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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作 品

幌馬車之歌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
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
幌馬車之歌:增訂版
幌馬車之歌(第三版)

臺灣史

【類別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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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屍.流亡.二二八(BC0012)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臺灣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藍博洲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1年06月24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14頁
ISBN:957130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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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序言 2書摘序言 3



  序言 2

民族意識覺醒

這個事件雖然對我打擊很大,但也同時使我看透了日本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有了認識。我因而覺悟到,在日帝統治下的殖民地青年,如果還想靠唸日本書而往上爬的話,那麼,臺灣人民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因此,我就開始重新去思考臺灣人民將來的出路是什麼?如果靠日本人,有沒有光榮、幸福的未來?這時候,剛好碰上日本的南進遭到挫折,美軍經常轟炸臺灣,並且已經開始從東南亞反攻,形勢對日本愈來愈不利。這種形勢正好與我自己的經歷結合起來,使得我從一個從小就老老實實唸書、不管政治的殖民地孩子,蛻變為一個覺醒的反日青年。

從此,回到雄中唸五年級的殖民地青年的我民族意識覺醒了。「臺灣的前途在那裡?」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還能維持多久?」於是就成為我學習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題了。恰恰就在這個時期,有一天,我從同村一位曾經留學日本的前輩那裏接觸到了孫中山的「孫文學說」與「三民主義」,我的思想因此豁然大開,找到了一條前行的路。

這位前輩叫陳浴億,大約大我五、六歲,剛從日本回來不久。我看了從他那裏借來的那兩本書後才恍然大悟!同時驚訝地嘆道,世界上竟然還有這種思想!長久以來,雖然受著「皇民化」教育,可我主觀上卻一直認定自己是中國人、漢族,與他們日本人是不同的!平常,他們日本人的教育卻老是硬說臺灣人是「天皇的赤子」:儘管我在現實生活上感受不到日本人所說的種種,可也不知道如何來解釋這種種的「差別」?因而,一旦涉獵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時,整個人就好比發現新天地般振奮起來!從此以後,我就不太讀日本書了,轉而潛小鑽研反日的書,並與同學們互相討論。我們並且漸漸地發展出一個反日的小團體。一直到二.二八後,當我們再度投入臺灣人民反國民黨官僚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運動時,這個小團體也成為基本的組織:許多人也於 50 年代白色恐怖時犧牲了……。

從逃兵到終戰

1945年3月,中學畢業。我決定不再唸日本書了,於是就放棄繼續朝著升大學的方向前進;但是,如果我不升學的話,馬上要面臨的麻煩就是被日本帝國抓去打仗。因此,為了躲避兵役,我就與好友謝桂芳一同去報考臺南師範學校。可是我們終究還是逃不過日本軍國主義統治的魔掌。

我們一進學校就被編入日本軍隊裏,一個也逃不掉。那時候,我自己就反思道:「一個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現在竟然當了日本兵,這怎麼得了?!」於是就開始想辦法逃跑。終於,機會來了。有一次,美軍轟炸臺南市時,我們的學校著火了,我於是就乘著混亂逃到高雄鳳山。然後在當地的一所田草埔公學校當代課教員。在教書期間,我隨時隨地向學童及老師們宣傳「日本帝國主義即將敗亡」的反日論調,因此引來學校的日本人校長向日本憲兵隊告密;所幸學校的副校長(臺灣人)事先通知,我才能及時逃離。躲了一個禮拜後,我聽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廣播;於是就放心地到學校看看。當時的情景實在很有意思!我任教的那所學校,除了校長是日本人之外,其他從副校長以下的教職員都是臺灣人;當我走到會議室門口時,只見校長抱著頭,不說話;其他人則圍著校長坐著,也不知說些什麼好。於是,我就走進去,指著校長質問道:

「你說,是不是你去叫憲兵隊來抓我的?」

日本人校長連頭都不敢抬起來。我於是就轉而對其他老師說:「現在,日本投降了,學校回到我們中國人手裏了,它不再是日本人的學校了,從現在開始,學校應該由我們自己來辦,我們應該改用自己的語言來上課。」

從此以後,我們就把學校裏頭的臺灣人副校長升起來作校長,教務主任則調升為副校長。同時,老師也開始用自己的語言來教課,廢除了原有的日本語課,改用自己的語言來唸「人之初……」。那時候,我就是用這種方法來搞運動的。這樣,一直搞到10月份時,我又回高雄母校——苓洲小學,扶持我以前的老師來當校長。

