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的衰亡（經典改版）(BCW0248)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譯者：廖彥博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20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2頁
ISBN：9789571371337

【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學會紛紛建立｜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康有為的哲學｜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列強爭奪勢力範圍】

▼  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康有為的哲學

康有為的理論，有部分是來自於漢代的今文經學。在今文經學裡，同樣是這個神秘的三世之說（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可能啟發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今文、古文經學之間對儒家學說的詮釋產生分別，起於雙方對若干經典的註解存在分歧。今文經學家宣稱在《春秋》裡發現「微言大義」，並且將之歸於孔子。正當古文經學者在那裡考訂《論語》的內容章句，詮釋為是聖人對當時的道德評論，今文經學者則力主孔子的著述足以作為人類歷史的典範——孔子就如同一位能預見未來的先知。

在西元三世紀時，古文經一般被公認為是真經，孔子在其中也沒有開天闢地的特性。實際上，在接下來的一千五百年裡，今文經學的聲勢一直不振。然而在十八世紀初年，清代的考據學者對古文經加以精微的考證，指出若干古文經實乃後人偽造，因此重新帶起了對今文解經的研究熱潮，尤其影響了康有為對《春秋公羊傳》的評註。到了一八二○年代，今文解經已經儼然成「派」，尤其以廣州一帶地區為盛。今文經學派的各家說法其實都不同，不過他們倒是大部分都同意：漢代的經學家為了政治目的，偽造出古文經，從而使後世之人無法得知孔子的真實面目。康有為便是宣稱要還給孔子本來面目為主旨，貫穿其研究。一八九一年，康氏完成其驚人著作《新學偽經考》，主張古文經遭到捏造、篡改，因為篡漢自立的暴君王莽（西元九至二四年在位）意欲使學者難以明白，孔子實非抱殘守缺者的真相。根據康氏這項別有懷抱的解釋，古文經學者由於掩蓋孔子真正的學說，使得中國陷入長時期的落後境地。康有為接著又發表了《孔子改制考》，聲稱真正的孔子為「聖王，為萬世作保，為大地教主。」孔子降生於衰亂之世，具有真知灼見，因此能夠作出以下的預言：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世之義，而注意於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

因此以康氏之見，孔子以後諸碩學大儒所著的史學，僵化刻板，都背離了他的教義，使後世將他誤解為守舊之人。康氏宣稱，真正的孔子早已發展出一套生機勃勃的歷史進步理論，與西方文明中的歷史哲學若合符節。事實上，如果孔子生在今天，他必定率先跳出來拋棄舊制度、提倡全面改革。康有為據此，因而指那些引用孔子章句、反對改變的保守派，不但誤解了聖人真正的教義，還成為孔教最大的禍害。

如果上面這些主張，還不足以震撼抱持正統經學觀的學者，那麼康氏還有其他的更激烈的學說理論，雖然這些看法在當時較少公開宣揚，不過都涵蓋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中。這些觀念要比今文經學派的看法更進一步，主張融合西方科學與儒家倫理，合而為一個破除所有舊習的理想世界。康曾在傳教士的幾何學著作裡，讀過歐基理得（Euclid）提出的定律，他因此企圖在中國道德哲學當中，也尋求出一個類似的普世規律，這樣就可以在他所謂「科學」的基礎上，打造新的社會制度。他所找出的對應規律，就是儒家的美德「仁」。傳統學者認為仁既是人性本善的體現，也是人際之間行事關係的道德準則圭臬。這些關係則在儒家倫理的「禮」裡面，都有明文規範，譬如遵守「義」，可使人對父母孝順、事君以忠。康有為在此的目的，是要將「仁」塑造成普世、單一的人類通則，高於所有構成儒家道德哲學的德行。「仁」的本身就是原動力，就和充盈於萬物之中的電（這也是他從西洋書籍當中所讀來的）相類似。仁事實上是人類（humankindness，而不僅是人性，humanenss）據以存在的本質，它能泯滅一切人為的政治鴻溝、以及使人產生不平等關係的社會階級。由於康氏從這個科學基礎的理想世界中，歸結出人人平等的結論，他認為沒有人天生就較其他人地位來得尊貴。因此，在「仁」的義蘊之下，康否定傳統儒家思想所尊崇、定義人倫高低主從的價值，並且大膽宣告「義」和「禮」是扭曲孔子思想者所設計出來，為後世家庭重男輕女、國家君尊臣卑的的權威合理化的積風成習。

中國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輕女，崇良抑賤，所謂義也。習俗既定以為義理，至於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婦人卑抑不學而無所識，臣婦之道，抑之極矣。此恐非義理之至也，亦風氣使然耳。

康有為是中國頭一位，認為正統儒家思想只不過是一種帶有階級思考特質意識形態的政治哲學家。在他看來，所有如忠、孝這些中國人視為社會綱常、區分人獸和華夏蠻夷的德行，都是傳統專制政治的統治工具。最終，徹底的政治改革需要建立在文化革命的基礎之上。這恰是因為儒家思想早已深入社會人心，僅單從政治面著手，不足以造成根本的改變。這是為什麼在一九一九年、那場破除文化陳規的五四運動，要比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更具有革命意義的原因。同時也是毛澤東主席說，在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場的文化革命正在持續進行的底蘊所在。

正如梁啟超的自發結社論當中所主張的，民族可以創建自己的國家，康有為的社會關係構想，也使他馳騁想像力，設計一個未來新社會。康氏將「仁」的平等原則、今文經裡面的「太平」盛世、以及大同世界裡那種田園生活結合起來，描繪出一個沒有社會、政治分野限制的未來世界。他所著《大同書》完稿於一九○二年，敘述這個烏托邦世界，並認為可在兩到三個世紀之內達成。屆時，「國家」這個字眼將不復存在，因為世界已經合為同一個種族、說同一種語言、行相同的風俗。財產全歸公有，而所有工作都由機器代勞，電力驅動的飛船騰空飛過。人類所身受的痛苦，被身兼教牧職能的醫師完全緩解，所有的階級區別全都消失不見。女人的地位、衣著全與男子相等，核心家庭讓位給為期一年的婚姻合約，以及公共育嬰、托兒系統。

康有為的《大同書》在稍後替他建立了類似傅立葉（Fourier）或聖西蒙（Saint-Simon）的名聲，稱他是中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不過，他並沒有在推動維新運動時，將這些富有想像力的構想加入到規劃之中。以至於在當時，他關於儒家思想的理論，被取了個「野狐禪」的譏諷綽號，並且使許多高級官員，對他的改革方案抱持戒心。然而，這些提案並不是十分激進。他對光緒皇帝一連上了七次奏書，解釋道，維新變法者希望皇上能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以及俄國的彼得大帝，用西式官制和學堂，取代舊有的官僚、科舉制度，從而使國家邁入現代化之林。但是這些奏書，連同各個學會對於改革的熱情、還有康有為那些奇談怪論，都被恐懼變法的資深大臣擋下，並未能送呈御覽、讓皇帝知曉。確實，反對「變政」的聲浪，直到另外一次國家危機爆發之後，才被壓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