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馬車之歌(第三版)(BCB0233)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臺灣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藍博洲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6年01月08日
定價：450 元
售價：35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80頁
ISBN：9789571365022

【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代序《幌馬車之歌》｜內文試閱】

▼  內文試閱

籌組抗戰醫療服務團
　　　　楊基銓：鍾（和鳴）君有濃厚的民族意識，為人熱情，意識形態略偏左傾，他對於前一輩的人士所做的民族社會運動，相當有認識。有一次，他問起我當時擔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負責人，而向日本政府爭取地方自治的堂叔楊肇嘉的思想。鍾君關心臺灣關懷社會實在難能可貴。
　　　　蕭道應：一九三○年八月，台灣民眾黨內林獻堂、楊肇嘉等一部份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因為不同意蔣渭水一派重視勞工運動的傾向，於台中市醉月樓正式成立以「確立臺灣地方自治」為目的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並選出顧問林獻堂、常務理事楊肇嘉等主要幹部。楊肇嘉出身清水（舊稱牛罵頭）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家庭，前後主持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六年，曾經兩次攜帶改革台灣地方制度建議書，上東京請願。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殖民地台灣舉行改正地方自治制度第一次選舉，楊肇嘉領導聯盟在各地積極參選；選後並於台中市樂舞臺召開選舉報告演講會，頗呈盛況。但自此以後，自治聯盟的存在就似有似無，竟不聞有任何活動消息了。
　　　　楊基銓：鍾和鳴於二年級暑假後就突然失蹤，不再來校，我雖感意外，但由他個性來看，我想必有其原因。
　　　　黃素貞：我是汐止人。四五歲時，隨養父遷居福州。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強制台灣人撤出福州。我們一家五口只好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搭船返台。當時，學北京話竟然成為台北的風尚。我於是通過一位朋友介紹，成為幾個台北高等學校和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生的北京話老師。這些學生包括在日本留學回來渡暑假的鍾和鳴，以及鍾九河、蕭道應等客家人；另外，還有不是客家人的許強。他們的民族意識強烈，熱愛祖國。
　　　　蕭道應：許強是台南佳里人，先後畢業於台南二中、台北高等學校，然後與我同時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台灣光復後，擔任台大醫學院副教授兼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一九五○年五月被捕，十一月廿八日槍決。
　　　　蔣蘊瑜：七七事變後，通過在白線寮認識的許強的分析，我知道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真相。有一次，我們一起參加不得不參加的慶祝「勝利」的提燈遊行，當隊伍走到西門町圓環時，他指著噴水池中四個噴水的水牛銅像對我說：「你看，我們台灣人民就像那四隻水牛。」我不解地問怎麼說呢？他就說，我們辛勤勞動的收穫，就像水一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榨剝削下，統統都吐出來了。當隊伍經過總督府時，他又故意讓燈燒掉，以示抗議。我也跟著這樣做。
　　　　黃素貞：我除了教他們北京話之外，也教他們唱《總理紀念歌》，以及抗戰歌曲，例如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這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描寫九一八事變後大批革命青年流亡到上海和全國各地，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因為大家年紀差不多，下了課，大家就會討論思想問題，以及中日戰爭的最新局勢。　　　　　　　　
