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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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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臺灣史
叢書系列:春山出版
作者:陳列、楊逵、葉石濤、柏楊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04月09日
定價:420 元
售價:33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48頁
ISBN:978986061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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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子訪談紀錄  陳政子口述/陳翠蓮訪談.林志晟、林建廷記錄
◎收錄於二○一五年五月《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冊,國家人權博物館。


一、來到山上的陌生人

我是陳政子,一九四○年出生,和一九○四年出生的父親陳啟旺相差三十六歲,依照傳統中國習俗而言,我們兩個人的生肖都屬龍,但是因為家人較晚替我申報戶口,導致我身分證上的出生年分登記成一九四一年,入學也跟著晚了一年。我在家中排行老三,上頭還有長兄陳田其和姊姊陳銀,他們兩人都是父親的前妻所生的,但這位前妻很早就逝世了,幾年後父親才續絃娶了我的母親陳魏敏(一九一七~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所以不僅父母親兩人年紀相差甚多,連帶我和兄姊也差了十多歲。其實父親和母親在生下我之前,還育有一位兄長(王登連),送給我母親娘家養育了。大哥陳田其在日本統治時期似乎念過工業學校,姊姊陳銀也有國校畢業〔注1〕,我則是在位於汐止的白雲國校(今白雲國小)讀過短暫幾年,因為父兄在鹿窟事件中喪生,沒能畢業。

我父親和祖父陳絞(陳九)都是石碇鄉鹿窟村的當地人,頂鹿窟地區都是我們陳氏的宗親,如鹿窟事件中的主角之一陳春慶〔注2〕就是我父親的堂弟;而下鹿窟則是以王、謝兩姓的村民居多。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我的祖父已經是鹿窟村的保正,熱心公益,在地方口碑頗佳,受到地方鄉親的愛戴,所以日後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舉辦地方自治選舉時,村民們就把票投給我父親,讓他接下村長的重責大任,持續為鹿窟村民們服務。由於當時我年紀還小,對父親的學經歷並不太清楚,僅知道他曾經學習過漢文,在鹿窟村內已經算是頗具學養的人了。

關於鹿窟事件,可以說是我堂叔陳春慶和一群外地人所「引起」的,大概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久,陳春慶就帶著一群陌生人進入鹿窟村中活動了。當時我大概八歲左右,雖然理解的事情有限,可是不難想像,一群陌生人突然進入一向平和寧靜、與世無爭的山郊小村,加上這群陌生人膚色都比較白,與我們當地村民因務農、做工而曬黑的膚色大不相同,不僅大家心中明白有「不一樣的人」進入村內,也一定會引起村民們的注意與關心,甚至有的人會感到疑惑,有的人會議論紛紛。但是,村民大多很善良、樸實,想到陳春慶畢竟是從鹿窟下山去臺北生活工作的鄉親,他帶著朋友們回來看看村民,也是人之常情,一陣子之後大家便習以為常。

在我印象中,這些陌生人剛開始進入村內的時候很沉默,行事低調隱密,好像很不希望讓別人知道他們的蹤跡。但他們對待村民也不錯,會主動拿著盤尼西林(Penicillin)等藥物幫忙治療疾病。因此村民認為,這是陳春慶帶來的朋友,儘管神神祕祕的,反正又不會對原來的山上生活造成不便,遂展現出熱情又好客的性格,覺得應該要好好款待這些新來的朋友。例如有的村民跟他們比較熟識,能夠得到信任,會協助他們搭建草寮,權當棲身之處。只是,這些人或許有安全考量,必須分散行動,經常來來去去,也沒有很固定地待在村裡,所以究竟有幾座草寮,以及來鹿窟的實際人數究竟有多少,這些問題始終是未解的謎題。

等到村民已經習慣這些陌生人在村裡進出,他們才講說自己是共產黨,需要村民幫忙配合兩件事:一是要他們支持共產黨思想,二是留意除了他們之外,還有沒有別的陌生人。也有村民認同他們的理念了,像是我哥哥陳田其、姊姊陳銀及其他親友都跟他們走得很近,尤其是我哥哥,大概和這些外來者年紀相仿,顯得志同道合,相當投入他們的組織工作。我就看過哥哥曾經蹲在水溝旁埋一個東西,問他在做什麼,他說他打算牽通訊用的線,可以接收外面的消息。
而我父親認為共產黨表達的是另一種理念,可以對抗國民黨,並且能夠照顧真正弱勢的基層農工,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此認同他們的主張,並參加組織。證據之一就是他曾經拿出地圖告訴我們這些孩子,共產黨可能會如何準備軍事進攻。你們問,難道他都不考慮後果嗎?我能夠確定的是,他跟祖母提過,表示參與這種共產組織,如果成功,或許可以為臺灣帶來一些改變,但如果事跡敗露,後果十分嚴重,可能會發生被國民黨政府斬草除根、寸草不留的滅村悲劇。換句話說,父親早已有心理準備了,才會明知危險卻又和那些人往來,支持這些陌生人的理念。因此,我父親並不反對共產黨,何況在哥哥、姊姊與其他親友都陸續加入組織,對他用親情拜託、道理勸說等方式要他一起加入的情況下,他也不會拒絕吧。再退一步說,就算父親不為所動,但是他身為村長,對於陳春慶和那些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不會不清楚,光是這一點,政府如果追究起來,應該也會給他按上一個「知匪不報」的罪名。

