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後中國大預測(BC0083)
China Without Deng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政治軍事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古德曼．西格爾
       Donald Goodman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7年02月25日
定價：150 元
售價：11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152頁
ISBN：957132261X

【書摘】

▼  書摘

第一章：導論

一、鄧小平去世對中共的意義

自從毛澤東於1976年10月去見馬克思之後，國際上再也沒有其他的領導人能像鄧小平的死有如此的重要性。鄧小平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速、同時也是推動太平洋世紀來臨的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多元政治體系中，因為存在有效的領袖甄拔機制，或許領導人的去世，不會有如中共這般大的影響力。但是像中共這類具高度人治色彩、非制度化和充滿不確定性的國家，其權力的接班過程勢必充滿坎坷不安，因而最高領導人的去世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鄧小平既是中共過去革命世代消逝的宣告者，同時也是今後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倡導者，他的死無疑將會使中共面臨艱苦的挑戰。

中共推動改革的過程中，鄧小平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鄧小平對改革的影響力在他去世之前早已凸顯出來。儘管市場經濟的改革，屢次遭受阻礙，但是鄧小平都能夠憑藉個人的影響力，確保改革歷程的持續進行。鄧小平有生之年就已經察覺到，推動並且維繫影響深遠的改革時，改革有可能遭遇挫敗而瞬間壽終正寢。中共改革的主要策略是權力的分化，目的在使個人和集團成為真正的利益主體。但是權力下放的結果，基本上已經改變了中共既存的社會經濟結構；如此一來，中共勢難再以傳統社會控制的策略手段來駕馭改革的進程，甚至無法再遂心操控轉型後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樣地，鄧小平所開創新的對外關係，在進入1990年代後，將令中共陷入難以迴避的兩難困境。對國外市場、能源和糧食的依賴，使中共進入世界體系而與國際社會建立相互依存的關係；反過來，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也會促成並維持中國大陸經濟的現代化和成長。對鄧小平的接班人而言，試圖強行逆轉經濟改革的歷程，或者自外於國際經濟的分工體系，都可能腐蝕中共現存統治權的合法性根基。

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所推動的是充滿弔詭的改革進程。一方面，中共開啟了解消自身合法性地位的變遷過程；另一方面，它試圖推動的則是一場她必須完全支配，但卻又終究無法以主觀意志控制的改革歷程。改革開放後造成的社會結構轉型，已經遠遠超過中共領導人主觀預期的程度；因此，如果中共試圖終止改革開放政策，反而會爆發更激烈的政治衝突，進而瓦解其統治的合法性。短期內，中共必定會持續漸進式的改革模式，但是漸進式的改革也會使中共身陷泥沼無法自拔；屆時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地位，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無論如何，如果中共無法成功地控制它所推動的改革過程，不但中共的處境很容易失控，同時它本身的合法性地位，也會再度陷入危機。總而言之，過去中共政權雖然能夠以某些手段而倖存，但中共若是再以傳統的策略和過去所建構的政治體系形式（無可避免的，這類結構調整的工程是相當龐大的）來管理改革開放的進程，可以預見的，中國大陸不會有光明的未來。短期而言，中共的改革可能會面臨保守派反動勢力的壓迫；但長期來看，不管中共願不願意，多元中心主義（polycentrism）、地方主義（regionalism）形式的滋長，甚至某種程度的民主化，會是中國大陸無法迴避和逆轉的潮流。

鄧小平成功推動的改革，在他去世之前，已經逼使中共必須面臨困窘的抉擇。一旦經濟改革促發的高度期望匯聚一起，統治者是無法再制定可能冒經濟發展停滯危險的策略。然而為了維繫共產黨權力合法性根基所推動的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就在於中央必需下放更多權力給地方。結果，一方面統治者裝腔作勢地發號司令，另一方面被治者則陽奉陰違地假裝服從。當經濟的成長迫使中共必須對國際社會更加開放，那時中共將會發現，中共未來的命運是操控在國際市場經濟的手中。

當權力逐漸的下放和分化，亦即通過中央將權力下放給地方以及對國際社會開放等過程，中共的綜合國力明顯更加富強。但是這類的權力格局卻是充滿矛盾的。鄧小平的權力接班人此刻所面臨的挑戰，即在於如何維持國內統治的合法性——事實上是重新界定「統治」的意義，以及在一種嶄新的、也是困難的環境中學習如何與國際社會進行互動。這類的挑戰，會因為中共未來的領導人不再擁有像鄧小平般的絕對權力和冷酷無情的統治手段而更形複雜化。

也許有人會認為，當鄧小平去世時，他已經不再擁有任何正式的職銜；因此鄧小平的死，在權力運作上不會有任何重要的意義，因為中共政權已經存在法定的權力接班人。所以我們去探討誰將跟隨鄧小平的步伐而登上權力的頂峰，就顯得相當矛盾。然而中共政權並不像其他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在權力繼承的過程中外界清楚知道誰將會是國家主席、黨領導的繼承人，以及誰將成為政治局的成員之一。

多數的中國觀察家都瞭解以下的事實，即佔據法定權力位置的人，都是被指定的。大部份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大陸權力是極端個人化的。雖然處於生理狀況和心智能力都漸漸耗弱的時刻，鄧小平仍將會繼續保有政治領導的權力，直到他去見馬克思為止。正是經由鄧小平的同意，中共才對1989年天安門前的民主運動進行鎮壓；同時也是在鄧小平的力挽狂瀾之下，中國大陸的經改進程，才能於1990年代初蓄勢出發。鄧小平的死，在形式的體制架構上，或許不會出現權力真空的現象，但在非正式的權力網絡中卻決定了誰將填補實際政治權力的空缺。

儘管過去確實存在、但今後中國大陸是不會再有「最高領導人」。中共未來新的領導人或目前的在位者，會是來自後革命世代，因此也就不可能再擁有像鄧小平般的絕對權威。短期之內，出生於1920年代、目前垂垂老已的領導世代，會被較年輕的接班人取而代之。但是鄧小平時代兩次短暫的權力傳承，顯示被挑選出來的接班人都無法真正長久掌握政治權力。因此，雖然中共極力對外塑造領導階層間的和平形象，外界則傾向於推測中國大陸未來將會爆發權力鬥爭。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領導班子，只是在鄧小平的認可下被安放在權力位置上；同時目前領導班子的選定，也是鄧小平與其他革命老人長期討價還價的結果。當鄧小平亡故之後，這些已臨風燭殘年的政治老人將會更肆無忌憚地進行權力鬥爭。即將接班的領導人之間的權力傾軋，加上非制度化的老人政冶，二者共同構成中共政治不穩定的潛在因素。

因為鄧小平的接班人不可能再擁有像他一樣的絕對權威，所以誰是鄧小平的繼承人，就程度上來看意義不大。鄧小平主導下的經濟改革，以及中國大陸民間社會釋放出的能量，已經逼使鄧後任何的權力接班人，皆無法再以中共政權過去運作的模式，來左右經濟改革的過程。當市場機制被引進，以及地方諸侯權力逐漸坐大，結果中國大陸不再是被單一權力中心的、嚴峻無情的共產黨所統治。因為改革的進程，是無法完全倒轉的。與鄧小平時代相較，此時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將益形困難，而統治的模式也會越來越分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