　　　　蕭道應：那時候，我們在認識事物的觀念上都認為：觀察世上的一切事物與現象要採取「運動」的觀點——因為今日之我並非明日之我，今日之友並非明日之友；世界上沒有一概不動、一成不變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都要經歷一個運動過程。運動是物質的存在形式和根本屬性，靜止則是物質運動的特殊形態。世界上沒有絕對靜止的東西，任何事物都在變。「變」是絕對的、永恆的、無條件的，而「靜止」則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
　　　　我們日常所討論的主要思想問題包括：如何通過互相排除「排外的動物本能」，而摒棄閩客之間狹窄的族群意識。
　　　　在迷信、命運、家庭和宗教的問題上，「反迷信」和「反宗教」都只是形式，本質是要反對封建意識。
　　　　在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課題上，我們一致反對一切以「改良主義」手段或「爭取台灣人權利」為名的合法鬥爭。
　　　　在民族的身分認同上，我們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華僑，不是日本人。在台灣的日本人都認為台灣是他們的，所以自稱「內地人」，台灣人則是「本島人」。對此，我們最消極的態度就是稱他們為「日本人」，絕不稱呼「內地人」。當我們跟他們對話，不得不提到「日本人」時，都改用「你們」來稱呼；提到「台灣人」時，就用「我們」來稱呼。這些雖然只是生活上無關緊要的小節，可我們卻很認真地對待。整個問題的重點是，不要忘了「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
　　　　這樣的思想認識，自然就規定了我們以後必走的反帝、反封建的正確道路。
　　　　黃素貞：他們認為，這次的中日戰爭實質就是關係著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我們與其在台灣這樣活下去，不如回大陸參加抗戰。這也是他們學北京話的目的。後來，大家決議：既然大部分人是學醫的，那麼，就乾脆組個醫療服務團。
　　　　鍾理和：父親在大陸的生意失敗後，轉而至屏東經商；二哥也遠赴日本留學去了。第二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舉國騷亂；未幾，我被編入防衛團……
　　　　戰事愈演愈烈，防衛團的活動範圍愈來愈廣；送出征軍人、提燈遊行、防空演習、交通管制。四個月間，北平、天津、太原，相繼淪陷，屏東的日本人歡喜若狂，夜間燈火滿街飛，歡呼之聲通宵不歇。
　　　　就在這時候，二哥自日本匆匆回來了。看上去，他昂奮而緊張，眼睛充血，好像不曾好好睡覺。他因何返台，父親不解，他也沒有說明。他每日東奔西走，異常忙碌，幾置寢食於不顧。有一次，他領我到鄉下一家人家，有十幾個年輕人聚在一間屋子裏，好像預先有過約定。屋裏有一張大床鋪，大家隨便坐著；除開表兄（邱連球）一個，全與我面生。
　　　　他們用流利的日語彼此辯論著，他們時常提起文化協會、六十三條、中國、民族、殖民地等名詞。這些名詞一直是我不感興趣的，因而，這時聽起來半懂不懂。兩小時後討論會毫無所獲而散。二哥似乎很失望。
蕭道應：所謂六十三條，應該是指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台灣之後，於一八九六年三月卅一日對殖民地台灣施行的特別法令；也就是以法律第六十三號委任立法權於台灣總督之手的所謂「六三法」。法律第六十三號第一條規定：「台灣總督於其管轄區域內，得發佈與法律同等效力之命令」；第三條規定：「台灣總督於臨時緊急必要之時……得即時發布第一條之命令」。這就是說，台灣總督在台灣所發的緊急命令，與日本天皇公佈的緊急勒令，有同等效力。
鍾理和：同日晚上，二哥邀父親在我隔壁父親臥室中談話。起初兩人的談話聽起來似乎還和諧融洽，但是越談兩人的聲音越高，後來終於變成爭論。我聽得見二哥激昂而熱情的話聲。然後爭執戛然而止。二哥出來時怏怏不樂；兩隻眼睛仿佛兩把烈火。是夜，我睡了一覺醒來，還看見二哥一個人伏在桌上寫東西。
數日後，二哥便回日本去了。臨行，父親諄諄叮囑：你讀書人只管讀書，不要管國家大事。父親的口氣帶有愧歉和安慰的成份。但二哥情思悄然，對父親的話，充耳不聞。
　　　　李南鋒：我是鍾浩東的表弟，她母親是我的大姑媽。一九一九年，我出生於高雄州屏東郡高樹庄大路關。我爸是個漢文老師。公學校畢業後，我就進入村裡的私塾，跟隨我爸和另外請的老師讀四書、五經之類的漢文。在私塾學習漢文的這兩年，我的反日民族意識和熱愛祖國的情懷也被啟發而覺醒了。我和浩東是一起長大的玩伴。他的民族意識比我還強，讀台北高校時，經常跟日本學生打架。後來，他去日本留學，只要放假回來，我們都會聚在一起，東南西北地聊。
　　　　鍾理和：二哥再度自日本回來時，人已平靜、安詳，不再像前一次的激動了。這時國民政府已遷至重慶，時局漸成膠著狀態。二哥說日本人已在作久遠的打算；中國也似決意抗戰到底，戰事將拖延下去。他已決定要去大陸。很奇怪的，父親也不再固執己見了，但也不表高興。
　　　　李南鋒：那時候，浩東考慮到，日本帝國主義正瘋狂地侵略中國，在台灣已經很難從事反日運動了。所以他有意招募醫療團，到中國內地，為抗戰服務。後來，這個計畫因為參加的醫學生太少，無法成行。他就找我、就讀帝大醫學部的蕭道應、黃素貞和蔣碧玉，另外組團，到大陸參加抗戰。
我是不打算結婚的！
　　　　鍾理和：我和表兄（邱連球）送二哥到高雄；他已和北部的伙伴約好在台北碰頭。一路上都有新兵的送行行列。新兵肩繫紅巾，頻頻向人們點首微笑。送行的人一齊拉長了脖子在唱陸軍進行曲：

