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懺情錄(CE0028)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臺灣史
叢書系列：生活台灣
作者：楊澤主編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4年12月10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0開／平裝／224頁
ISBN：9571314749

【序｜書摘 1｜書摘 2｜書摘 3】

▼  書摘 1

台北游藝


1

七○年代，乍聽起來像是昨天，然冷酷去算，可真已飄過十幾二十個寒暑。倘不究數目字，我還是我，應該還是昨天那個少年；一涉數字，匆匆已成中年，唉，日月擲人何急也。

1971 年，我 19 歲，一直到七○年代結束這十年間，我人生中的 20 初期到 20 末期，皆在其中度過。

我很想叫七○年代為「我們的年代」。所謂「我們」，是那些我清楚看到的與我年齡相仿的同輩並同他們在整個 10 年裡那種過日子調調。

我所看到的七○時代，是一個很「台灣」的年代，卻一點也不本土。所謂「台灣」，乃在它已逐漸離開四○、五○年代的半日據、半閩南、半外省所綜合遺留之平寧質樸風貌，開始走進一種俗劣品味卻又頗具自我奢華如美耐板家具、床頭沙發墊、計程車內布滿小閃燈的社會景狀，市鎮上到處散發著一種創發自臺島的自由語言，如售屋公司採「樣品屋」預售法即是。是一個對自由之呼吸極度需索，卻又一時之間尚未覓得適宜形式的兵荒馬亂世代。譬之於電影，彼時流行「三廳」電影，多由二林（林青霞、林鳳嬌）、二秦（秦漢、秦祥林）擔綱，是一段國片尷尬至極的年代。譬之流行歌曲，亦是不痛不癢，卻又黏涾涾、膩兮兮的一種避秦曲調。再譬之於都市隨處放眼所見，是林安泰古厝會被拆遷，卻新蓋之樓毫無美感也毫不現代的那種我所稱的「不本土」。都市中充斥著「西餐廳」，而這種「西」，既不美國，也不英法德義，是一種台灣天才自創的「西」。台灣用自己認定的方式看西方，何等狂放，又何等有趣。在七○年代後期，開始流行一種「金 X X」、「金 X X」的「金」字招牌西餐廳及咖啡廳，迷信因此而能賺金，而這種店裡的女服務生穿著「迷嬉」（maxi）長裙。可見經營者對「高級」
其實有一套系統之設計。無怪乎到了八○年代，所有的理髮廳（他們叫「理容院」）會設計成凡爾賽宮的衣帽間一般。這是臺灣必然傾向，它獨特的生命力經過四○、五○、六○等年代的咀嚼、醞釀，就自然會是七○年代那個模樣，像有一種男襯衫，看起來像絲質，穿起來
會透明，讓人看到肉，不少人（尤其是在外跑跑的）喜歡穿它，或許視之為高級。這種種環繞我周遭的事物，今日談來有趣、當年何等鄙夷，構成那個多采多姿的七○年代。

它又是一個剛離開孩童、將進入青年成人因而充滿了征服超越之念、自許極高意志極強的弱冠之士的時代。是五○年代出生、六○年代受小學、初中、高中教育，一逕順著體制不敢須臾離經叛道、而一進入七○年代的大學生活便早已迫不及待要大口吸進自由空氣的眾家兒郎一展心中宿願的黃金時光。便有這向上向前之念，幾個大學生，邱高、胡德寧、李復民，在 1972 年夏天，結伴攀登奇萊山，竟造成失蹤的悲劇，也淡淡描上一抹七○年代初期台灣不自禁攜帶的青春悲情。只有我們當時 20 左右真正過那時日子的這些孩子才得體會那份慘綠淒美。而「山難」二字，是七○年代的字眼。

