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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作 品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從被出賣到凌虐,台灣被殖民與自我殖民的困境
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和平的解方
夾縫中的台灣三部曲(《中西文明的夾縫》+《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套書)

臺灣史

【類別最新出版】
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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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耀台灣一:台灣城市建築1860-1960


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BCN0277)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臺灣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黃光國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29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04頁
ISBN:97895713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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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一節 文明的對抗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在華府「美國未來安全論壇」公開表示:「中美之間的貿易對抗,是一場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不但是文明不同,意識形態也不同。」
「X計畫」
  
史金納女士是哈佛大學出身的黑人學者。她說,一九四七年其部門的前輩喬治?甘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不具名的長文,為美國二戰後圍堵政策定調,她說她的團隊正在發展一項美中關係的新論述,稱為「X計畫」。
  
史金納說:「中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挑戰,因為北京政權不是西方哲學與歷史的產物。」「這是我們第一次遭遇到非白人霸權的對手。」「我們認為它已經是根本性的長期威脅。」「在中國,我們有一個經濟上的對手,我們也有意識形態的對手,這是過去幾十年我們大多沒有料到的全球性問題……我想我們必須拿下玫瑰色的眼鏡,看清楚威脅的性質。」
  
她認為:那就是「文明的衝突」。「以人權論述對付中國,可能不像對付前蘇聯那般好用。人權的原則迫使專制的蘇聯打開大門以致崩潰,但這一套對中國不管用。」在她看來,「貿易戰不是唯一的問題,而且可能也不是跟中國最大的問題」,「我們對中國應該看得更深更廣。我想美國應當領先對中國提出『X計劃』,就如(冷戰時期)當年甘南所做的那樣。我們必須要有底層的論述,來支撐我們的政策。」
「文明的衝突」的美國戰略
  
史金納的演講立刻使人想到美國歷史學者杭廷頓(Samuel R. Huntington)早期的名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認為:二十一世紀後,世界將面臨基督教、伊斯蘭、中華三大文明的衝突。他認為:對西方而言,這種結構性的衝突是一場你死我活的「修昔底德斯陷阱」,是不可能善罷的歷史宿命。因此,做為西方基督教文明捍衛者的美國,必須維持可以同時壓制另外兩個文明的優勢武力,同時盡力防治另外兩個文明的聯盟。只有如此,西方世界的安全和利益才是紮實的。
  
在史金納演講之前,二○一八年十月四日,美國副總統潘斯(Mike Pence)已經在華盛頓智庫(Hudson Institute)發表過有關中國政策的長篇演講,充分表達美國對中國的長程戰略、執行意志與手段,要求中國國家必須接受包括自然資源、生產力、市場與建設發展方向等,概屬於不得危害美國利益的「世界新秩序」(World New Order)。這等於是要求中國「退返改革開放初階」,因此東西方媒體大多視之為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的「鐵幕演說」,或「討伐中國檄文」。史金納所謂的「X計畫」,只不過是其進一步的具體落實而已。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二○一九年元月初,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會上,提出了著名的「習五點」:

  1、攜手推動民主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
  2、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3、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
  4、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5、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曾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專著《「一國兩制」台灣模式》,該書第一、二兩章先分別說明「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和香港澳門模式的不同;第六章「一國兩制」的理論容量,很仔細地介紹了大陸學者王貞威提出「中華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China)的構想;第五章「非一國兩制」統一模式,則分別介紹了我所主張的「一中兩憲」和張亞中?授的「一中三憲」,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各種可能性作了非常理性的探討。
  
從這本書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大陸涉台部門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曾經下過非常細緻的功夫,台灣方面則僅有少數幾個人看過這本書。

第五節 中、西文化交會的「夾縫」
  
中國於十五世紀從世界經濟舞台撤出後,亞洲開始衰退,其經濟由繁榮降落到貧窮,中國亦喪失掉在航海方面的技術領先地位。但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歐洲人因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東羅馬帝國滅亡,東西貿易受阻,而進入大航海時代(詳見本書第二章)。西班牙、荷蘭人先後將殖民觸角伸向台灣。
  
