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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金陵遺殘夢、寶島埋壯志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王勃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已創刊四年的美國《時代》周刊，首次以一位中國人做封面人物，這個人就是年方四十一、叱?大江南北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其時，蔣介石所率領的北伐軍已陸續克復南京、上海，並準備在滬上大肆清除共黨分子，但中央政府（在武漢）卻打算「整肅」蔣介石。
二十八年後，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時代》周刊，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 以蔣介石當封面人物。那時，「紅星已照耀中國」（套用史諾的Red Star over China 書名），六十九歲的蔣介石負嵎台灣島上整軍經武，誓志在有生之年反攻大陸，「消滅朱毛匪幫」。《時代》周刊的編者在〈出版人的信〉中告訴讀者說：「蔣介石元帥本週第十次出現在《時代》的封面-多過任何一位活著的人，只有蔣介石的大仇敵史達林差可比擬。一九二七年的《時代》封面，首次描述蔣是位嚴肅而又年輕的國府領袖，且為孫中山的繼承人。他今天的奮鬥目標與一九二七年完全雷同：要統一全中國。
「二十載又過去了。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介石以八十九高齡病逝台北市郊。」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蔣介石﹁統一全中國﹂的志業，始終未能達成。
名揚國際半世紀
蔣介石逝世之際，一向支持國府的《時代》周刊雖未再以蔣介石為封面人物，但用了兩頁篇幅報導他的生平和死訊，也可算是對「委員長」（Generalissimo）的最後禮遇了。四月六日的《紐約時報》亦以頭版和兩個全版的篇幅報導蔣介石之喪，並在標題中稱蔣為「二次世界大戰四巨頭中的最後一人」。
西方報章雜誌在近半個世紀中，對蔣介石的持續矚目和報導，是蔣介石能夠名揚國際舞台、而為「四巨頭」之一的主要因素。宋美齡對美國朝野的「公共關係」、江浙財閥和歸國留學生的為之奧援，以及中國逐漸從古老大國走向現代世界的必然趨勢，也都使蔣介石繼孫中山之後，成為國際社會中最為人所知的中國人。
從二○年代到七○年代，自中國大陸到台 灣，蔣介石一直是西方人民最為熟稔的中國政治人物（五○年以後，其知名度則遠遜毛澤東），也是西方政治家和輿論界評估中國現狀、探測中國未來的依據。
蔣介石在漫長的軍政生涯中，雖接觸過不少東西方聞人，但對他本身和中國國勢 最具影響力的，則為來自新大陸的軍政經大員和報界人士，其中包括《時代》、《生 活》、《財富》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以及五星上將馬歇爾、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 和魏德邁、飛虎將軍陳納德，以及歷任駐華大使赫爾利、司徒雷登與藍欽等典型人物。
而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從蔣介石與上述諸「洋客」的個人關係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國與國關係的載浮載沉。
首先，我們從魯斯開始。魯斯（Henry R. Luce, 1898-1963 ）與中國近代史關係之深，在美國友人中可說無出其「右」者。這個「右」字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對中國的感情、與中國的淵源，無人趕得上魯斯；另一種是魯斯在思想上是一個右派，他堅決反共，是國府在美打手「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 ）的大將。魯斯出生於山東省，父為傳教士。由於魯斯來自宗教家庭，在耶魯大學肆業時即認識孔祥熙、王正廷、晏陽初、余日章等人，因此非常關切中國局勢，也是蔣介石的「美國大護法」。
《生活》雜誌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載有蒲立德所撰的訪華報告（魯斯特聘蒲氏訪華），此文一出， 即導致了次年美國國會通過四億美元的援華法案；其時國共內戰方酣，四億美元的援助對國府大有裨益。外交家陳之邁說，那篇文章是魯斯本人對國府的一份「厚重禮物」。
然而，據白修德（Teddy White ）的看法，魯斯心目中的「理想中國」，是一個信奉基督、保守、農業型態的國家，也就是他孩提時代的中國。而這個「古老的」中國，早已一去不復返了。魯斯活著的時候，他旗下的《時代》、《生活》與《財富》三周刊支持國府（特別是蔣介石本人）不遺餘力，頗能左右美國人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魯斯在六○年代初期去世後，國府在美頓失﹁靠山﹂，同時，潮流也慢慢轉向了，蔣介石與美國的關係從此進入了新的階段。