它又是一個政治上事體頻繁的時代。從七○年代初的雷震出獄、保釣運動、我國退出聯合國、我國與日本斷交，到七○年代末的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等，真是風起雲湧，然我卻沒啥概念， 政治上完全童騃，更無所謂社會覺悟，一來或許有一些「管他娘嫁給誰」的味道，一來也早就懵懂浪漫活在藝術幻想的內心拘窄天地中而無意他顧。那時正值西方國家嬉皮遺緒尚在台灣漫散流逸，空氣中有股莫名的慌亂卻仍蒼翠可喜的激烈豪情。人們急躁的穿上喇叭褲，女孩子登上「矮子樂」（也可叫「恨天高」）那種麵包鞋，甚至連走路的姿勢，也是七○年代的步法，一種要急著走入激昂、自由的步法。然而這股屬於七○年代的熱情，或者說，魯莽，即使在當時也很令我們受不了。像那時我們在麻將桌上，同學的老妹不斷的在客廳放 Tie a Yellow Ribbon 以及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這兩首歌並演練舞步，放完又放，反覆不已。沒錯，七○年們的確是那麼奔放、天真，但同時你極有可能很快就擋不住。

是的，七○年代是慌亂的年代，而在這慌亂的初期，我們就已經跟著清浪跟著漩渦這麼捲了進去。須知打從七○年代一開始，台北市警察局便天天在路上搜捕他們所謂的「長髮嬉皮」、「奇裝異服」的青年男女，那時真是風聲鶴唳，煞有介事；其實今日想來，這些是什麼個雞毛蒜皮。也可見那是個多麼純樸的時代，警察可以扮演家長的角色！而不像美國電影中的警察必須隨時面臨和匪徒開槍的危險。也於是台北市那時真是一個戲劇的大舞台，警察的槍像是道具（在八○年代初李師科搶警察槍之前，他們佩的槍真的是道具），而大夥一本正經在過的日子可能是虛幻。自六○年代一直醞釀過來的劇情，端的要在七○年代就開在南京東路四段的「天一假髮」，直到七○年代還有女生為了去跳舞只好找上一項，作為遮蓋「清湯掛麵」之──之「道具」。

那時，在六○年代底，有一些高中孩子，即使他自小學、初中，甚至到高一高二皆十分心神收攝的完成了中規中矩的學業，卻在高三前後，不知怎麼被窗外的時代空氣吹薰得有點按捺不定，終於在自由中國學子最重要的人生一役──大專聯考──敗了下來。

聯考之失利，在那個時代──那個重視功名的時代──是頗嚴重的一回事。於是沒唸到好學校的學子，有不少開始了他自暴自棄或索性如魚得水的優游歲月。不管他到了台中的逢甲學院，或到了基隆的海洋學院，或到了溝子口的世界新專，或到了台中的中山醫專，他開始新的一種暫離學業主流而旁涉一些游藝雜流之事。有的抱上了吉他，整日彈整日唱。有的拿起了球桿，在紅黃藍白黑諸色球中彎腰下 side，享受那ㄍㄛ的一聲下袋的快樂。有的摸上了麻將，讓自己的智慧不再只放在書上，也可專注於吃 7 條碰東風，爾虞我詐的無休競逐上。這些東西自幾十幾百年前就有，然沒有像存在於七○年代那麼緊密貼合。這些東西是那時的自由，而以一種稍具禁制的格式提供出來。因此你得到它，是異常刺激的。


2

通常，早上第一堂課一上完，大夥才算一天開始似的。有的站了起來，伸個懶腰。有時有一個人拿起了香煙，而另一個人看到了，向他要；隨即遠處突又東一個說：「耶，耶，這也一根。」突又西一個說：「還有這裡，還有這裡。」這個「散煙童子」馬上說：「沒有了，沒有了。」那時我還沒學抽煙。而那些抽煙者，很多還是不買煙的，人家抽他才陪著跟一支。

那時，我們班上的組成分子很怪。有不少提了塑膠製、輕簡公事包來，像是在做業務。有的戴一副廉價的太陽眼鏡。這些穿著，不知怎麼稱叫，假如我稱它七○年代初彰化式的穿法，不知你是否更容易了解？另還有一共同特點，似乎年紀都略大。與其說是一班級，不如說是一小社會。現在來想：這聯招之分發，有其極有趣的「命運」意味，是一個大輪盤，而我們那一班人就這麼被轉在一起。若每人只得選一個科系去報考，斷不是這樣的組成。

那個學校，我們原該在那學電影的，總之陰錯陽差，不知是沒啥好學的，抑或是老師學養不甚容易滲入學子心意，還或是時代已然亂哄哄的令人不愛專守課堂，甚或是整個校舍就像是一座廢墟，你壓根只能從這堵牆跨過那堵牆，無由稍停能愈早離開就愈早離開？

