船搜索這類蠻橫無理的舉動就有如家常便飯。表面上，這場戰爭是中、日兩國因爭奪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而起，日本以脫胎換骨之後的經濟與工業基礎為後盾，打造了現代化的鐵衛雄師，初試身手就令人刮目相看。

康有為是當時那艘汽輪的乘客，對於朝廷威信橫遭如此冒犯，心中自是憤慨難平。將近這十年來，康有為多次條陳上奏朝廷，籲請著手經濟軍事制度之改革，然而當道充耳未聞，如今，康有為所憂心且極不樂見者，已然成真：「日人來搜船，當頗憤」，康有為後來在一八九五年寫道，「以早用吾言，必無此辱也。」康有為的心中確實憤慨，這個出身南方的儒生師傅既非朝廷命官，又無族人位居要津，但他還是一心相信朝廷當道會採納他的陳請。康有為想的沒錯，清朝雖然在一六四四年就已一統江山，但是日本的勝利足證清朝有覆亡之虞。放眼天下，卻無人敢公開議論這種事，不過康有為倒是告訴此番隨行的廣州萬木草堂的門生，中國必會步上土耳其的後塵：兩個都是大國，也都積弱不振，雖有傲人的傳統，然而在列強環伺之下，只能任憑宰割。

康有為進京參加會試，途中卻碰到日軍搜船，對他的衝擊尤大。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目的在網羅秀異儒生，以為朝廷效力。康有為最後終於到了京城，所見所聞卻讓他嗤之以鼻：考棚蕪穢，考官索賄，金榜早已內定的流言沸沸揚揚，學子若是來自廣州，索價更高；就連抬考生赴考場的轎夫也是漫天要價，伺機偷竊糧食財物。放眼京華，盡是人性墮落：「京師四方觀望」，康有為在那年五月寫道，「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殘疾，無人收恤，廢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大夫，車聲隆隆，接軫不問，直省亦然。」

一八九五年那一年，康有為三十七歲。他一路走來，過程可說和當時中國很多富人家子弟頗為類似。康有為受業於私塾先生與既慈且嚴的祖父，十歲能背四書五經；十五歲中生員，苦讀準備鄉試；十八歲娶了長他三歲的妻子，這門親事在康有為七歲時，父母就已訂下；康有為常常遊歷廣州附近的城鎮，有所見聞則發而為詩；八股文拘泥形式，但是要登科及第，非得寫一手好八股文才行，偏偏康有為不喜此道，於是退而涉獵考據之學，或浸淫在佛學冥想的寧謐世界。

於是，康有為的性格發展也走上一條不尋常的路，命運帶給他常人所無的傷痛，也給他常人所無的機會。康有為十歲那年，父親染上肺炎，臥病在家一整年。在一般人家，做父親的往往為了仕宦經商而長年離家，而康有為的父親卻是鎮日有子相伴。康有為後來回想起一八六七年這一年，父親大咳不止，他在蚊帳內為父親執仗端盂，驅蚊止癢，不覺恍然「如夢」。這年七月，康有為的幼弟廣仁出生，七個月後，父親辭世。康有為是康家仍健在的長子，謹守儒家古禮執喪，年紀還小就得眼見家道衰敗，榮景不再。

康有為潛心博覽經史數載，至弱冠之年，已蘊育出一身必能有所立，天下必有可為之處的自信，可「超然立於群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為群」，也開始相信自己注定是繼往開來的聖賢。一八七七年，康有為一心敬畏的祖父意外溺斃，於是轉而鑽研佛經，觀想工夫精進：「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沓，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這種自得也讓康有為的社會責任感漸增：「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智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志。」一八七九年，康有為第一次去了香港（香港從一八四二年之後成為英國殖民地），眼界大開，尤其是香港「宮室之瓖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之後康有為去了上海，心中對西方的影響力更有好感。上海也是清廷在一八三九至四二年鴉片戰爭敗於英國之後，成為條約口岸，此時已是蓬勃發展的國際都會了。於是康有為開始涉獵西學譯本，以西方政治、經濟學說，提出救亡圖存的方案。