　　　　替天討役不義，我三軍忠勇無比……

　　　　二哥深深地埋身車座裡，表情嚴肅，緘默不語。我平日欽仰二哥，此時更意識到他的軒昂超越。我告訴他我也要去大陸。二哥微露笑意，靜靜低低地說：好，好，我歡迎你來。
　　　　鍾潤生：我因為跟鍾蕃薯合股做生意的關係，跟和鳴幾個兄弟也算熟。就我所知，鍾里虎開布店所賺的錢都被他小姨控制，不容易拿。所以，和鳴去大陸的錢都找我幫他打理。
　　　　「潤生哥，」臨行前，和鳴來向我辭行。「我什麼東西都弄好了。我要走了……可是我有一件事不知怎麼辦？」
　　　　「我幫得上忙嗎？」我直接問他。
　　　　「我不孝。」和鳴自責說。「我不放心母親。如果她已過世，也就算了。可是她還在。我放心不下……」
　　　　「你放心走吧！」我立刻向他保證。「我會給你看著的。」
　　　　後來，和鳴的母親果然思子成疾，經常失神地在路上走，見了熟人，就問人家知道和鳴去哪裡嗎？我於是專程去找她談話。我一邊安慰她，說和鳴不會有事，很快就會回來看她；同時一邊勸解她，多去老潭頭（屏東長治鄉潭頭村）大女兒家，或是大路關娘家，走走。她就說她曉得聽了。
　　　　蔣蘊瑜：寒假期間，浩東回台省親。我跟他談到有關盧溝橋事變的真相等種種事情。浩東聽了驚訝地問說：「誰告訴你這些事的？」我回答說是許強。浩東於是感慨地說：「他為什麼現在就讓你知道這些事呢？我還希望能讓你多快樂一兩年呢？」這時候，浩東才向我透露他準備的計畫：暫停學業，積極招募同志，一起奔赴祖國大陸，投入抗日戰爭。
　　　　知道了浩東的計畫後，我立即對他這項兼具嚴肅的民族主義與浪漫的革命情懷的行動，感到莫名的嚮往。有一天，他終於也來招募我了。
　　　　「你和棠華怎麼樣了？」他先是裝作無心地問說。
　　　　「什麼怎麼樣？」我回他說：「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我是不打算結婚的。」他突兀地說。
　　　　「笑話！」聽他這樣說，我忍不住不高興地回他說：「我又沒有說要嫁你。也不是因為這樣，我才拒絕他們的。」
　　浩東沒說什麼，只是靜靜地看著我，然後嚴肅地對我說：
　　　　「跟我一起到大陸奮鬥吧！」
　　當下，我竟毫不考慮就答應他了。然後就回家向生父戴旺枝稟報。
　　　　「你知道人家要走的是什麼路嗎？」父親先是以一種過來人的語氣問我，然後才又說：「一個女孩子，沒有訂婚，沒有做餅，怎可就跟著他過大陸？」
　　我於是把這個意見告知浩東。
　　　　「要做餅就做嘛！」浩東笑了笑說。「看要做多少？拿錢去做就是了。」
　　原本為了革命志業而抱獨身主義的浩東，為了我，竟在傳統的壓力下，放棄原則，同我們家下聘。
　　　　我還記得，餅做好時，浩東特地委請他的表兄弟邱連球及弟弟理和，代表鍾家，親自送到我的生身父母面前。這樣，我們就算是訂了婚。
　　　　當天，戴家父母還特地辦了兩桌酒席，宴請親朋。一方面算是喜酒，一方面則算是給我們餞行。

（摘自《幌馬車之歌　第二樂章：戰雲下的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