那時我們中午常到學校旁山坡上一所民家去匆匆的打個四圈麻將，每人攤五元頭錢，算是給阿巴桑的場租。有時再加 5 元，請她炒麵加個蛋，賭局卻只不過是 50 元 1 餐的 13 張「逛花園」。這所民家，依山而建，在緊張的牌戰中偶一抬頭望向窗口山樹，似乎這葉子就特別的綠，而鳥聲也變得特別的清脆。

這中午休息時間，有 2 小時長，我們為了不要面對這段空檔，開始了這段山家麻將的頹廢生活。從課堂上的賭（有時情勢緊迫，甚至只能用翻書來比大小）到課外的圍桌而賭，顯示了某種意思，那便是對多出的時間或是說青春，想去損壞。若不去損壞，那種東西對你的一絲絲召喚，令你羞慚、受不了。所以埋頭在麻將後的日子，就不去「大春農園」那個後院田籬圍繞，飲料冰果中必放自產蜂蜜的那家絕好「沙龍」談電影了。那時坐在樹影圍繞的桌旁，喝著蜂蜜柳丁汁，受拂著山村的暑風，那是多麼的「本土」情質，但那是七○年代，我們完全沒有那份念頭，我們只在聊電影、音樂那些純然抽離出來的可資迷幻、可資逃避的東西。

有時下了課，我們也會在馬路上逛，一段一段的走下去。不時會發現最後的徘徊點總是中山北路。或許那時的中山北路其街勢比較端整有氣派，其樹影店面比較具模樣。走走人行道，也走走騎樓。常常是我們三個同學，余為彥、向子龍、我。有時半夜了還沒有回家的念頭，那時剛開始有 24 小時餐館，最後，我們進了一家「安樂園」的廣東飲茶茶樓。大約是凌晨 1、2 點，極大的餐廳中，遠遠的只坐了一個人。我們點了最便宜的東西，坐著，不久，我們發現那個唯一的客人，是野馬合唱團的 Johnny 詹，詹秀雄。再坐了一下，委實無聊，便過去打招呼，他竟客氣邀我們同坐。原來他 3 點要去華視錄影，所 以先在此吃點消夜。接著聊了起來，聊的又是音樂、電影。愈談愈進入情況、喋喋不休，直到 1 小時後 Johnny 離開。那些半夜的服務人員，看著原本兩桌的陌生客人，後來聚成一桌講個沒完，時間是半夜 3 點，台北市真的到處是瘋子！

或許那時我們所有的快樂，全不是這個都市或這個國家已在供應之事物。這造成我們要漸漸進入地下，要去自行探覓，好像非不那樣就不爽似的。在找唱片上，向子龍可以去晴光市場，甚至基隆、或上揚，為了找到 Tim Buckley 的 Happy，我曾 Sad。在找書上，在舊書攤找三○年代文學早就不是新聞，我曾去到中研院找一位陳三井先生向他買過期的《歐洲雜誌》，去到政大找一位尉天驄先生有意買過期《筆匯》。而這位尉先生，那時應算中年了人吧，竟然穿馬靴。即使在台大校園逛書展，也會一眼瞄到那本學生自印的《中國文學研究》。

英文的電影書，那時中山北路的西書店居然會翻印《Four Screenplays of Ingmar Bergman》以及一本叫《Behind the Screen》的書。

有一次在美國學校旁的一家西書舊書店逛，找到一兩本《Film Quarterly》雜誌，很是難得。老闆看我找電影書，就問：「有一個李道明你認識不認識？」

1972、1973 年間，余為彥認識的一個女孩子說美國學校某個晚上有部布紐爾的電影。於是我們立刻在小圈圈中互相通知。結果到了士林美國學校門口，黑暗中站了一票人，張毅、邱銘誠、張乙宸、王大 鵬、王俠軍等，來了一缸子。試想，布紐爾耶，是台灣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世界一流大師耶，怎麼能不迢迢前往？結果是在一間像小閱覽室之類的地方放，似乎大部分是我們的人，十六糎黑白，片名是「The Young and the Damned」，1950 年在墨西哥拍成。故事講的是一群遊蕩惡少一步步把一個瞎子終於整死的經過。那時我們已看過他在台公映過的「青樓怨婦」，自然更想一窺他的昔年名作。