從歡欣到失望

1945年10月5日,國民政府所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葛敬恩中將,及其幕僚一行八十餘人,乘坐飛機抵達臺北,成立「前進指揮所」,進行接管的準備。對這些接收官員,臺灣人民都不約而同地舉行了歡迎會。10月10日,臺灣光復後的第一屆雙十節,全省各地也都熱烈地舉行慶祝典禮。10月17日,六百萬島民以一日千秋的心情等待的國軍終於光臨了。10月廿4日,國府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陳儀長官就任。第二天,10月廿5日,受降典禮在臺北的中山堂舉行。這樣,臺灣就完全從日本殖民五十年的統治下解放了。全島居民都洋溢著一片歡欣鼓舞之氣。

處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之下,年輕的我也難以置外。當時的我,現在想起來,我自己也覺得是「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的。那時候,我非常積極而熱烈地搞了慶祝光復的群眾大會;並且把當年借我書看的學長陳浴億扶作這些慶祝活動的領袖。日據末期,陳浴億曾經任職於高雄市役所(市政府),光復後則任職第四信用合作社的理事長,後來還因為這些群眾大會的關係當上高雄市議員。國民黨於 50 年代開始「肅清」時,他也不得不逃離臺灣,流放海外。據說,他現在人還在香港,不能返鄉。

當時的活動主要還是我在推動。因為陳浴億具有第四信用合作社理事長的身分,所以由他來當頭頭;我則負責實際的宣傳工作與組織、動員群眾的事。當時,慶祝國慶的活動,光是苓雅區就有兩臺戲同時公演。一臺是由高雄地區的士紳陳啟清等人主辦的;陳啟清是陳田錨的父親,陳田錨則是我的小學同班同學。另一臺則是我們的。兩臺戲一直在唱對臺,挺熱鬧的。

10月17日,挑著鍋子、食器,背著雨傘、被褥的國民軍終於來了。夾道歡迎的民眾不禁有一種奇異、失望的感受。目睹這一切,我雖然也感到納悶,卻仍然壓抑著自己的質疑,儘力為國軍設想並說服群眾。

當時,看慣了日本皇軍裝備完善的軍容的一般民眾,當然會看不順眼國軍的簡陋的;有一些批評的耳語於是就開始流傳起來了。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就努力做教育工作,向民眾解釋說:因為經過了八年的抗戰,祖國才這麼辛苦……。可是,解釋到後來,連我們自己也無法再向自己解釋了;畢竟國民黨軍所做的亂七八糟的事情愈來愈多了。譬如:路燈的燈泡被軍人摘去了;自來水管連接水龍頭的部分給鋸掉了;另外還有搶老百姓啊……等等事情都發生了。接著,物價又亂七八糟地漲,這一切使得我們也沒有辦法再替國民黨說話。但是,儘管到了這樣的地步,當時我們也還沒有反國民黨的意思;只是感到失望而已!

從自治到反抗

儘管,對國民黨及其軍隊已經在短短幾個月內便感到失望了,可我與身邊的朋友們並沒有就此感到絕望;我們也沒有因此就把年輕的理想與熱力投注於反國民黨的行動上。與其反對,我們想,不如自己來做一些有益於建設臺灣的公共事務吧!這樣,我們就開始搞民眾教育。

到了1946年,我們一致都認為:臺灣再這樣下去的話是不行的。大家於是就不約而同地產生了「臺灣人必須起來自己治理臺灣」的念頭。這個念頭,有一點「自治」的意思,但與民進黨人後來所提的「自決」,並不相同。我們的意思是說,臺灣人民自己要起來管好臺灣,是有一點「自治」的意思,但並沒有喊出這個口號。總之,是說臺灣還是要靠臺灣人民自己來建設。「既然要靠自己,那我們該怎麼做呢?」我們於是給自己提出問題。因為當時的臺灣有很多失業、失學的青年,我們幾個就辦了一個中等文化補習班。

