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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解除戒嚴前的1985年秋天，筆者因應學生的要求，開始在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講授政治經濟學。鑑於上課教材的難得與學生感覺上的難懂，我個人曾私下發願寫一本深入淺出、人人能懂的政治經濟學；然而，大約20年前，筆者就逐漸放棄了這個心念，因為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個人越來越確信：政治經濟學也許可以寫得深入淺出，但卻永遠不可能是人人能懂。
其根本原因在於，政治經濟學除了像主流社會科學傳統所強調的是一種社會科學理論外，又隱含相關行為者特定的生命哲學（或說人生觀）和歷史變動哲學（或說歷史觀）；後兩者對於每個人而言，其內含並非都是相同，甚至可能具有本質上的截然差異，尤其因為每個人在生命哲學和歷史變動哲學上的差異，更可能進而連所謂的社會科學理論部分，亦出現非常不同的認知。因此，我個人深信：政治經濟學根本不可能是「放諸四海而皆準」，也不能期待人人都能懂！
本書以「臺灣政治經濟學」為名，其目的無非是希望本書所強調的政治經濟學，能適用於分析臺灣本土的特性與需要；所以如此，完全是出於個人生於斯、長於斯，而且從小到大，都深受這塊土地的孕育。筆者出生、成長於1950年代臺南縣八掌溪邊的典型農村；在嘉義完成大部分的中學教育；然後隻身轉學、寄居於臺北，完成未竟的高中生涯，並於1973年進入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就讀。1978年，由於興趣上的轉向，筆者考進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1980年，因獲得教育部公費留考公共政策學門獎學金，而負笈美國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主修公共政策分析；直到1984年完成學業後，才又回到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任教。農村的成長背景和迂迴的就學經驗，使我個人的生活長處於顛覆困頓中，卻也促成筆者對於主流社會科學的深刻體會和徹底反省，並因而導致對政治經濟學的特定看法。
1950年代至1980年代，正是現代臺灣遭逢最激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的時期：從土地改革到農會改組、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從退出聯合國到彈性外交、從石油危機到十大建設等，這時期的臺灣，曾先後分別在不同層面上，烙下各種深刻、鮮明的政經轉折標記。其中，特別是工業與農業的不同發展、城市與鄉村的明顯差距、都市與農村的強烈對照，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鮮明對比，及國際孤立與開拓國際生存空間的強大壓力等，都在在反映且突顯臺灣在此時期所面臨的激烈政經社文變遷和衝擊。我個人的求學生涯，包括從農村到城鎮、從城鎮到都市，再從都市到國際大都會，每個階段都直接經歷而且見證了臺灣所歷經和面對的複雜變遷與差異；而在每個不同階段中，我個人亦不斷嘗試用不同的學科理論，企圖去解釋這些複雜的變遷和差異。
在個人的就學過程中，相對於學術殿堂中理論世界的乾淨俐落、條理分明，這些涉及當代臺灣政經社文變遷的複雜現象與經驗，曾為筆者帶來刻骨銘心的困惑、迷亂與挫敗。例如，大學時代我個人所主修的經濟學，一再的強調：人是理性的、人是自利的、市場是最能有效利用資源的一種方式。但是，從我個人所認知的經驗看，假如人真的是理性、自利的，為何那麼多兒時同窗初中畢業後就放棄了升學，而去當女工，甚至混黑道？其次，假如市場真的是利用資源的一種最有效方式，那麼我個人所熟知的那些農民們，為何都必須用稻穀和糧食局換取他們所需要的肥料，並以稻穀向政府繳交田賦，而且經常必須在新榖初上市、價格最便宜的時候，賣掉剛收割的稻穀？另外，假如市場真的是最能有效利用資源的方式，政府為何必須制訂諸多的經濟性干預政策，而且臺灣為何會退出聯合國，並因而遭遇國際上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孤立？
這一類的困惑、矛盾實在太多，但我個人卻一直無法從學院的訓練中，找到具有足夠說服力的答案；其中，還包括為了找尋答案，而在研究所時代轉換大學時期的主修領域。然而，由於不斷的探索、推敲、比對、思辨，筆者逐漸地了解到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原來人因為學院中的教育而形塑的「腦袋」，竟然可能和實際生活中不斷流轉的「腳跟」，呈現分離、脫節的現象……「腳跟」是隨著當事人實存上的生計、生活、生存及生命上的需要，不斷的奔波流轉，而且必須踩在反映時空一再變化的相關實地上，但「腦袋」卻可以是超越時空、漫無邊際的遊蕩在虛擬中；學術殿堂確實可能相對地孤立於實存的生活世界，而且對殿堂中人形塑出一種與其實存生活相關性不大的思維模式。人的思維與存在之間，的確可能出現脫節、斷裂的現象，只是要如何重新妥善連結此兩者，卻是一件足以讓人精神錯亂的事情！