這種找出昔年舊片之舉，使得林賽．安德森導演的「超級的男性」（This Sporting Life）、維斯康堤的「戰國佳人」（Senso）等片都一時之間出了土。這也造成像柏格曼的「處女之泉」、安東尼奧尼的「慾海含羞花」等片相繼被人訪獲，一步步帶動了往後幾年的「試片間文化」。後來索性連一些不可能上片的商業冷門電影，也只好以試片間作為與台北一小撮電影分子相見的機會，像馬丁．史柯西西的「最後華爾滋」、勞勃．阿圖曼的「納許維爾」、史蘭辛傑的「蝗蟲之日」、Dalton Trumbo 的「Johnny Got His Gun」以及喬治．盧卡斯的「American Graffiti」等是。那時（約 1976、1977 年）常在試片室出沒的，有劉森堯、黃建業、李幼新、王墨林、李明宗等人。馮光遠、鄭在東那時也是台映常客，只是我們沒有同場碰上。有一個人，個子高高的，也偶爾來看，從他沉默的樣子透出的一股氣氛猜度，他應該是某一類同行。這個人叫金士傑，果然他是個表演者，有一種演員對旁觀者怎麼看他的自覺。那時他還沒弄蘭陵劇坊，還在耕莘劇團中。還有一個人，是個老頭子，他竟然常跑來看試片。直到今天我還弄不清楚會有這樣一個常客。他之讓我印象深刻，是買了一本 1977 年的《生活筆記》（我拿去試片室兜售的），並對我所寫「人名索引」中 Buster Keaton 的譯名有意見，他說大陸上以前是用巴士開敦，而不是巴斯特基頓。其實他所說的，我早知道，只是不想把瑪琳妮狄崔希譯成瑪琳黛德麗罷了。而他這幾句話，透露出他對藝術片──或者說好電影──在七○年代坊間的不足是或許微有憾意的。當然我沒和他多談，若是談上了，很可能他會把在大陸上昔年看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什麼孫瑜、費穆的向你傾洩過來也說不定。要知道這種見過名山大川，有識之士的老必昂在那個時代是很多的。

台映之類的試片室，湧進了各處來的電影青年，久而久之，我們不禁要想，這是什麼一個都市？這的確是一個什麼也沒有的地方。於是，還滿有一點過癮的味道，也就是說，你好像活在一部科幻影片的場景裡，你沒什麼事好做，只好抽根香煙。就這麼著。

既然那是一個渴望在夾縫中獲得難能之物而興奮的半地下之竊喜歲月，故而看電影我們連美軍顧問團也不放過，余為彥和我看過十三航空隊（基隆路，現在的舟山路）裡的「移民」（The Emigrants），瑞典片，Jan Troell 所導的。是邊坐在西餐桌上吃 Pizza 邊看往銀幕的那種。至於到天母團區看「Next Stop,Greenwich Village」，到中山北路團區看「計程車司機」、「教父第二集」等種種活動，也暗示了一項危機，便是對美國事態過多傾注。譬似「美國」成了另一項台北一無所有、設施醜惡下所抽析出來的趣樂玩意。

但即使如此，整個七○年代，由於又聽搖滾樂又看電影，弄到自然而然被迫使對「美國」這樣東西很不陌生。即如美新處的圖書、耕莘文教院的英文藏書，我們也常去借閱（因為有些合乎我們的「秘笈」意識）。至於「美國」這樣東西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七○年代我一點也沒想過，直到八○年代後期我在美國，那時我想我才知道。

七○年代我們對於相關的游藝消息，奇怪，是異常靈通的。台大門口新開的唱片行一張翻版唱片只要 8 塊 5 毛，我們很快就會受到益。郊外小戲院上映波蘭導演 Jerzy Skolimowsky的「浴池冤魂」（Deep End），我們會知道。所以 1972 年初冬，政大的電影社團邀請導演徐進良去演講，那天晚上我們幾個也出現在那裡。結果現場並沒有放映那部有名的「大寂之劍」。而媒體提說「大」片得威尼斯影展獎項云云，也總是語焉不詳。許多年後，我們碰過不少批喜好電影的人，談問之下，沒有人看過這部名片。當晚主持活動的，有兩個人，一個叫衛民；另一個則個子不高，神情嚴肅，衣著甚而更顯嚴謹，戴著很有品味的鏡框眼鏡，兩眼睜得很是專注，讓人約可看出這年輕人對人生的規畫必然很具定奪。原來這人是香港僑生，叫羅維明。