這時候,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群雄並起,互相征伐,落敗者淪為海盜。明政府因為倭寇侵擾海疆,採取海進政策,嚴禁人民下海。不但通蕃貿易受到禁止,國內海上貿易亦在禁止之列。東南亞沿海居民生計,因此受到嚴重影響。驅民為道,致使海疆綏靖工作更加困難。
  
夾縫中的台灣成為海盜棲息之所。明朝末年,鄭芝龍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頭目。明朝滅亡後,其子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並以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

重商主義
  
明鄭時期,漢人大批移入台灣,將之發展成為中、西貿易的中繼站。十六至十八世紀,是歐洲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流行的時期。
  
重商主義是當時西歐商人、政治人物和行政官員提出的經濟主張,主導當時西歐各國的經濟政策。重商主義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將一國的財富視為其所擁有的金、銀總值。一個國家如果不生產金、銀,就必須通過對外貿易,創造順差賺取。
  
因此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就是採用各種方法,增加出口,減少進口;進而干預國內就業、勞工和人民生活。對外則發展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掠奪與剝削落後國家,以增進本國的富強。
  
將金、銀視為財富,是從個人尤其是商人觀點在看問題。金、銀是當時各國流通的貨幣,也是交易的媒介、儲存的工具和計算價值的標準。個人可以用貨幣計算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可以把一部分財富用貨幣形式加以儲存,也可以用貨幣交換任何所需的貨物和勞務,因此貨幣就是財富。

「地主/貧農」的對立
  
本書第二章將會談到:在重商主義的主導下,以西班牙為首的西歐各國,如何發展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掠奪中南美洲的黃金和白銀,以之作為歐亞貿易的媒介,購買中國的絲綢、茶葉和瓷器。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使中國東南沿海各地產生出資本主義萌芽的現象,但卻沒有促成經濟的全面發展,也沒有發展出工業資本主義。為什麼呢?
  
韓毓海在《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指出:在科舉制度的約制下,中國人富裕之後的首要之務,便是培養聰慧的子弟讀書,鼓勵他們去考取功名,來保障家族的利益。因為沒有銀行以及其他的儲蓄工具,有錢人大多將他們的黃金和白銀窖藏在家中。等到荒年米珠薪貴的時機,再以低價收購土地。貧窮人家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賣土地、賣家當、甚至販賣妻子。結果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金、銀,不但沒有刺激中國的經濟發展,反倒是成社會中「地主/貧農」的極端對立。

科舉制度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形成「沒有兵的文化」、「官無封建、吏有封建」,以及貧富懸殊,這樣的社會結構對吸引西方列強的入侵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十九世紀中,英鴉片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便進入「百年羞辱」的世紀。用《易經》的卦象來說,這是「潛龍勿用」,必須等待「剝極而復」的時機到來。

小結
  
從本章的析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十五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台灣在中、西文化初步交會的「夾縫」中,開始走上歷史的舞台。
  
本書第二、三章將進一步說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崛起」及「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的格局;第五章說明: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第四、六、七、八各章,從「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明臣,如何「輔佐」清廷,應付內憂外患。
 
在他們四個人身上,我們都可看到當時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和「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所造成的困境。從「抬棺抗俄的左宗棠」和「長袖善舞的李鴻章」兩人一生行誼的對比,我們更可以了解:同樣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現,其差別在於儒者所謂的「存乎一心」!
  
袁世凱小站練兵,說明清廷試圖改變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但在科舉制度的羈靡之下,大多數士大夫想盼的是效法李鴻章的「滿門富貴」,「宰相合肥天下瘦」,結果「戊戌變法」當然是以失敗告終。
  
推動日本維新諸志士的共同主張是「和魂洋才」。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日本走的卻是福澤諭吉主張的「脫亞入歐」,全盤學習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夾縫中的台灣因而陷入「殖民現代性的困境」。這個問題,留待本書第二部,再作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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