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

關 於 本 書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目 錄

線 上 試 閱

序言 1
序言 2
書摘
序言 3

作 者 作 品

幌馬車之歌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
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
幌馬車之歌:增訂版
幌馬車之歌(第三版)

臺灣史

【類別最新出版】
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
開箱臺灣史:一本制霸中小學108課綱臺灣史學習內容!
再見.草山:陽明山的這些年那些事
閃耀台灣一套八冊(精裝套書,附贈明信片八張)
閃耀台灣一:台灣城市建築1860-1960


沈屍.流亡.二二八(BC0012)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臺灣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藍博洲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1年06月24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14頁
ISBN:9571302821

已絕版

 轉 寄 給 朋 友

 發 表 書 評 

 我 要 評 等 

Share/Bookmark

線 上 試 閱

 

序言 1序言 2書摘序言 3



  序言 3

二.二八的鬥爭

1947年2月27日,晚上七點半左右,在戰後的臺灣,以「勝利者」的姿態進行了年餘的搜括掠奪剝削的一個落後型半軍事政權——陳儀接收政權,與臺灣社會中的各階層群眾之間所產生的緊張對峙情勢,終於因為突發的「緝煙事件」而爆發為全島性的官民武力衝突的歷史悲劇。

事變一起,進步的學生組織也迅速串連,起來鬥爭;這當中,新成立的延平大學的學生,扮演了一定重要的角色。28日的白天,我先到師範學院,參與師院學生所召開的大會。沿途,我看到四處都有亂打外省人,以及憲兵持槍巡邏的緊張情況。因此,在師範學院,當我通過陳金木的介紹上臺演講時,我即強調兩點呼籲:第一,即刻起來聲援市民。第二,不可以胡亂打人。在這場大會中,臺大的一些學運積極份子也跑來參加。也就在這個場合,我認識了日據末期以來即積極投入運動的陳炳基;三言兩語談下來,我們彼此就知道有沒有共同的語言。因此,當陳炳基等人在臺大法學院召開學生大會時,他也找我去演講。事變的頭兩天,我們除了加緊組織動員之外,主要是在街頭上搞宣傳工作,呼籲人民趕快起來,維持市內秩序,不可胡亂打人……。

據林木順「臺灣二月革命」中所載,在事變中,進步學生的行動大致如下:3月2日,「上午十時,國立臺灣大學、延平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及各中等學校高級生,約數千名聚集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英勇的學生們對陳儀的腐敗政治加以抨擊,暴露教育界腐敗不堪的各種事實,高呼『政治民主』、『教育自由』;並宣言擁護臺北市民的義舉;對於學生自身的組織,以協力維持治安、整理交通及應付意外的突發事變。一隊擔任宣傳工作的學生,立即製成許多傳單,散佈市內,鼓勵民眾的團結。另一大群的進步學生,認清了陳儀的狡詐與欺騙,感覺只有武力組織,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因此,暗地裏糾合同志、強化組織。確保聯絡,並到處覓索武器。

3月4日下午,各校學生代表,召開秘密會議,討論編成部隊及裝備問題,決議:一、派代表到臺中請求武器的援助。二、派人到新店聯絡高山兄弟響應。三、聯絡桃園人民武裝進攻臺北。四、在5日夜半三點,攻擊軍事機關,奪取武器,以武裝自己,進行武裝鬥爭。但因驟雨不斷,連絡不周,桃園與新店方面不能響應,加之,在臺北的人民武裝不夠,遂中止此項計畫。」

我們的行動之所以轉向,主要是因為一個地下黨人李中志的介入。季中志大約比我大個五、六歲。當時,他和廖瑞發在同一家商行做事,因此大概也和廖瑞發有組織關係。有一天,在延平大學開完會後,李中志即找上我與陳炳基,跟我們說:「光是靠處理委員會的文鬥還不夠,學生必須另外組織起來,搞武裝起義。」

