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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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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上)(WT02011)
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春山出版
作者:余凱思
       Klaus Mühlhahn
譯者:黃中憲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2年01月21日
定價:640 元
售價:50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528頁
ISBN:978626955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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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國戰火不斷:一九三七~一九四八年】

國共內戰

抗戰最後幾年,國共統一戰線已名存實亡。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黨軍攻擊企圖在中國中部建立根據地的共軍(新四軍),幾乎將其殲滅。國民黨軍也發動經濟封鎖,阻止共黨邊區與國民黨控制區之間的貿易。此後,雙方幾乎徹底撕破臉。重慶動用五十萬兵力阻止共黨擴大其在西北的邊區。國共兩黨都認為打敗日本後,中國定將爆發內戰。但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在廣島、長崎丟下原子彈,逼使日本驟然投降時,共黨和國民政府似乎都還沒有做好要開戰的準備。日軍撤離中國、臺灣、滿洲國,留下大部分軍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蘇聯與國民政府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約內容顯示,蔣介石對蘇聯關於蒙古和滿洲中蘇邊界的要求幾乎照單全收。外蒙古脫離中國,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一筆領土喪失。蘇聯也有計畫有步驟地將滿洲的工業設備運回俄國,並以行動重申其過去對中國長春鐵路的所有權。西方列強命令在華日軍向國民政府部隊投降──日軍也奉命照辦──但中共堅持自己有權利解放日本控制的領土。共軍無視蔣介石要他們留在原地的命令,往東急馳,因而比國民黨軍先一步抵達接收地,尤其是滿洲國。在已被蘇聯紅軍解除日軍武裝的那些區域,中共部隊拿到大量武器和彈藥。國共兩軍起衝突是遲早的事,因為雙方都想擴大地盤。

外國強權和國際援助在擊敗日本上居功厥偉,因此,戰後外國勢力仍是影響中國局勢的極重要因素,也就不足為奇。中國內戰始終不盡然是中國家務事,從一開始就和國際因素有千絲萬縷的牽連。蘇聯和美國密切注視中國情勢,但雙方對各自在中國的盟友並非全然力挺。莫斯科和華府都未針對如何處理中國局勢擬出明確計畫。

蔣介石與美國的關係,戰時已惡化,蔣雖然一派樂觀,卻也對後羅斯福時代華府領導階層會走的方向沒把握。美國意向含糊,既因為中國相比於歐洲較不受重視,也因為美國政界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南轅北轍。美國領導高層有些人深信中共聽命於莫斯科,中共若打贏內戰,會使亞洲局勢轉而有利於史達林。他們主張,美國不應任由蘇聯控制中國,應繼續援助蔣介石。有些人則指出中共鮮明的民族主義傾向,主張毛澤東思想主宰下的中國未必會與美國為敵,何況蔣介石必敗無疑。他們力阻美國政府選邊站,如果有可能阻止一場內戰就阻止,阻止不了的話,美國只需旁觀。

蘇聯,原則上承諾支援中共,心態上卻也同樣有矛盾。史達林不願為他口中的「穴居共產主義者」(諷刺毛澤東曾住在延安窯洞裡)毛澤東做犧牲。他跟美國總統杜魯門(1884-1972)一樣,不想見到中國局勢危害到自己在歐洲遠更迫切的國家安全計畫。由日本投降後幾個月裡蘇聯的作為,可看出史達林的猶疑。在滿洲的蘇聯軍隊忽而為中共提供武裝,忽而把他們推開,忽而回應蔣介石的要求,忽而無視那些要求。毛澤東老早就向黨內心腹透露,搞不懂蘇聯的政策。

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蘇聯、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是以建立國共聯合政府為目標。毛澤東對美國猜疑甚深,但又沒把握蘇聯必會支持他,因此歡迎美國居中調解。中共還未準備好再來一戰。甚至在日本投降前,美國官員就在蘇聯同意下嘗試平息國共兩黨爭鬥,希望可以阻止內戰。日本一投降,行事特異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 1883-1963)就認為他能居間促成可長可久的聯合政府。戰後美國的頭一番努力,促成蔣毛於日本投降後不久面對面商談。毛澤東飛往重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抵達,同日與蔣介石共進晚餐。這是兩個死對頭二十年來第一次見面。前後六週裡兩人私下晤談多次,往往在蔣介石的庭園裡邊走邊談。幕僚雄心勃勃,積極草擬如何打造民主新中國的構想,提議首先要召開全國性諮詢會議,以為國民大會選舉制定規則,也建議中國所有武裝部隊統歸蔣介石節制。表面上兩人的晤談順利愉快,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日,發表了予人光明希望的聯合聲明,承諾追求「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但雙方的地面部隊繼續往前推進。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蔣介石對共軍發動一輪猛攻,所有談判中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赫爾利心感沮喪突然辭職。

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返回南京。同年,美國再度謀求和平的解決之道。總統杜魯門重申美國協助建立「強大、統一、民主中國」的決心,派馬歇爾將軍(1880-1959)使華。馬歇爾是甚受敬重的美國政治家,也是美國於二次大戰打敗德國、日本的最大功臣。馬歇爾的使命是說服蔣毛二人結束敵對、國共合組聯合政府。幾乎整個一九四六年,他都在為此任務而奔走。但該年年中,誰都看得出他的使命不可能達成,因為蔣毛二人明顯都不願放下對對方的惡感和敵意。雙方都無意妥協,一九四六年十月戰事再起。毛澤東開始相信美國力挺國民黨。反美宣傳於焉啟動,指責美國想要宰制中國,把蔣介石說成是美帝的「走狗」。美國的回應是實施武器禁運,並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後援助蔣介石。蔣介石決定全面開戰,麾下軍隊開始採取攻勢。

