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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進軍華府
當上國務卿，有人認為我盤算已久，其實不然，我大半輩子來想都沒想過。事實是，既然喬無望坐上《新聞日報》發行人寶座，我便開始想能做什麼，好同時滿足我對外交政策與政治的熱愛。這有可能嗎？
我景仰的女性在各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我不敢奢望和他們並駕齊驅。伊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如此重要的文件，雖是女人，但多虧她是總統夫人。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是印度第一位女性總理，雖然難得，但多虧她父親是總理。美國教師高達．梅爾（Golda Meir）是遷居以色列之後，才被人發現潛藏的領袖特質。我當然無意覬覦總統或總理之位，只希望做自己喜歡的事，最好和外交政策相關。但放眼外交政策領域，女性並不多，雖有若干女性大使，但他們多數起步極早，而且是職業外交官。
反觀我，並沒有一套清晰的藍圖，但我的確希望有所作為。為了踏出順利的第一步，我需要相關文憑與有力人士支持，這些人因為看重我的實力而舉薦我，非出於人情或好心。我決定繼續博士學業，把握所有可能的機會，累積實力與人脈。
我到一所小學校擔任Ａ級志工、幫學校募款、辦校園通訊。加入各式各樣的諮詢委員會，提供教育乃至管理方面的意見。協辦拍賣會。站在投票所之前，呼籲大家踴躍投票。提供民宿給臨時來訪的捷克斯洛伐克外賓。在維吉尼亞州佔地四十六公頃的農莊開派對、舉行野餐。我也做了很多母親該做的事：替小孩縫製休閒服、戲服，督促他們做功課，安排汽車共乘，保護在喬治城治安欠佳的街上義賣餅乾的女童軍。這些活動讓我忙得很快樂，但沒有重心。我的人生有如拼圖，我努力東拼西湊，卻不知會拼出什麼結果。
一九六八年喬和我返回華府，由於喬仍是被人吹捧的記者，我們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但我們對未來、對華府的憧憬大不如前。甘迺迪盛世已逝，圍繞越戰、民權運動打轉的抗議活動攪亂了華府的秩序。金恩博士遇刺身亡後，紀念碑豎立在華府林蔭大道上，提醒政治人物別忘了「窮人運動」（Poor
People掇 Campaign）。喬和其他記者採訪街頭抗爭的新聞時，必須戴上安全帽。喬的母親、弟弟亞當來華府參加遊行，和大家一起秉燭守夜，回來時猛用水洗掉眼睛沾到的催淚瓦斯。某次抗活動爆發嚴重的警民衝突，愛莉絲與安妮從臥室往外瞧，看到學生撿起路邊的磚塊權充武器，砸向警方。家裡的車子有一次被示威者徒手移到別的地方，害我到處四處尋找，至於示威者為何要動我家的車子，至今讓我百思不解。一九六九年初，打開電視看到的不是甘迺迪迷人的風采，而是尼克森（Richard
Nixon）與安格紐（Spiro Agnew）的怒容。
早年在華府認識的朋友多半選擇離開，但我們決定留下，盡量去適應。我是個自由派，出於社會良心，希望能為四分五裂的社會做些什麼。經濟、社會、種族撕裂華府的程度甚至超過今日。我嘗試參與地方性的政治選舉，加入公立學校募款活動。為公立學校奔走之際，卻讓兩個女兒念波瓦（Beauvoir），讓我多少有點心虛。波瓦是從托兒所一直念到小三的私立學校，華府許多政要與名流小孩皆在此就讀。雖是一流名校，但欠缺多元性。
為了彌補罪惡感（或是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我發起一項運動，鼓吹學校網羅非裔老師與非裔學生，並提高獎學金補助。這是我宣洩精力的全新管道，進而發現自己剛好有這方面的天分。我以前從未辦過募款，後來發現募款的成敗關鍵在於組織能力-我正是這類型的人，這可從我唸書時做筆記、標重點、整理索引卡得到印證。
一九六九年秋受邀加入波瓦的校董會，負責年度募款活動。說來大家也許不信，若非這些歷練，大家現在可能讀不到這本書。人生際遇有如九連環，環環相扣。在華府，推薦人（personal
recommendation）亦有牽線之宏效，但得是正面評價才有用。我打定主意，無論碰到什麼事、什麼人，一定要做得有聲有色。
