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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英雄與惡棍
往事歷歷在目，真捨不得說再見。
希望時間就此凝結。還記得十二月某天早上的那通電話：「我希望你入閣，擔任國務卿。」宣誓就職時，別在身上的老鷹胸針突然掉落。想起從華府搭火車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一群小女生索求簽名的盛況。還記得接受捷克總統哈維爾（Vlav
Havel）授勳，當他幫我配戴紅色勳帶並親吻我的臉頰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溫和可親且露出智慧的臉部特寫。想到刻在布拉格猶太教堂牆上的名字。想到東非肯亞與坦尚尼亞的建築物化為廢墟，罹難者棺木覆上美國國旗的畫面。想到柯林頓總統穿著皺掉的襯衫，鼻端架著眼鏡，催生中東和平的表情。
想到開不完的會，有些在宏偉的宮殿舉行，與會者挑燈夜戰；有些在寸草不生的偏僻村落，村民雖窮，但面露笑容，充滿希望。想到夾道歡呼的群眾，科索沃（Kosovo）與中歐人熱情洋溢，北韓人則稍嫌呆板。想到阿富汗邊境幾英里外的難民營內，婦女共有的恐懼。
撕扯膠帶的聲音，打斷了我的回想。大家忙到夕陽西下才開始打包，紙箱、氣泡布散見各處，大家坐在書堆、早該丟棄的麻花餅盒以及各式各樣紀念品中間，這些紀念品是我頻繁出訪以及進入政府部門服務近三千個日子所累積的成果。部屬們行色匆匆，忙著整理、打包、封箱、貼標籤。再過幾個小時，國務卿辦公室就要換主人了，我靜靜退到辦公室內的小房間裡，習慣性地走到窗邊。
從這窗口望出去的風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如同我對其他事情的懷念。位於國家廣場兩端的林肯紀念堂與華盛頓紀念碑都打上了夜燈，位於兩者中間的韓戰青銅紀念雕像與黑色大理石越戰紀念碑則被一月的夜色籠罩，看得不甚清楚。在潮汐湖（Tidal
Basin）旁邊，我看到美國第一任國務卿-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紀念堂的圓形屋頂，再往後遠眺，是甘迺迪總統長眠的阿靈頓國家公墓。每天有機會和眼前這些偉人神交，激勵自己向他們的榮譽感與犧牲精神看齊，我有說不出的感激。
縱有萬般不捨，但時間不容我再蹉跎下去。我最後一次坐在辦公桌前，在桌面中央的信紙上寫下：「親愛的柯林（新任國務卿柯林．鮑爾），我和部屬近來賣力打包整理，希望你到辦公室時，一切乾淨如昔。然而，辦公室再怎麼一塵不染，仍瀰漫著歷任國務卿留下的精神風範，他們莫不以代表美國為至高榮耀。我將這份天下最好的差事移交給你，祝你好運，萬事如意。麥德琳敬上。」
我的本名其實不是麥德琳（Madeleine）。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我在布拉格史密霍夫（Smíchov）區一家醫院誕生。父親名為約瑟夫‧寇貝（Josef
Körbel），母親叫安娜（Anna）。「史密霍夫」在捷克語裡的意思是笑聲，但我出生那年，笑聲在捷克斯洛伐克少之又少。那是個不祥的時代。我受洗的教名是瑪麗．佳娜．寇貝羅娃（Marie
Jana Körbelova），在家排行老大，但大家從不叫我的教名。祖母幫我取了個綽號「麥德拉」，靈感來自於《麥德拉與紅磚工廠》（Madla in
the Brick Factory）這齣通俗劇的主角。這個綽號在母親的特殊發音下成了「麥德蓮」（Madlen），但大家習慣叫我「麥德蓮卡」（Madlenka）。我花了數年時間才弄清楚自己的本名。十歲學了法文，終於找到令自己滿意的版本「麥德琳」。我從小學外語，又住過不同國家，但從未更改過本名，歸化文件與結婚證書用的都是「瑪麗．佳娜．寇貝」（註
1 ）。
了解我得先了解我父親，了解他得先了解他和我母親成長的背景，他們心中的黃金國。在他們那個年代，亦即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捷克斯洛伐克是中歐唯一的民主國家，有幸受到睿智領導人、理性競爭政黨、穩健經濟的庇佑。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父親九歲，捷克斯洛伐克脫胎成為民主共和國，整個歐洲地圖重新洗牌。德國與其盟國戰敗，其中主宰中歐兩百多年的奧匈帝國隨之瓦解，配合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的自決主張，五千一百萬來自各族各國的人民頓時成了某個新國家或某個重新組合國家的子民。