總之,我父親、哥哥跟姊姊都有參加共產組織,不過他們三人參與的程度到底有多深,對當時還是孩子的我來說,不曾去想過。鹿窟事件案發後,父兄都被槍決,活下來的人也避談這些事,所以,這實在是一輩子都不可能獲得答案了。就我個人的推論,哥哥是最投入的,姊姊那時和陳本江談戀愛〔注4〕,或許知道那些外來者的內部活動,可以排其次;而父親擔任村長,本來就有許多應盡的例行公務,生活不會太清閒,儘管他認同共產理念,參與程度應該是最少的。

我也記得,那些人宣傳共產思想的態度非常積極、努力,經常利用黃昏或夜晚的時候找村民講解共產主義的內涵、分析資本主義的特徵,然後鼓勵村民加入組織。關於村裡大人和他們之間具體的、詳細的講述內容,我不太清楚,因為我雖然有機會聽到父親或兄姊提及,但都很片斷。我只約略曉得,是由那些人派出的「指導員」負責去說服成年村民,講話的重點就在於宣傳共產思想。

這些指導員的姓名多是捏造的,並非真實姓名,如汪枝在村內以「江」為假姓,劉學坤化名為「老蕭」或「蕭仔」,因此,我們這些孩童也都以假名來稱呼他們,案發後才知道他們的本名。後來,指導員不限於只有那些外人來擔任,像我表哥周?木(大姑姑陳娥的兒子)〔注5〕也曾做過指導員的工作。

那些人也不喜歡公開當著所有村民的面宣傳共產主義,都是一次只找幾個村民來談,講完了,就要這幾個村民加入組織,還要保守談話內容,更不能洩露那些人在哪裡活動。山上人家生性樸實、心性善良,加上普遍不識字,大多數的村民在當時根本不曉得那些人是政府要通緝的對象;就算有聽說政府要撲滅共產主義,也未必能體會,自己沾上了共產主義到底是多麼嚴重、恐怖的事。而且,共產主義好像很不錯,能夠改善生活,那些人又保證自己沒有惡意,頂多替那些人保守祕密而已,就照著那些人的要求來簽名或蓋印章,但這就等於加入了組織。還有,如果有人聽了宣傳後依然猶豫不定,他們就會受到共產黨的遊說,像是「你聽到了這些事,要保守祕密,可是你最好是加入我們,才能保證絕對不會洩密」,或是「一旦我們被政府抓了,因為你沒有加入我們,你很容易會被認為是告密者」,就是用諸如此類的理由,要求還沒有加入的人也加入了,而加入的人大多很古意(老實),以為沒什麼關係。

我們這些年幼的孩童,也成為那些人的宣傳對象。過程跟他們找大人講話的方式差不多,都在晚上派出指導員,各個指導員在山上有各自負責的區域,一次僅聚集六、七個小孩子,講完話便要我們加入組織。但由於他們是個別將孩童聚集起來的,講話的地點曾選在我家,或鹿窟山區其他地方,或是大崎頭(今汐止區白雲里轄內),到底有多少小孩子被帶去「講課」、有幾位指導員,我無法知道,只能確定不只一位指導員。小孩子當然不曉得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更別說要理解這兩者的價值與差異,哪怕是村裡的大人也不一定會懂;所以,他們顧慮到孩童的理解能力有限,為了繼續宣揚共產思想,就嘗試用譬喻、講道理的方式讓我們知曉共產主義的精神,傳達他們的主張。比如說,山上生活那麼辛苦,還不一定吃得飽,若施行共產主義,就能夠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用,不會有人被社會拋棄,這是淺顯易懂的道理。

(全文未完)

注釋
1 陳政子的姊姊陳銀(一九三一~二○一二)於三歲喪母,及長,畢業於大溪墘國民學校(今永定國小);其兄長陳田其曾就讀木柵農業專修學校(今木柵國中)。她於一九九八年接受過口述訪問。參見張炎憲、楊順德、陳鳳華訪問,陳鳳華記錄,〈陳銀訪問紀錄〉,收於張炎憲、陳鳳華訪問記錄,《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二○○○),頁三十至四五。

2 「鹿窟事件」,可參見〈李瑛女士訪問紀錄〉,收於《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中冊(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二○一四),頁四八,注釋十一。

3 陳春慶(一九二四~一九九六),臺北人,為陳啟旺的遠房同輩堂親,朱厝崙公學校(今臺北市中正國小)畢業。因與陳義農結識,遂投入共產黨活動,一九四九年與陳義農,許希寬等人在鹿窟成立「武裝基地」。一九五二年鹿窟事件發生後,輾轉逃亡,約一九五四年遭逮捕,辦理自新,羈押三個月左右即釋放。參見張炎憲、高淑媛,《鹿窟事件調查研究》(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一九九八),頁五一、五五至五六。

4 陳春慶於一九四九年引領陳本江等人進入鹿窟地區後,陳本江與村長陳啟旺一家頗有接觸,遂與陳銀交往。一九五二年底鹿窟事件爆發之前,陳本江、陳銀等人已先行離開鹿窟,四處躲藏,約三個月後向國防部保密局自首,長期羈押於該局。兩人於一九五五年釋放,因陳銀得知陳本江另有妻室,乃分手。參見張炎憲、楊順德、陳鳳華訪問,陳鳳華記錄,〈陳銀訪問紀錄〉,收於張炎憲、陳鳳華訪問記錄,《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頁三十至四五。

5 周?木(約一九二八~一九五四),臺北汐止人。因加入鹿窟武裝基地,一九五二年鹿窟事件發生後逃亡,從此下落不明。一九五四年兵單通知寄來,周家始向戶政事務所報失蹤。參見張炎憲、陳鳳華訪問記錄,《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頁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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