與美國權要交往
二次大戰期間，美軍駐華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與蔣介石的關係，則是暴風雨式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 1883-1946）也是一個「中國通」，先後在中國住了十年以上，極端看不起蔣介石，私下稱蔣為﹁花生米﹂，而蔣介石也頗為痛恨史迪威的跋扈、擅權和專斷。在蔣介石面前，史迪威雖仍保持風度，但仍不掩其輕蔑之色；相反地，蔣介石雖不滿史迪威，但鮮少形諸於外。兩強之鬥，倒楣的仍是史迪威，吃虧的仍是文化根基「淺薄」的美國人。羅斯福總統應蔣介石之請，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終於調史迪威返美。史、蔣糾紛雖暫告一段落，但對中美關係與雙方民族元氣的傷害，卻是永遠無法彌補的。
與史迪威相反的是魏德邁和陳納德兩位將領。繼任史迪威職務的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 1897.1989 ），在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時，與蔣介石相處頗為融洽。一九四七年，中國情勢急遽變化，魏德邁奉杜魯門總統之命，率領軍事調查團到中國，做實地考察，並提出「良藥苦口」的報告，但已無補於時艱。而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 1893. 1958 )則大有功於中國對日抗戰，陳氏曾向羅斯福表示：「我認為蔣委員長是全球兩、三個最偉大的軍事與政治領袖之一。「蔣介石與陳、魏的友好，是國府最為珍視的情誼。國府認為這些人才是患難中的朋友。」
至於來華調處國共衝突的馬歇爾（George Marshall, 1880-1959），雖未能挽回內 戰的狂瀾，但咎並不在他，而在於國共雙方領袖以及抵擋不住的浩瀚潮水。馬歇爾在一九四六年八上廬山與蔣介石會談，在中美外交史上，雖不能譽之為「美談」，但卻是一樁歷史事件。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馬帥奉杜魯門電召繼貝爾納斯之後任國務卿。當天下午，馬帥由司徒雷登大使陪同往訪蔣介石辭行。第二天，蔣、馬再度晤面，蔣希望馬帥能夠重返中國，並擔任他的「最高顧問」。蔣說，他願意把自己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馬帥，由他和馬帥合作領導。馬帥雖頗為感動，但也只能顧左右而言他。
蔣介石的話是否出自肺腑，無人知道。但在大陸變色前後，馬歇爾卻成為國共雙方攻擊的對象。
蔣介石與美國權要的交往雖未能阻止神州的「陸沉」；但無庸諱言，國府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仍然能夠在台灣屹立不墜，「再造」之恩就是來自美國。誠然，美國一方面是基於本國利益而護衛台灣，但另一方面也是蔣介石與宋美齡數十年所播下的友誼之果。
浮沉宦海的謎樣人物
蔣介石與美國朝野人士雖做了大量的接觸，但我們仍深切懷疑美國人是否真正了解蔣介石？非但美國人不易了解蔣介石，即便是中國人亦復如此。
從二○年代初葉開始嶄露頭角到七○年代中葉齎志以歿，蔣介石始終是一個「謎」 樣的人物。他曾經是中國人民的「最高領袖」、「民族救星」、「時代巨人」，但老百 姓卻從未真正了解和認識蔣介石；只能在報章雜誌上、口號上、文告上、新聞紀錄片上、收音機和電視上，來體會「領袖行誼」。這不能怪被統治的子民，也不能怪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數十年來在「蔣介石研究」領域，未有建樹。因為，蔣介石本人和四周近臣、蔣家、國民黨上層，皆不欲蔣介石被老百姓「看透」。他們認為最高領袖應該籠罩一層神秘之紗，否則威權與尊嚴難以鞏固，「領袖特質」（charisma）的形象也無從建立。
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無怪乎唐人（嚴慶澍）的《金陵春夢》（共八冊）能夠風行一時；陳伯達的《四大家族》、惲逸群的《蔣黨內幕》和榮孟源的《蔣家王朝》等欠理想的著作亦能洛陽紙貴。
但近幾年來，蔣介石和蔣家之「謎」已逐漸被破除；「人格化」取代了「神化」 ，「事實」代替了「神話」。在台灣，黨外雜誌高舉歷史的利刃，首先剖析蔣家三代。黨外雜誌報導蔣家的文字，因史料不足和資料欠缺，常有失實和失檢之處，但就「首揭義旗」的角度而言，卻具開創之功。
在大陸，無數的回憶文章和一批批專書的出版，也填補了一大片空白。例如：《李 宗仁回憶錄》、《張治中回憶錄》和過去國府黨政軍大員的傳記，都是認識蔣介石的有力佐證。在香港和美國，也有不少描述蔣介石的專著和回憶錄面世，如梁升俊的《蔣李鬥爭內幕》、黃宇人的《我的小故事》（上下冊），以及小說體的《侍衛官雜記》（宋喬著，上下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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