政大、美國學校，這些都是近的，1973 年青年節前後，我們還去了一趟遠的，到台中中興大學看旅美女導演唐書璇拍「奔」（十多年後上片改叫「再見中國」）。唐書璇以「董夫人」一片讓我們得知其名，如同以「大寂之劍」的徐進良一樣。七○年代這種事情很有一些，也頗讓人帶勁。有時想想，那個年代之有趣，必須自然有很多的浮躁才成。

總的來說，七○年代是相當好的看電影年代，除了前面提的那麼多地點，尚有美新處林肯中心（看得到奧遜‧威爾斯的「偉哉安伯生家族」），尚有中央日報旁的德國文化中心（看得到荷索的「生命的訊息」、「天譴」）。

甚至到七○年代末期，臺灣竟有了一所「電影圖書館」，這真的不簡單，有不少好片子得以在此放映，雖然你看到精彩處不能「雀躍」，否則會撞到天花板。八○年代以後，不僅很多去處再也不存在，並且要看較特殊的片子必須委屈看錄影帶。


3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台北學子，六○年代習自課堂上、伴隨著民族情感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握別」（長亭外、古道邊……）、「玫瑰三願」，甚至在電視上聽到抗戰記錄片時配樂所用上的「長城謠」不禁熱淚盈眶的這類曲子，到七○年代似乎不宜再現身，至少七○年代對這些端莊曲調來講，委實是太輕薄了。事實上，我們在六○年代底已做好了俗化的準備，先從「學生之音」這種西洋熱門歌曲開始。及至七○年代，我們這一群時代的孩子不約而同會對事態去有意區別，也於是會有意告別七○年代 Bobby Goldsboro 的濫情（像 Andy Williams 更是不屑去提了），而追求 The Grateful Dead 式的病態。是離開 Brothers Four 的乾淨無趣而設法貼近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的那種鬍子上還沾著蕃茄醬帶點骯髒卻極盡酣暢的放肆。幾乎人人夢想會彈一手好吉他。而吉他不是用來彈藝術歌曲，是用來彈 Stairway to Heaven。同學姜家龍是如此，他用的方式，是一遍又一遍的放唱片。有時候一次可以連放 40 多遍，終於用土法摸出每一個琴音。而七○年代真是太多人如此，關在房間裡反覆的聽自己偏愛的歌，就這麼樣，用想像力來同搖滾音樂交談。而每一次的交談可以不同，多半時候你未必找得到字句，但你仍然可以描述它，或是意象它。用什麼，用感覺。不錯，七○年代是感覺的電光石火的年代，它隨時在激爆、隨時在流閃，是感覺高昂至極的年代。那時依然還不是語言的時代，可能民國以來一直到今天都還未必是語言的時代，但七○年代不在乎，仍以其草創的方法來表達。而聽搖滾樂的人硬是有辦法來比喻種種感受。我們很喜歡「意識流」這個字眼，雖然沒有看過「優力西斯」這部意識流經典，但總是模糊的覺得這個字說出了我們的很多經驗。大約是 1973 年的冬天，向子龍決定把多年聽搖滾樂之心得，對世人（土要是台北的）做一樁提出。這便成了第一次的「搖滾大餐」。會場借用「幼獅文化中心」（萬國戲院斜對過）。向子龍和他中學同學陳廷鏡、中視的張照堂一起編印了一冊《搖滾大餐 menu》，粉紅色有點瑩光感的封面（現在想來這色彩設計滿正的，這本東西雖僅單薄數頁，台灣搖滾史上，若還擁有者，絕對值得珍藏），內容不外是他們選出要播放的歌手及合唱團之背景介紹。播放音樂同時，張照堂放映了一些 16 釐米的短片。那是高昂的一次晚會，但那種高昂猶中規中矩，我印象裡建中的學生頗來了一些。因這次大餐，我們認識了一個文化學院英文系的學生，叫戴國光，山東人，壯壯的。他愛聽的團是 Emerson，Lake and Palmer 及 YES，比之於向子龍稍早時的排行1.Donovan 2.Cat Stevens 3.Bob Dylan 顯得是音效性較為重的。然而大家仍舊談得很暢闊，尤以戴國光正在練彈 Jethro Tull 的「Thick as a Brick」的吉他曲，而這張唱片恰好是向子龍最鍾意的。