和我一起募款的搭檔是另外一位學生的家長-哈利．麥佛森（Harry McPherson），一名政治傳奇人物。麥佛森做過詹森在參院與白宮的幕僚，充滿與生俱來的德州式魅力，在募款活動上，兩人搞笑、講故事、唱鄉村歌曲，有時候麥佛森興致一來，還會開開詹森總統的玩笑。
由於募款成績有目共睹，進而受邀擔任波瓦校董會的主席，麥佛森也和我一起加入，成為校董之一（註
1）。有一次，我們必須處理另外一位校董的問題，該董事在我們這個學區聲望頗佳，但據傳涉及一宗詐財案。事情雖然棘手，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當惡人要求涉案者辭職。當我把壞消息告知當事人時，麥佛森也在場。事後他跟我說：「麥德琳，套一句德州話，妳是可以一起下井的人。」這是生平第一次聽到男性如此對我美言，日後只要有需要，都會請麥佛森擔任我的推薦人，而他每次都慨然應允。
在波瓦表現不俗，有人聞訊跑來找我，問我是否願意幫有意在一九七二年問鼎白宮的緬因州參議員姆塞基（Edmund Muskie）籌備募款餐會？我欣然應允，原因有二：一，天性好動；二，希望民主黨能重新奪回白宮寶座。自此人生再次出現重大轉折。
一九六八年姆塞基以清廉、聰慧的形象被韓福瑞（Hubert Humphrey）選為競選搭檔，不過最後敗北。姆塞基滿臉皺紋，加上六呎四吋的瘦高身材，常被人拿來與林肯相提並論。一九七○年期中選舉前夕，姆塞基在電視上疾呼端正選風，聲勢扶搖直上。一九七二年多位爭取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齊聚一堂，不論從政經驗或知名度，姆塞基均勝人一籌。越戰仍是選戰主軸，姆塞基深思熟慮的反戰立場贏得黨內大老廣泛支持。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登場前兩週，立場保守的《曼徹斯特工會領袖報》（Manchester
Union Leader）刊登一封信函，謬指姆塞基放任幹部使用歧視性字眼「Canuck」稱呼法裔加拿大人，這類選民在新州不在少數（註）。該報也在社論上抨擊姆塞基的妻子「欠缺大家閨秀的樣子」-據傳她嚼口香糖、口出穢言。
姆塞基怒火中燒，爬上停在《曼徹斯特工會領袖報》辦公室前的平板拖車，極力為自己辯護，並痛斥該報發行人誹謗自己的妻子。場面激動感人，又碰到下雪，記者聲稱看到姆塞基流淚。換作今天，政治人物為了妻子挺身而出並流下男兒淚，聲望可能不降反升。不過在一九七二年，男人不該在公開場合掉淚，總統候選人尤該有淚不輕彈。姆塞基堅稱記者所見是融化的雪水而非淚水。最後他還是贏了新州的初選，不過未如預期大勝。選情突然急轉直下，陷入困境。
新州初選與我負責的募款餐會僅六週之隔，姆塞基出師未捷讓我壓力倍增。起先大家只關心餐會能募到多少錢，新州初選後，餐會也成了觀察華府民主黨大老對姆塞基支持與否的風向球。
我馬不停蹄投入籌備工作，加上朋友鼎力襄助，最後訂出一張餐券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天價。會場的佈置、一千多份的餐點都出自我的主意。至於邀請卡的設計，接手後才發現學問多多，不但得用再生紙，還得請工會的工人印刷。距離餐會還剩數日，餐券已銷售一空，心想應可募集一筆龐大的資金，甚至有助提振姆塞基低迷的選情。
當天一早，我接到一通查德大使館打來的怪電話，代理大使表示，競選團隊已邀他出席，問我：「你何時會派大禮車來接我？」我請代理大使稍候，接著打電話給競選幹事（註
2），他們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不過告訴我：「還是讓他來吧，但跟他言明，沒有禮車。」我將此話告知對方，旋即忘了此事。
餐會在華府的希爾頓飯店舉行，幾乎每一位民主黨大老均將與會。我穿上自認為最眩的晚禮服，金光閃閃，價錢也貴得嚇人-三百美元。頭戴一頂搬回華府前添購的金色披肩假髮（生了雙胞胎後掉了不少頭髮，尚未全長回來）。我安慰自己，別人應該看不出我戴假髮，不過翻出當天的舊照，顯然沒有人會被騙。
註 1：身為董事會主席，我花在校務上的時間之多連母親都看不下去，抱怨道：「你這麼拼命幹嘛？波瓦不過是托兒所至小三的學校，又不是哈佛大學！」
註 2：數年後真相大白，這封信的操刀人是尼克森總統的副新聞主任肯尼斯．克勞森（Kenneth
Claw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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