從臺大經濟學系、臺大政治學研究所，以至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學院（Wharton School）的公共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我個人遭遇了很多類似的、「腦袋」與「腳跟」間不能銜接的挫敗經驗。在過去的就學過程中，整體而言，面對強調經濟學是一種科學、政治學是一種科學，公共政策分析也是一種科學的學術殿堂，我個人所經歷與認知的那些複雜政經社文變遷，顯然證明了市場經濟沒有那麼萬能、民主政治也沒那麼理想，而科學的公共政策分析，更經常是束手無策。
筆者始終難以充分被學術殿堂中宣稱屬於科學的理論與模型說服，以致於不斷的轉換主修領域；但是，最後顯然還是難逃一個漂泊靈魂的宿命，而像孤野遊魂般的不斷漂蕩於主流社會科學的門牆之外。筆者終究無法相信：這些學科都可以是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而且都能觀察、分析、解釋、預測，甚至控制這些複雜政經社文變遷的科學；1980年代中期後，臺灣所面臨的劇烈內外政經社文變遷，包括經濟的自由化與國際化、解除戒嚴與終止戡亂、兩岸之間的對抗與和解等，都更強化了我個人的這種信念。
社會科學要真的做為一種能幫助人們觀察、分析、解釋、預測，甚至是控制社會現象的學術領域，必須回到包含主體與客體及其間之相互關聯的實存社會與其歷史變遷，而不能只留於形式化、一般化的抽象理論層次；但是，要讓社會科學回到實存的社會及其歷史變遷，我們需要新的社會科學觀，我們也需要新的社會科學理論，而且更需要能支撐這些社會科學觀與社會科學理論的社會科學哲學。此三者的結合，才能展現一套具有活力的社會科學。
為此，在架構和內容上，本書基本上分成兩篇，其第一篇，從第一章到第七章，事實上即希望能透過與當前主流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對話，而突顯一套強調「智慧性政治經濟學」的新社會科學理論。其次，在讓政治經濟學回到實存社會、歷史的前提下，本書的第二篇，即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就是要探討全球化與中美海陸爭霸兩大政經趨勢與力量對臺灣的衝擊；它們都可能直接影響臺灣的生存與發展。其中，在第八章要先鋪陳臺灣所身處和面對的全球化潮流之發展與轉折，而第九章和第十章則分別觀照臺灣在此潮流下所推動的政府組織改造和文官體制的改革；而最後一章，第十一章，就是要鋪陳在決定台灣未來命運上，看來似乎遠比時下的藍綠對抗、統獨之爭更屬重要的區域內海陸爭霸格局。亞太地區的海陸爭霸事實上早已存在，而且都一直影響臺灣的政經變遷；但是自2013年，習近平開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及川普於2017年跟著推動「印太戰略」之後，臺灣的生存與發展，顯然又將深受此海陸爭霸形勢的發展所影響，甚至決定。
寫出一本有助於國人思考其自身或臺灣相關問題的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我個人終生最大的願望；但是，其中隱含著並非每個人都能了解的極高難度。朱銘先生曾說，「藝術創作不是靠學習或訓練，而是靠修煉」；若從這個角度看，學術和藝術之間，其實存在著重要的共同特點。譬如，每一件成功的學術或藝術作品，都反映著創作者的生命特質；藝術作品之所以感人，在於創作者所傳達的某些生命特質，能引起鑑賞者的共振、共鳴和感動，而學術作品亦復如是。在藝術上，我們知道，曾有多少畫家都希望能在方寸之間充分展現出一望無際，但是又有幾家能夠？其能與不能的決定性因素，顯然即存在於創作者的生命特質之中；而唯有靠修煉，才能純化具極度藝術原創特質的生命。
另方面，在學術上，要能寫出真正感人的政治經濟學，根據個人的認知，其作者顯然也必須先經歷人生諸多的淬煉，尤其是必須遍歷整個人類歷史與社會的坎坷命運；這對筆者而言，顯然仍是可望卻不可及的境界。不過，一公噸的砂金只要能提煉出二十八公克的純金，就有商業上的開採價值；只是要提煉到接近二十八公克的純度，卻是最稱費力。筆者雖然已經花費超過35年的時間教研政治經濟學，然而卻因為生命的粗疏與歷練的不足，致使本書之罅漏缺失在所難免；但願各方賢達能不吝指正，好讓本書或許也能有漸近於更高純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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