接著幾次聯絡，馬上變得很熟，其中包括常去一家開在中山北路的「哥倫比亞」咖啡廳（它的煙灰缸是木頭挖空做成），也見到了戴國光的兩個歌手朋友，羅曉義（愛唱DO McClean 及陶之誠（常唱 Bob Dylan）。大概是那年的聖誕節，我們一票同學到戴國光民生社區的家去打麻將，那是我平生遇過的最寒冷的一個聖誕節。

我們在牌桌上連打了 2 天還不知是 3 天，愈打愈冷，又睏。那種睏，打牌的人自很熟悉，是下家一拿牌你已開始打瞌睡。那種冷，是所有窗戶緊閉、每人外套都穿上，卻還是凍得發抖。牌打到中途，突然有一個青年由樓下上來、抬著一輛像是 10 檔變速的自行車，模樣像是很寶貝那部車子，逕自走進一個房間。

又過了幾個星期，我們聽說那輛自行車被偷了，戴國光的哥哥似乎滿難過的。而那時我們聽到他的名字叫戴華光。直到幾年後又在報上看到這個名字，居然和叛亂字眼連在一起，才回想起當年短暫的見過一眼。

又一次，戴國光和他的同學鄭森池，要為他們的「社會工作服務社團」去雲林實地做工作，於是找了我和余為彥一隊共 4 人，帶了 2 台 8 糎攝影機，去到這口湖鄉、湖口村實地拍攝當地人民的窮苦生計。那時村民最流行對我們講的一句話是：「你沒把我攝到！」因他們堅信被攝到的家庭會優先受到公家濟助。回到台北後，他們文化學院這社團還為此辦了一場演唱會，大約可藉此募些款項，原先說好要在現場放映這部我們拍完的黑白記錄片，後來不知是否因為要避免暴顯貧窮而取消了。

1974 年春天，黃春明要拍「大甲媽祖回娘家」記錄片，找張照堂攝影，余為彥和我又被拉去邊玩邊幫些小忙。到了北港，趁一空檔，我們提議驅車去看一眼幾個月前的拍片舊地湖口村，結果四人到那一看，似沒啥變化。回到台北後幾個月，聽說那村子真的大興土木，很有些改善了。

再說回音樂，那時大家都滿注意演唱會的，有兩個兄弟，段鍾沂、段鍾潭，河南人，他們有意辦一份青年人看的搖滾刊物，結果就先編了一份一張頭的雜誌，名字叫「滾石」，他們在某個演唱會（不知是中山堂還是實踐堂）大門外發送，以徵求訂戶。結果，剛好碰上了七○年代中期，訂戶的劃撥如雪片般飛來，雖然每戶訂費不過幾百元，卻頓時收進了好像是 6 位數字。這樣一來，段家二兄弟，除了忙著辦雜誌，同時與人合作在台大對面開了「滾石餐廳」（張博雲牙科旁邊）。「滾石餐廳」沒能做成功，但《滾石雜誌》轉到了金山街繼續辦。虧得這兩兄弟 2 毛、3 毛硬撐著辦下去，後來還發展唱片業務，一步步闖出了一片局面。這是當年在七○年代堅持著自己的興趣，終至在八○、九○年代成為成功企業的絕好例子。

也就在「滾石餐廳」的同一時期，向子龍（那時已辦過第二次「搖滾大餐」，在武昌街精工藝廊）和余為彥及 4、5 個股東也恰好開了那有名的「稻草人」，位置相距「滾石」不過幾十步路遠。時間是 1975 年秋天。