捷克斯洛伐克從建國一開始便與美國脫不了關係。一九一八年，捷克斯洛伐克於美國匹茲堡對外宣佈建國的消息。首任總統與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湯馬斯．葛利格．馬薩耶克（Tomáys
Garrigue Masaryk），父親是斯洛伐克的馬車夫，母親是莫拉維亞（Moravia）人，身為知識份子的他熱烈擁抱以美國政治制度為根基的理論。馬薩耶克後來娶了美國人為妻，並罕見地將妻子的娘家姓加到自己的名字內。
國家成立之初難免碰到挑戰。捷克斯洛伐克建國，諸多經濟與社會問題隨之而來，例如工業發達的捷克與農業為主的斯洛伐克彼此暗藏心結；住在德捷蜿蜒漫長的邊界地帶，蘇台德（Sudetenland）地區的少數德裔，讓國內緊張局勢持續惡化。不過馬薩耶克非泛泛之輩，擁有強烈人道主義精神而且信仰虔誠的他，帶領捷克斯洛伐克成為道地的黃金國，擁有新聞自由、一流的公立教育、多采多姿的智識生活。馬薩耶克過世時我才四個月大，不過從其他角度來說，是他陪著我長大的。父親經常提到馬薩耶克，他的民主信仰、小國得享和大國平等之權利的主張、對美國的好感與景仰，均影響父親至深（註
2）。
父親對一九二○年代和三○年代初的回憶，在在透露自豪與興奮之情。他對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描述如下：「歐洲其他國家政局不安、社會動盪、財政失衡，一個個相繼向法西斯主義投降。捷克斯洛伐克與眾不同，是捍衛和平、民主、進步的堡壘。大學生大口呼吸自由的空氣，嗜讀國內外文學與報紙，欣賞國家劇院與歌劇院每晚的演出，絕不錯過布拉格愛樂管弦樂團任何一次演出。」
布拉格曾是幾世紀的文化重鎮，如磁石般吸引和雙親同輩的年輕知識份子。從小在鄉下小鎮吉斯皮克（Kyysperk）長大的父親，夢想有朝一日能到布拉格這座大城市發展，參觀莫札特受邀演出的教堂，坐在卡夫卡（Franz
Kafka）醞釀靈感的咖啡廳，加入前衛藝術-閱讀凱羅．卡皮克（Karel yCapke）的烏托邦小說（註沊），購買卡皮克的兄弟約瑟夫（Josef）的畫作。
吉斯皮克沒有中學，父親十二歲後只好到鄰近較大的城市歐利西訶的柯許特列（Kostelec nad Orlic^就讀。他非常用功，活躍於政治與文化活動，自小發願當個外交官、新聞工作者或政治人物，並據此擬定人生計畫，談戀愛則在其計畫之外。
父母相識於中學。母親比父親年紀稍小，相當美麗。她身材嬌小、留一頭棕色外翹短髮、笑起來有酒渦。父親臉部稜角分明、表情嚴肅、鬈髮，母親常說他年紀越大相貌越俊。照父親的說法，第一次向母親自我介紹時，他說她是波希米亞最聒噪的女孩，結果挨了母親一巴掌。母親本名安娜，暱稱安杜拉（Andula），父親老愛以「麥（我的）安杜拉」（Ma〔My〕Andula）叫她，發音再簡略一點成了「曼杜拉」（Mandula），因此中學起大家便習慣叫她曼杜拉。母親則以約茲卡（Joyzka）稱呼父親。母親娘家顯然不樂見她與父親過從甚密，所以將她送往日內瓦完成中學學業，這招差一點成功拆散他們，多年後母親將這段過程簡短寫在黃色便條紙上，直到死後才被我發現。她說：「約茲卡絕對是值得等待七年以共結連理的好男人。」她接下去寫道-然後又畫掉，「但我對他的感情不是沒變過，好幾次考慮和他分手。」（即使移民英美四十餘載，母親講英文還是有一股非常重的腔調，文法與成語的用法也自成一格。）
她接著說：「好幾次我自問，到底欣賞他哪一點？是公公（一路從小店老闆做到大型建設公司股東與負責人）遺傳給他的毅力嗎？還是婆婆遺傳給他的善心、教養、慈悲心、顧家呢？」不管什麼原因，母親從未停止對父親的崇拜。
父親儘可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學業，利用學校放假請家教學習德文與法文，然後赴巴黎留學一年，精進法文之餘，也擴大自己的視野。父親二十三歲畢業於中歐最古老的大學-布拉格的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取得法律博士學位，繼而入伍服義務役十四個月，退伍後在外交部找到工作。提及這段往事，母親說：「等他做完幾個月不支薪的白工，我們就可結婚了。」
註 1 ： 二戰期間，我家到了英國後便不再使用日耳曼語系的姓氏拼法。
註 2：二○○○年我訪問布拉格，參加馬薩耶克一百五十週年冥誕紀念，一個素未謀面、上了年紀的捷克男子把禮物與留言送到旅館，請旅館轉交給我。禮物是馬薩耶克之死與葬禮的相關新聞報導。留言中說，他認為我能宣揚馬薩耶克未竟的理想，所以將這些新聞剪報送給我，我深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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