當時不少中國士大夫已有採納西方軍事、工業、科學技術以圖「自強」的計畫，但是康有為吸收前人見解，又能加以超越，融會出一套自己的藍圖。康有為到了一八九五年進京的時候，已經想好知、行兼備的計畫：他幾度書陳大計、上書請願，疾呼朝廷重臣、皇帝修築鐵路，改良軍事體制；痛陳慈禧太后挪移朝廷亟需之軍事款項，做構築休憩林園之用；辦地方團練清剿盜賊；創「不裹足會」，呼籲廢止纏足陋俗。康有為辦過幾間學堂-他多次在廣州尋覓更寬敞的講堂，所以學堂搬過幾次，最後找到了府學宮仰高祠，一租十年，才有了他期盼的空間、地位，做長久的打算。康有為在這過程中也吸引了一批忠心的弟子。這些學子讀的也是四書五經，若是寒窗苦讀，說不定也能通過科考，取得功名；但他們同時也隨康有為以大膽創新、破除權威的方式來讀經典，而有了一八八六至八九年間寫成的《孔子改制考》。此書意在點出儒家原典本就相信變革有其必要，只可惜遭不肖後人篡改扭曲。康有為做如是解讀，用意在指出西方列強帶來的新制度及科學，倒不必為了保有中國的「純粹」而拒斥在外，因為老祖宗早有先例。

廣州和各方碩儒容不下康有為這番議論，罵他「邪誑，天地難容」，但是門生卻認為康有為乃是明師，令人茅塞頓開，總能改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康有為也一心想要這些傑出門生對他的讚譽；他公開徵求有決心的良才，助他﹁大道完成﹂，對於不幸早逝的門生則痛如喪親。1 1康有為與門生經過一番苦思，找出一套在儒學架構之內融入西方科學的課程， 也鼓吹以佛家和西方天文學來作大膽的理論推演。康有為從顯微鏡而感悟大小齊一之理；讀電學光速之研究而領略速緩如一之則，進而想像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內仍包小者，剝一而無止盡，以及他所謂的「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底寫了一段文字，總結此說之內涵，以及他個人的知識脈絡：

其道以元為體，以陰陽為用，理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拒吸，質之有凝流， 形之有方圓，光之有黑白，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統物理焉。

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

及五百年後如何，千年後如何，世界如何，人魂人體遷變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 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 出入生死如何？奧遠窅冥，不可思議，想入非無，不得而窮也。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理之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後來……。

故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捨身命而為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 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眾，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眾，望眾從之，以是為道術， 以是為行已。

一八九五年初春齊聚京城的數千名考生，年紀大抵在二十歲出頭到五十多歲之間，因為要能狀元及第往往得花個幾十年的工夫，所以當時三十七歲的康有為並不算太老。他們或許沒有康有為那麼恢弘的胸懷，但都是生逢國勢衰頹、連番挫敗的時代，個個焦心於時局，滿腹屈辱挫折，這點與康有為並無二致。中國在一八四二年受挫於英軍，一八五六至六○年敗於英法聯軍，一八八四年再敗於法軍，如今又在一八九四年成了日本的手下敗將。三十多年來，各級官員紛紛上奏摺，各陳因應列強威脅的對策。其中包括設立兵工廠、培訓外語人才、遴選放洋留學生、發展海軍艦隊等議已經著手進行，但是諸多不順，進展遲緩。守舊臣僚雖然採行，但多認為變革會敗壞良善風俗；加上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已有十五年，而光緒皇帝雖然親政在即，有心振興經濟，力抗列強，卻得罪不起那些慈禧拉拔起來的滿漢樞臣。

不管這群新一代的儒生是如何有耐心、如何克己，但是當中、日兩國在馬關簽訂條約，條款內容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電傳至北京時，他們也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一片譁然： 中國被迫割讓南滿（即遼東半島）和台灣給日本，同意支付白銀二萬萬兩的巨額賠款，准許日本工業進入富庶的長江流域。消息傳到康有為耳裡，不到幾個時辰就夥同幾個密友上書拒罷議和，數日之內寫就一萬八千字的萬言書，聯合十八省舉人共千餘人具名，以奏摺形式進呈皇帝。這群舉人在北京松筠庵會商，又趕往面見都察院官員，在衙署之外大排長龍， 傳達心聲。此時這群舉人彼此還在競逐功名，卻公開表達反朝廷的立場，無怪乎當時有人說這展現的愛國情操乃是自古以來所未見的。康有為在自訂的年譜裡寫道：「至此千餘人之大舉，尤為國朝所無。」梁啟超曾是康有為的門生，日軍登艦搜查時，他也在船上。他花了三十六小時，不眠不休謄寫這份文件，自知人生路途此後將為之改觀；康有為的幼弟亦謂其自此棄絕從學。