談「稻草人」之前，且來談談那開得更早的「艾迪亞」（Idea House）。

1973 年夏天，我們上成功嶺受訓，我被分到第 9 連。操練極嚴；但究竟多嚴，卻因沒法與別連比較，所以不知道。直到有一天，蔣經國、謝東閔、于豪章等來了好些個大官到我們連上吃午飯，才知道我這一連是真的「魔鬼連」。那時姜家龍、余為彥所在的隔壁第 8 連，據說很輕鬆，常常幾個人圍在一起彈吉他。其中有一個輔大的學生，吉他也彈得很好，並且會吹 Blues 口琴。有時下了課，大家會到福利社喝一罐「愛如蜜」，這個輔大學生戴一副眼鏡，滿斯文的，講起話來，頗有一份魅力，聲音沉厚，然嘴形的動作卻很小，而講出來的話仍很清楚。那時覺得印象深刻，過不久才知道是他小時講很多英文之故。這個年輕人叫賴聲川。他後來組了一個團，叫 North Country Street Band，另外成員是陳嘉隆、林明敏，在「艾迪亞」演唱。

當時「艾迪亞」是台北很主要的一個民歌現場，歌手先後有 You & Me（雷壬鯤、邵孔川），有 Trinity（湯宇方、張大修、劉紹樑），有胡因子（那時還不叫胡茵夢），有胡德偉、有楊祖。「艾迪亞」所在的地點，是在忠孝東路「頂好」旁邊，算是現在所稱的東區正中心。

「稻草人」這個名字，其來由當然和 1973 年的一部電影 Scarecrow（台灣譯名是「流浪奇男子」）有關。剛開幕的那幾個晚上，當然，一沿前例，有些 16 糎米影片及幻燈片伴同著精選過的音樂一起播放。那面紅磚砌成的裸牆掛著張照堂他姑婆多皺紋的臉之大照片。

除了放唱片之外，後來也有歌手現場演唱。像康福國（喜唱 Nei Young，往往唱到後來，總要激動落淚）、陳榮貴（常唱 Jim Croce、The Grateful Dead 等）、沈呂遂（常唱 Harry Chapin）、美國人 Bill Savage（常唱 Mississippi,John Hurt 那類的藍調）、劉建國與阿村（擅長好幾家的雙重唱）等等。但真正生意鼎盛，有時甚至座無虛席的節目，是周六夜晚的 Bluegrass 團體，由彈 Banjo 的 Roger，拉小提琴的周嘉倫、一個日本人及另一個記不得誰共同組成。這個「青草」鄉村音樂當年吸引極多的老外在周六於此共聚一堂，熱鬧非凡，啤酒一瓶接一瓶的開，算當年「稻草人」的主要收入來源。直到有一個周六晚上，那天我沒去
，事後聽說有附近太保在店裡滋事，把一個華裔美國人的手指割了幾根。據說後來在桌子底下找回二、三根急急到醫院接了回去，只有一根找不到。這事發生後「稻草人」的生意冷了下去。

這指的是晚上的節目。白天原本就很冷淡。那時有一個年輕學生，看來不像台北孩子，不時在下午一個人坐著喝杯咖啡，靜靜聽著音樂。每當一張唱片快放完，而服務人員無心顧及時，他會很客氣的向櫃台問「介不介意我幫你換面？」就這樣，他就一張一張自己選著聽。而他選的，竟然滿有認識的。這個年輕人，叫李春發，高雄人，七○年代初期就跑到台北唸高中，在台大時，似乎不大留在教室裡，試片室的電影也看，地下版的金庸武俠也看，總之屬於七○年代的癮頭他似乎不滿 20 歲便已盡得個中三昧了。

為了提振「稻草人」的生意，向子龍想了一個點子，就寫信給正在金門當兵的余為彥，說他有意去恆春找陳達來店駐唱。結果余為彥還沒回信，陳達已經坐在台北唱開了。那時陳達晚上就睡在「稻草人」的音響室裡。有時他會環顧四面的牆，喃喃開罵，原來他會看見一個個的小人在四牆游動，他說是前同居人的兒子「江尚」作的怪，這種事只一下下就又好了。接著他會請人去樓下買一包檳榔，放在一個隨身帶的小臼裡，以鐵叉器搗成泥漿，再放進口裡吃。半夜裡他爬起來要去小便，必須從這一端走到窄長的另一端，中間有高階低階，有時有人還沒睡，會體貼的扶他一把，有一次陳達說了：「你們隨時有人跟著我、照顧我，這是真好。但是有一個地方，我要去時，你們是不能跟來的。」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地方嗎？查某間。