「要武鬥可以,但是武器在那裏?」我和陳炳基當場向他質疑道。

他說:「武器沒問題,軍火都已經搞定了。」

這樣,我們的行動就從「文鬥」的層次拉高到「武鬥」的狀態。並且,在李中志的策劃下,我們迅速動員了臺北地區的學生,組成「學生軍」,並加以編組。當時的行動編組大致是這樣的:

總指揮:李中志
副總指揮:郭琇琮
各校領隊/
法商學院:陳炳基
師範學院:陳金木
臺灣大學:楊建基
延平大學:葉紀東

3 月 4 日晚上,按照計劃,各校的進步學生分別在建中、師範學院及臺大集合待命。在建中的第一大隊,負責人是陳炳基;在師範學院的第二大隊,由郭琇琮指揮;在臺大的第三大隊,則由李中志領隊。當天的攻擊策略是,先由第三大隊會合新店的原住民同胞,攻打戒備較鬆的景尾軍火庫。為此,陳金木先行與原住民同學,到烏來部落搬兵。但,當天晚上,當預定的發動時間已過時,烏來那邊卻遲遲沒有動靜,由李中志與楊建基帶領的,埋伏在景尾軍火庫附近的約略一百個臺大學生的第三大隊,眼看烏來的原住民同胞遲遲沒有下來,於是決定自行發動起義;但他們把軍火庫的電源切斷時,當場即遭到國民黨守衛軍隊的盲目掃射。這樣,由郭琇琮與陳炳基帶領,埋伏在馬場町軍火庫附近堤防下的第一、第二大隊,原來準備一旦第三大隊搶了景尾軍火庫而來會合時,立即當場武裝,會攻馬場町軍火庫的計劃,也因為景尾的行動失敗而無法展開。

另一方面,為了聯絡全盤的作戰計劃,地下黨也在廖瑞發的家設立總指揮部。廖瑞發的家就在警備司令部附近。我們的計劃是,當馬場町的軍火庫攻破之後,接著就發動總會攻,佔領警備司令部。為此,當天晚上,地下黨的幾個領導人:蔡孝乾、廖瑞發、林樑材……等,也都聚集在這裡,瞭解隨時的戰況發展。

午夜二點整,我們聽到馬場町那邊傳來了槍響聲,但狀況還搞不清楚,我們以為也許是郭琇琮領導的第二大隊已經按照計劃,順利起義了。但到了三點多時,楊建基卻冒著大雨,騎著腳踏車從景尾回來了。聽他報告後,我們才知道整個行動已經完全失敗了。做為指揮部的聯絡員,我奉命去找郭琇琮,要他取消行動計劃。我於是冒著滂沱的大雨,在雷聲與槍聲夾雜的寒夜裏,立刻前往馬場町附近的堤防下尋找郭琇琮,並傳達了組織的指令。可是,郭琇琮還是堅持到黎明前,確定沒有起義的可能性時才解散隊伍……。

3月6日,烏來原住民的頭目下山來了。他告訴我們說,要他帶族人下山可以,但是按照他們的習俗,下山前一定要舉行祭典儀式。我們於是就遵照他的要求,買了兩頭豬,給他們作祭典用的牲禮。然而,原住民的動員雖然沒問題了;學生這邊要重新找人卻難了。3月7日,我們聯絡了一天,結果並不樂觀。許多人已經各自去尋找鬥爭的方式了。就我所知,與我同屬延平大學演劇隊的古瑞雲和何達仁兩人,已經相偕回臺中,參加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了。

流亡臺灣各地

3月8日,下午四時,由福州開來的「海平輪」,載著憲兵第四團兩營的部隊,抵達基隆港。部隊上岸後,即刻展開四天四夜的大屠殺,於是沒有人敢外出了。13日起,大逮捕也開始展開,因而各種民間報紙的記者與進步學生,都四處逃亡。我的際遇也是如此。