中國全面內戰爆發,從一九四七年中期打到一九四九年中期。美蘇互盯著對方,但都未派兵干預。其實,這兩個新興的超級強權互相嚇阻,只要對方也旁觀而不插手,自己就無意派兵入華。看到蘇聯軍隊撤離中國,美國大為放心。蘇聯不曾有過什麼積極的大動作以助共黨打贏內戰,而且幾乎直到內戰結束前一刻都還擔心美國派兵干預。在這個冷戰初起的大環境下,我們能看到一個典型模式:美蘇都避免直接軍事干預,而是武裝其所信賴的代理人、衛星國、盟友,以使衝突的結果有利於己。

蔣介石部隊向各戰線出擊,一九四七年三月拿下延安,接著迅速占領華北和東北──在美國援助下,不過此舉違背美國意見──但這卻使國民黨軍備多力分,兵力被綁在城市和鐵路線上。蔣介石急欲以迅疾的出擊結束國共內戰,反倒鑄成大錯。這些戰略敗筆,加上一九四八年後期打決定性的淮海戰役時犯下戰術錯誤,使國民黨輸掉內戰。一九四七年底共軍反擊時,國民黨軍孤立於城市。叛逃猖獗。共軍一九四九年一月拿下天津、北京,四月向南進擊。四月二十三日拿下南京,五月二十七日拿下上海,六月二日拿下青島。六月,共軍兵力已增長至一百五十萬,蔣介石兵力則減為兩百一十萬。國民政府逃到廣州,繼而重慶、成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落腳臺灣──此前,蔣介石已把三十萬大軍、美國人所提供的大部分軍事裝備、政府的所有黃金儲備、北京故宮的許多珍貴文物送到臺灣。

一九四九年,美國政府討論用軍事干預在最後一刻挽救蔣介石的可能性。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1893-1971)堅決反對。在歐洲,美國堅決圍堵蘇聯。但在亞洲,艾奇遜相信情勢不可相提並論。他在某份報告裡寫道:

連給予中國境內任何尚存的知名反共人士政治支持,恐怕都對我們沒有好處。他們最終很可能成不了氣候,就和南斯拉夫的保王派差不多。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政治勢力,還未露出端倪。那股勢力要經過一段時日才會出現並壯大;但它必然會出現並壯大,因為共黨統治下的中國會孕育出這股勢力,就和蔣介石的國民黨催生出共黨一樣乃勢所必然。

但隨著中國落入共黨統治,美國開始暗中運作反毛。美國很快就開始避不表態,既不擁抱中共,也不對抗中共。

共黨打贏國共內戰,毫無疑問出人意料。最初,政府軍兵力為共軍兵力三倍之多,獨占空中武力,擁有威力大大優於對手的坦克和重炮。事實證明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的戰略極高明,而蔣介石及其將領在戰術、戰略上所犯下的大錯,也讓中共受益良多。中國菁英和老百姓不再如從前那樣支持國民黨政權,也有助於中共得勝。國民黨領導人接收沿海地區時,指控留在淪陷區受日本統治的企業家、知識分子、為市民表達心聲者通敵,從而失去他們的支持。在東北、中國西南部、新疆之類邊陲地區,國民黨從中央空降大員,要當地行政官員聽命於他們,也把當地菁英推到自己的對立面。戰前支持國民政府的地方菁英,因此不再同情國民黨。管理不當、軍隊和官員貪汙、破紀錄的通膨,一點一滴消耗掉尚餘的民心。蔣介石的部隊和官員前去接收淪陷區,往往把劫掠、貪汙、重創民生的通膨也帶去。中國失控的通膨,主要肇因於持續的財政赤字,而國民政府因應財政赤字的辦法,就只有印鈔票。沒有錯,財政赤字最初是因抗戰頭幾年中國最富庶的幾省落入日本之手而起,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又加重了赤字情況。但同樣沒有錯的是,面臨這種險境,國民政府在遏制通膨上著力甚少。反觀共黨所解放的區域,治理較良善,軍隊紀律較佳,共黨溫和的土改計畫更是贏得農村廣大民心。

直至國民黨退出大陸為止,一直都有別的團體針對中國的未來提出其他構想,包括自由派、學生運動派系、地區性組織、祕密會社、教派、乃至國民黨本身的派系。一九四四年改組為政黨、提倡民主路線的中國民主同盟,尤其值得一提。民盟的綱領走第三條路,介於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國民政府和共產黨之間。民主同盟的黨綱載明:我們想要結合蘇聯的經濟民主和英美的政治民主,建立中國式民主。一九四五年後的中國人權討論,也很強調經濟權利、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利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集體權利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密切關係。周鯨文(1908-1985)批判,政治權利在西方明載於憲法,卻仍有許多人因為經濟不平等或社會不平等而無法行使這些權利。從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八年,張君勱(1886-1969)發表了數篇談人權的文章。對基本權利頗有保障的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就由他主導起草。在這些文章裡,他論證人權觀念是歷史互動的結果,是中國與歐洲跨文化交流的產物。因此,他主張儒家的政治哲學不只和人權觀念毫無牴觸,而且已在歷史長河裡充實了人權觀念。張君勱認為人權是東西方思維彼此錯綜流轉的結果,而且文化流轉不僅未傷害此觀念,反倒促成其改善和成熟。這些投身民主與人權的團體沒有外國支持且不具政治影響力,卻在內戰期間提出令人信服的另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