補習班一開辦,苓雅寮、前金、前鎮一帶的青年都馬上跑來報名;一開始,我們就收了三、四百個學生。我們採取免費教育的方式,由我們幾個人自己刻鋼板、印講義,並且擔任各科的老師。我負責教數學、物理,陳浴億的弟弟陳金木教英文,另外還有人教國語及現代科學等,大家各盡所長,分工教學,總共有十來個老師;他們要不是我的小學同學,就是我的中學同學;這當中還有幾位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陳浴億又被我們推舉為校長。當然,在課堂上,除了一般的教學外,我們主要也藉機教育民眾要如何來管好臺灣!那時候,我們幾乎沒有講過罵國民黨的話。雖然這樣,高雄市政府還是派教育局長來干涉了,堅持不讓我們的補習班再辦下去。我們於是推請陳浴億去交涉。陳浴億向市政府強調:「我們替政府收容、教育那麼多社會上的失業、失學青年,可以說是在替政府做好事;而且,憲兵隊辦的國語學習班,我們這些老師也都親自去學,然後再回來教學生。我們不但沒有什麼反國民黨的言語,還替政府做了那麼多事。」他希望以這些理由說服市政當局,讓我們的補習班再辦下去。結果,不管他怎麼說也都不行;大約辦了兩個多月的補習班,最後還是被強行關閉了。

從此以後,我與身邊的朋友們對國民黨就更加失望了。大家都想,一開始我們熱烈歡迎你來,你表現不好,我對你有點失望,於是想自己在家鄉做點事情,你又不讓我做。因而,一種不滿、反抗的心情就出來了。因此,有一段時間我感到相當苦悶,不知道倒底該怎麼辦?這時候,已是1946年春天了。

臺北延平大學

1946年5月一日,下午四時,私立延平大學籌備會假省參議會食堂舉行成立式,總計有全體省參議員及常任籌備委員五十幾人出席。成立會首先由黃朝琴說明設立宗旨及籌備經過;接著由朱昭陽報告設立案的三點決議:

一、第一次計畫要設立法、商、工三學院,每院學生數為各學年定二百名。四學年制,計八百名。

二、校舍地址在掘川町舊家政女學校之校舍。

三、開始要募集基金二千萬元。

然後,滿場推戴林獻堂為該會主任委員、省參議員及陳逢源、劉明、陳逸松等為各縣市之常任籌備委員。

正在苦悶當中的我,看到這則新聞報導後便興奮起來了,因為聽說這個籌委會是為了實現教育本省子弟的宗旨才推動成立延平大學;再加上臺北是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我於是決定到臺北考延平大學。同時,由於延大是私立的、夜間的大學,因而,即使是一般人也都考得上;我於是就順利地考進延大就學。

上了臺北以後,我就通過同村一個父親的朋友——孫古平的介紹,寄住在一名老臺共廖瑞發的家。在廖家,我因為看了一些書,思想突然大開。從此以後,我除了上課之外,就是搞讀書會,並且在臺北的各大學間搞串連。因為我雄中的同學陳金木就讀於師範學院的關係,我主持的讀書會也發展到師範學院。二.二八前不久,我也通過臺大學生楊建基發展到臺大。那時候,我白天在臺灣省教育會編小學教科書的參考教材,每個月有固定的收入,我於是就用這些錢來買書報、雜誌給其他學生看。一般說來,我們讀書會使用的教材還是以民主黨派的刊物為主;只有那些確定要吸收的學生,我才會給他看一些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刊。我記得,46年 9 月,剛開學時,我在臺北圖書館借到一本埃德加.史諾寫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書「西行漫記」,我於是告訴其他讀書會的成員,讓大家輪流去借來讀。當年,接觸到孫文的「三民主義」學說時,我們就已經非常興奮了;現在,再涉獵了這些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時,我們當然更加振奮了!另外,記得,我們還從吳克泰那裏拿到一本簡國賢為的劇本「趙梯」。當時,剛好我們有擴大團結幾個讀書會的要求,我們因此想藉共同演戲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的,於是大家就拿了劇本,分頭去讀,然後再一起討論劇情、安排角色;但是由於人不夠,還缺幾個女同學。 2 月26日,我們特地邀請編劇簡國賢從桃園趕來,為我們演劇隊的隊員講解劇情。據簡國賢所說,「趙梯」其實是臺灣話「該打」的諧音,它主要是想通過反映當時社會上司空見慣的種種無法、無理的事,激勵人民起來反抗、打倒這些惡事。簡國賢講解後,我們決定第二天,也就是2月廿7日晚上,再利用下學以後的時間排練。怎知,廿7日晚上,我上完課,回到廖家時,卻聽到延平北路發生暴動的消息;我們的演戲計畫也只好被迫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