3月8日,吃過晚飯後,我和李中志、廖瑞發,三個人一起要到林樑材的家。當我們走到延平北路時,街上還挺熱鬧的;但是,走著走著之間,街上卻突然杳無人跡地安靜下來。我不放心,因此要廖瑞發和李中志兩個人先在巷子裏避一避,我自己則一個人先到林家看看。

林家的前宅是林樑材的哥哥經營的布店,在一片黑暗中,我看到他們家的燈還亮著,於是就放心地走進去。

「唉呀!」我剛一進門,店內的伙計就一臉發白地警告我說:「這個時候了,你還敢來這裡!剛剛國民黨的部隊才來搜查過。」

聽他這樣一說,我於是趕緊離開,回頭去找廖瑞發和李中志兩人。當我找到他們兩人,才剛跟他們說沒有幾句話時,大街上卻又突然響起了槍聲,然後我們看到一輛軍卡車駛過,車上的兵拿著槍猛朝街道兩邊盲目地掃射。我們不敢逗留,於是就走小巷子離開那裏。當天晚上,我們三人就在大稻埕一家李中志的朋友開的鞋店的閣樓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們就起來了。然後,我們又走到中山堂附近,李中志的朋友林慶雲家;林慶雲是東北建國大學畢業的貿易商。我們在那裏住了兩天後才分手,各自逃躲。我於是就自己一個人繞道大稻埕,再走到艋舺,然後從南門出去,到古亭町羅斯福路頭的謝桂林醫生家。一路上,我看到的盡是大屠殺後的人間慘狀,幾乎每隔幾步就是一具橫死的屍體。

「這個時候了,你怎麼還敢出來!」謝醫生的媽媽看到我走進醫院時嚇了一跳,當場就責罵我:「現在,到處都在殺人,你不知道嗎?」

我之所以認識謝桂林,主要是透過他的弟弟謝桂芳;因為我們是雄中時代的好朋友,雄中畢業後,我們兩個為了逃兵又一起報考臺南師範。日本投降後,謝桂芳去臺中農學院就讀。後來,當他知道我在延平大學搞學生運動時,就要我到臺中找他,他於是也在農學院活動起來。謝桂林的醫院,因此也就成為我們的聯絡站。

因為外頭還亂,不好走,我於是又在謝家住了二、三天。一直到我聯絡上陳金木後,我才知道臺北已經搞不下去了,但臺中的情況還不錯。

我們兩個人於是就冒險離開臺北,想要到臺中尋找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繼續戰鬥。到了臺中以後,我們卻沒有辦法上山。只好在旅館住下來,尋找門路。但是,半夜時候,憲兵卻來旅館查房;幸好,旅館的女中看我們兩個像是學生而替我們掩護,這才躲過一劫。第二天一早,這名好心的女中便警告我們:不要再逗留臺中了。我只好回高雄,到鄉下親戚家去躲避。

整整有一個月的時間,我都不敢隨便在外頭走動。一直到組織的指令下來,要我再北上工作時,我才離開高雄。

屏東中學老師

事變後,國府當局先是撤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政府,由魏道明任臺灣省主席。許多在大屠殺時僥倖脫逃的進步記者與學生,於是利用陳儀的班底和魏道明的班底進行交接的過渡時期,逃亡海外。7月31日,國府當局宣佈:「二.二八」事件參與者自首為止。自首者計達三千餘人。

儘管這樣,「清鄉」的恐懼並沒有就此終結。臺灣人民仍然處於「人人自危」的恐懼當中。

當時,我在臺北還有一定的危險性。因為在二.二八當時我到過幾個學校演講,認得我的人還相當多。所以,我就向組織建議:「是不是可以讓我到基隆去?」於是,通過廖瑞發的介紹,我就到基隆中學找鍾浩東校長。鍾校長馬上表示歡迎我去。