康有為的這份奏摺疾呼須有變革，既是向年輕的光緒皇帝喊話，也是對真正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和朝中大吏呼籲。康有為雖然下筆謹慎，措辭委婉，但訴求的卻是徹底改造中國經濟與教育體制。康有為先是回顧讓十九世紀的天朝黯然蒙塵的種種挫敗，但從歷史就可知道未來猶有可期。康有為指出，歷朝歷代的賢君從不拘泥於祖宗法制；漢朝（公元前二○六年）、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清朝（十七世紀中葉）的開國君主都是順應局勢，創建新制，從官僚體系的常軌之外啟用新人。日本在一八六○、七○年代明治維新的作為，與此就頗為類似。

康有為寫道，這種人事、制度的彈性因應可「鼓天下之氣」，而遷都則能「定天下之本」。北京臨海孤險，禦守不易，常使皇帝向列強屈服——「以區區十里之城，棄千里之地。」 歷朝皇帝曾改過官制，出於天下大計也遷過都城。以一八九○年代的清朝而言，康有為考慮過遠北、西、南之地，認為西安似乎正是上選；西安地處內陸，曾是秦朝（公元前三世紀）故都，隋、唐（在六世紀到九世紀之間）兩代都城長安的舊址，設重兵深固護衛，憑天險重開漕運，安穩盤據，日軍一定不敢深入涉險。

康有為在另一段開頭提到「強天下之勢」，疾呼重返中國自古「以民為兵」的理想，而今臨大西洋諸國強盛之基也在於此。大清需要年少力強的常備精兵（康有為說康熙皇帝在兩百年前就有「老將氣衰不能用」之語），再配合地方團練，以結合成真正能發揮作用的軍事體系。而經過革新的軍力還須有精利的軍事科技：兵丁宜配備輕型武器、步槍，如德國毛瑟槍、法國沙士鉢槍、英國亨利馬梯尼槍、美國哈乞開司槍及林明敦槍；而火砲營則應有克虜伯公司製造水準的重炮。若中國無力自製之器械，宜向香港等國外之地多方探查價格， 而非任由國內浮報。中國亦應注意軍事科技變革之速：一八七○至七一年的普法戰爭，槍每分鐘發十餘響；到了一八八○年代，俄國攻土耳其，槍每分鐘發三十餘響；而今（中國付出慘痛代價學到），日本的槍每分鐘發六十餘響。中國若是沒有足夠的科技人才，就應號召旅居南洋諸島的四百萬華人。南洋華人從海外旁觀中國割地賠款之辱，感受尤深，但他們仍然心向中國，也願出力重振天朝威信。

就算朝中守舊大臣這三十年來聽了不少革新之議，但康有為開章直言，想必他們讀來也不免心驚；而且康有為指出，種種獻策只是臨兵應敵的權宜之謀。中國未來唯一的希望， 在於痛下猛藥行「自強之策」，從根本來改造國家的結構。常言道：「物久則廢，器久則壞。」因此皇帝務必在六大要務上大膽改革。第一，朝廷須提高稅賦，充盈國庫。如今戶部歲入僅白銀七千萬兩，就算全數拿去支付日本戰勝的賠款，也要三年才能付清。若是對富商巨戶誘之以利，廣開官辦銀行，通暢運輸網絡，則歲入必達白銀萬萬兩。第二，中國為求固守邊防，開墾沿邊，利於商賈往來，須遍築鐵路網絡。第三，朝廷須獎勵器械、輪舟製造。第四，中國須開墾礦藏，如雲南銅礦、山西貴州煤鐵、山東湖北鉛礦、江西湖南錫礦，以及四川富藏的各類礦產，否則「我若不開，他人入室。」第五，統一、穩定幣制。第六，須開辦利國便民的郵政。