陳達還有一句妙語：「你們這裡的小姐對我真好，但我更想在晚上讚美你們。」頗有詩歌意趣。

陳達在台北待了幾十天，將回南部前，「稻草人」與「滾石」合辦了一個慶生會，在青島東路的紡織大樓，場面滿風光的。

1977 年有一個在淡江唸建築的陳元璋，買了「稻草人」其中幾個人的股。他的幾個同學，像林洲民、吳永毅等常在他淡水租的學生宿舍（他們稱為「動物園」）過著高談闊論的嬉皮式歲月。而林洲民等人早就很迷電影，有一次，台北一個才剛立志做畫家的年輕人鄭在東到淡水他們租的房子裡去拍 8 厘米片子，鏡頭擺好了，恰好有一個胖胖的人站在那裡擋住了畫面，鄭在東就說：「胖子，讓一下。」這一聲「胖子」讓林洲民等人有點不好意思，因為這胖子是他們的客人，並且才從遠地回國。

原來這胖胖的人，叫李雙澤。他那時已跑過好些國家，對西洋國家在各處呈現的影響已然很有看法。他會拿著一個可口可樂瓶上台，講一段話，總是類似像「我們不應該需要這種東西」此類觀念。我在「稻草人」聽他唱過 Bob Dylan 的一首歌「You Ain"t Going Nowhere」。

有一天，我在「稻草人」看到陳元璋頭低低的，眼睛有點紅紅的。後來他說才從海邊回來，李雙澤為救一個老外淹死了。他又說那個老外很恭敬的向李的母親致歉，李的媽媽打他一個耳光。

後來「稻草人」頂掉了，最早的一、二成員跑去士林開了家「異鄉人」，也沒熬上多久就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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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 1973、1974 年間，我開始隱隱想要創作。未必有什麼形式，只是想表達。或許最粗糙的想講話。或想寫一點片斷文字。這是很奇怪的，並且非我自己所能料及。我僅僅能感覺有一種東西漸漸湧過來，愈來愈近，也愈來愈強，它可能是人的年智將要進入某種開蒙，也可能是多年悠閒的晃來蕩去的少年滾地草（tumbleweed）竟至滾成一大球紮、孕育完成想要爆發似的。

還有一點我是確定的，便是從空虛、劣俗、全然無美的七○年代台北實態中激發出不滿及憤恨後產生的強烈表達自我之意慾。而這一點，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是台灣提供給我（或我的同代諸幸）最最寶貴的一項泉源。

古今有多少藝術是創發自對美的感詠，而台灣的七○年代所激發於我者，卻是相反的，是不美。七○年代既是 bad taste（俗劣品味）湧現到最最高潮的時代，對我及一些同儕無疑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意義，也就是，它考驗你對這段人生、社會其各式品味之抉擇。而你一旦選取了你所傾向的品及味，往往其所成形的生活調調便從此跟你到今天也未可知。好像說我們在七○年代矢意去找棉布或卡其的衣褲以表達我們對「龍」（混紡）之反對，直到九○年代還沒法脫下來。而我們反感於一種「現代唐裝」，沒想到不少穿那種裝束的人恰好不是我們認識的。

說來殘酷，七○年代的各事綜集起來的「癮頭」，還真毒性深濃的延漫至今日猶令許多人戒之不去。甚至不感覺它與今日情調有啥不合。因此，我很願稱這票強烈襲有七○年代生活調調之人為「七○年代人」。而這些生活調調，雖然各人不一，總是那些個不甚實際卻又令人若即若離的或許專志又或許喪志之事。

要是在九○年代的現在去看那些「七○年代人」，很可以發現他們一個共同特色：從他們的現身可看出他們生活配備上的簡陋。做戲劇的金士傑、王墨林是這樣子。在美國做郵差的姜家龍、在台北公園路燈處做公務員的李明宗也是那副模樣。天天在寫「給我報報」的馮光遠及很久才籌拍一部電影的余為彥，並同不定期撰寫影評的李幼新以及一年開一次畫展的鄭在東，也全部不約而同的是那副簡陋的生活裝束。

當然，這是七○年代其本身之空無所激盪到人身上的不自禁結果。並且，也是七○年代諸君在那時容許無盡的放縱性靈之後所累得之內在滿足，而造就出今日這份安於簡陋的生活模樣。

七○年代，我懷念它。那 3000 多個日子，我覺得都沒有冤枉。但說懷念，似又不對，它根本就是我的昨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