但是,一方面因為我自己還沒有決定倒底要去那裏?另一方面鍾校長也還在考慮有沒有編制?所以,事情還在商量當中。

我於是又回到高雄。不久,高雄的工作有定案了,我就決定不再回臺北。1948年2月,我到屏東中學教書。鍾校長於是告訴我說:「我有個親戚住屏東鄉下,你有機會就照顧、照顧!」所以,經由鍾校長的介紹,我在屏東中學教書期間,認識了邱連球;而且,大概是一個月去找他一次。

邱連球住的地方叫什麼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我還記得,每次去都是騎自行車,從屏東一直往東走,過一條河,再順著那條河的河堤到他家。開始的時候,我只和邱連球一個人見面。而且,每次去就在他家聊到下半夜,第二天早上又回屏東去了。後來,邱連球的堂兄邱連和與李清增也來參加。每次,我都帶一些學習材料去,除了和他們談談彼此的心事,也討論臺灣前途、大陸形勢。後來,我們還計劃配合國府當局的政策,在農村裏搞「三七五減租」的農民運動。

到了10月時,我聽到林慶雲在臺北被捕的消息;其中,有一封我託林慶雲買一些上海民主黨派發行的進步書報如「觀察」、「時與文」、「文萃」、「國際知識」的信,也被國民黨查出來了。因為這封信我是從屏東中學寄發的,所以,到了10月底時,國民黨的特務就到學校找我。

還好,那天,我正好回高雄家裏。學校裏有兩個我正在發展中的外省老師,一個是廣東人,另一個則是四川人;這名四川老師就叫他太太到我家裏來通知我。我於是馬上離家。果然,第二天一早,國民黨特務就找上我家了。我差一點就被捕了。

所以,我跟邱連球的關係,實際上只是從四八年2月到10月期間。總的說來,老邱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我還記得,每次去邱家時,他總是在約定的時間來接我。如果我騎自行車去,他就到河邊來接我,在天色就要暗下來的時候,我們兩人一起走在堤防上,漸漸地月亮地出來了,在月光下,一邊是田,一邊是河水,我們緊跟著一條白白的路前行著。

出走大陸學習

出事後,我在離開前就把他們三個人交給在潮州中學教書的高雄市工委書記劉特慎。這之後,我就不知道邱連球他們的狀況了。一直要到不久前,李清增來大陸旅遊時,聽他說,我才曉得老邱與劉特慎都已經在 50 年代英勇犧牲了……。

離開屏東中學後,我就跑到山裏去,想開闢一個根據地,但搞了一個多月後,因為有人懷疑,再加上當地的父老心存恐懼就離開了。

當時,地下黨估計中國的形勢即將有決定性的變化,為了培養日後建設臺灣的幹部,黨就決定派我到大陸學習理論。四九年春節前,我於是又回高雄,在親戚家過年 等過了年,我就立刻上臺北,跟黨聯繫。

到了臺北,我即閉門不出,關起門來寫自己這一段期間的活動報告,大約花了兩、三個禮拜的時間,我才把報告寫好。這時候,正值臺北「四.六學生運動」的前夕。

按理,以我當時已被通緝的身分,我是不能參與這次運動的;但是,拗不過二.二八的老戰友——臺大學生領袖之一的楊建基的邀請,我還是列席旁聽了臺大與師院兩校學生的會議。

4月6日,天還沒亮的凌晨時分,我即奉命離開臺灣。當我從位於羅斯福路上的師範學院教員宿舍趕往基隆碼頭時,一路上,我恰好看到一批批的國民黨軍、警部隊,正往師院男生宿舍的方向集結。當時,我心裏就想,糟糕!一定是出事了。

幾天後,當我所乘的船抵達上海時,我便急著下船買報紙。我打開報紙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就在我離臺的同時,臺北已經發生了「四.六」學生事件。數百名師院與臺大的學生遭到被捕的厄運。

我更沒有料到,在國民黨政權「反共國安戒嚴體制」統治下,自己竟然從此不能再回故鄉臺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