走筆至此，康有為突發警語，行此六大要務，中國就不患匱乏，但還不足以起黎民百姓於貧困。

中國生齒，自道光時（一八二○至五○年）已四萬萬，今經數十年休養生息，不止此數。而工商不興，生計困蹙，或散之他國為人奴隸，或嘯聚草澤蠹害鄉邑，雖無外患，內憂已亟。夫國以民為本，不思養之，是自拔其本也。

康有為於是導入最後一部分，也就是他所謂的「養民」四法。論農業，即使是中國向來專擅者如絲，則面臨義大利、法蘭西、日本等國的挑戰，而茶葉又在印度、錫蘭栽種成功， 競奪中國之利，康有為大力主張鼓舞新法務農，以保有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中國須廣設農會、農學會，振興農業技術，多方開發林業、漁業，培育新苗。論工業，中國須以西洋列強為師，制辦汽輪、鐵路、電報，西方列強國力之所以蒸蒸日上，緣由便在於此。同時，制辦器械之道須超越一八六○、七○年代曾國藩等人片面的革新，且應銳意創設考工院新制，培訓現代工業技術人才。各地考工院遴選學童入院修習機械、算學。這種創新發明與教育學習彼此之間的助長，以美國的成果最為斐然，每年工業創新發明多達一萬三千件， 反觀俄國只不過百餘件而已。

至於外貿，顯然中國必須自行開發產品，發展中國企業，學習西人商務之法，迻譯西方商學之書，傳授「商學」之道，才能趕上西方列強及日本的競爭。中國每年進口紡織品所造成的貿易失衡遠勝於鴉片，不能老以鴉片貿易作為市場機制效率不彰的託辭。康有為對西方科技的盛讚，在官式文牘中是不曾見過的，他還把中國在一八九○年代自西方購買的商品列了一張清單，供皇帝御覽：

豈知洋紗、洋布，歲耗凡五千三百萬。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綢、洋緞、洋呢、漳絨、羽紗、毡毯、毛巾、花邊、鈕釦、針、線、傘、燈、箱篋、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呂宋煙、夏灣拿煙、紙捲煙、鼻煙、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餅、洋糖、洋鹽、藥水、丸粉、洋千果、洋水果，及煤、鐵、鉛、銅、馬口鐵、材料、木器、鐘錶、日規、寒暑針、風雨針、電氣燈、自來水、玻璃鏡、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戶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皆銷流，耗我以萬萬計。

中國須建立自身的工業基礎，以遏止資本外流之勢。

康有為在提出扶持貧農的計畫時，也舉了幾個國外的例子——從西伯利亞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婆羅洲、巴西、加拿大來討論屯墾計畫，或以獲罪流放，或是自願經商，都可收拓墾邊疆之效。這類政策能扭轉中國貧民迫於生計而移民海外的模式，移居美國或淪為苦力，受盡剝削，而移居澳大利亞、東南亞的華人則讓當地的華人無家可居、無事可做。對於作姦犯科之人，應教以工藝技能而使之重生；對於鰥寡孤獨、老弱殘疾者，則由善堂收留恤養。

康有為這篇長達萬餘言的上奏，頗有應考會試的架勢，最後以縱觀中國教育的問題來結尾，從科考形式僵化到圖書經費偏低，都在康有為非議之列。他又舉了不少外國事例——印度、英國、俾斯麥（Bismarck）的普魯士、日本，但又彷彿意識到自己舉了太多國外的例子，於是高聲肯定儒學的道德價值，以及其對再造盛世的重要性。康有為自己的儒學造詣頗高（雖然他是以反抗傳統、立異論而為人所知），甚至建請皇帝派傑出儒士出使西方諸國——以扭轉西方傳教士絡繹不絕、一心要把中國人變成基督徒的現象。康有為或許有所不知，欽羨中國儒學價值的萊布尼茲（Leibniz）約莫在兩百年前就提過幾乎一模一樣的看法。但是，康有為更勝萊布尼茲。他除了建議廣傳儒家「道學」之外，還主張應在海外建立儒學學堂——凡開設學堂招聚門徒千人者，應授給世襲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