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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5
派駐聯合國
能和克里斯多福共事是我的福氣。他的歷練與大小成就讓他不會在小事上斤斤計較，也不會嫉妒別人。兩人不見得意見一致，脾氣也是天差地遠，不過他是一流的團體戰高手。我經常在核心委員會開會前先去找他，解決兩人之間的歧見。若無法完全同意國務院的立場，他鼓勵我說出自己的想法。畢竟他是長官，願意讓屬下的我暢所欲言，的確胸襟恢闊。整體而言，他非常支持我，也比柯林頓第二任期的新國務卿更包容我。
距離參議院表決我的任命案還剩一個月，我出城享受耶誕假期。即將走馬上任的新工作讓我精神奕奕，隨身攜帶一大堆資料，為參院的同意權聽證預作準備。檔案夾塞滿和聯合國相關的資料，包括聯合國維和任務、聯合國改革提案、預算，以及柯林頓新政府對各項議題的立場，從中東問題乃至中國人權記錄，不一而足。新職務應付的是全球事務，我得學會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回答問題時得避免把話說死，以免將來脫不了身。接下來是就職大典的盛裝舞會，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不能再把當年替姆塞基募款所穿的那件金色錦緞禮服拿出來獻醜，只好到華府的精品店另外選購。當時我看起來的確糟透了：一身黑服又沒上妝。細看架上寥寥幾件禮服時，精妝打扮的售貨小姐只會傲慢地盯著我瞧。買肉時，必須清楚跟肉販說明自己要哪塊肉，偏偏我是這方面的白癡。到了服飾店-店家常把好東西藏在後頭，也不曉得怎麼跟售貨小姐開口。
我告訴她：「我要一件適合就職舞會穿的禮服。」
她不客氣地反問我：「為什麼你認為我們有賣呢？」
此時知名記者海倫．湯姆斯（Helen Thomas）剛好走了進來，跟我打招呼：「嗨，大使女士。」
售貨小姐的反應有如喜劇片，原本死氣沈沈的氣氛瞬間動了起來。我被帶到一間大房間，面前擺著一堆好看的禮服。
試穿衣服時，另一位售貨小姐進來跟我說，巴勒斯坦知名的女發言人阿西拉維（Hanan Ashrawi）在隔壁試衣間，想和我打聲招呼。由於前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楊（Andrew
Young）因為和一名巴勒斯坦代表見面而被迫辭職，再者當時我只穿著襯裙，正要出言婉拒時，阿西拉維已走了進來，兩人立刻聊了起來。
我對新禮服滿意之至，也在就職舞會玩得很盡興，但隔天得參加同意權聽證，所以不敢待得太晚。到了參院外交委員會，以前的上司-姆塞基議員把我介紹給其他委員時，我覺得意氣風發。姆塞基之所以出席，係受委員會主席裴爾（Claiborne
Pell）之邀，一起擔任證人。裴爾是參院鼎力支持聯合國的主將之一，隨身攜帶已經翻爛的聯合國憲章。我對問題做了萬全準備，所以聽證會進行順利。迄今對這場聽證會印象深刻，主要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和北卡羅萊納州聯邦參議員傑西．赫姆斯（Jesse
Helmes）正式過招。
我替姆塞基工作時，立場偏右的赫姆斯就已是參議員，不過他似乎對我所信仰的一切-從裁武乃至美國應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領導角色-無一不反對，所以我儘可能和他保持距離。儘管立場相左，但赫姆斯對人（尤其對女人）不失南方紳士風度。
我正式上台陳證前，赫姆斯要我介紹家人，愛莉絲、安妮、凱蒂被叫到時恭敬地站了起來，赫姆斯看著凱蒂說：「你長得好可愛。」接著透露他有一個孫女也叫凱蒂。其實凱蒂已經二十六歲，只是外表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被當成小孩，我看到凱蒂氣得緊握拳頭，暗自祈禱她千萬別口不擇言，所幸凱蒂識大體，沒發飆。過了數日，我帶她到白宮吃飯，又碰到赫姆斯，他還記得凱蒂，問她在校的表現。凱蒂回說，她已經畢業，現在是個執業律師，赫姆斯的回答是：「原來是位淑女律師（lady
lawyer）。」這次凱蒂再次按捺不快，不發一語。不過回家的路上我們倆忍不住想像赫姆斯若聽到凱蒂回嘴-「錯了，我是律師，但不是淑女」-會有何反應，邊想邊哄然大笑。
二月一日我飛到紐約聯合國總部，成為美國在聯合國的代表。當年全家剛移民美國時，父親的上班地點就是聯合國。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我坐在簡單扼要寫著「美國」兩字的標籤後面。這時候的聯合國正處於歷史的轉捩點。
聯合國成立於二次大戰後百廢待舉的年代，以恢復世界和平為宗旨，前身是國際聯盟，可惜韓戰以及蘇聯勢力持續擴張，原本還寄望聯合國捍衛和平的幻想隨之破滅。不過聯合國的崇高理想、獨一無二的論壇設計、轄下組織-諸如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現傑出，在在贏得美國與各國人民的肯定。冷戰期間聯合國鮮少挺身捍衛國際安全，除非擁有否決權的兩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蘇聯與中國同意，否則聯合國無法採取任何行動，可惜東西方意見一致的時候少之又少。
冷戰結束，蘇聯走入歷史，阻止安理會一致行動的障礙沒了，若要舉例，兩伊戰爭最具代表性。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安理會通過決議，授權「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擊退伊拉克，布希政府有了安理會背書，成功集結友邦形成龐大聯盟，參與代號「沙漠風暴」（Desert
Storm）的行動。
可惜冷戰後的世界有如天生人格分裂者。數百萬人擺脫獨裁統治重獲自由，固然是好事，但也讓聯合國疲於參與「代理戰爭」（proxy war）。這些戰爭集中於柬埔寨、莫三比克、安哥拉、中美洲等國，追本溯源都與冷戰期間東西方緊張態勢相關。此外，蘇聯帝國瓦解也點燃「種族戰爭」火苗，原本只是星星之火，在難以平息的民族主義、積怨已久的領土紛爭助長下，變成燎原大火，延燒於中非、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
過去聯合國的維和部隊鮮少涉入「熱」戰（hot war），多半等到交戰各方達成停火協議，才在敵對勢力首肯下派遣輕裝備部隊入境維持秩序，外交人員則利用這段停火期努力斡旋，締結全面停火的和平協議-整個過程短則數週，長則數十年。這種做法非正式的稱呼是「邊煮邊看」（cook
and look）任務，意味聯合國旨在提供穩定力量，聯合國部隊只會偶爾碰到險境。
現在國際社會對維和部隊的需求暴增，加上安理會已走出癱瘓、恢復生機，聯合國的角色日益吃重。從布希到柯林頓第一任任期共八年，安理會授權的維和任務次數超過聯合國之前四十五年的總和。一九九○年，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人數不到一萬四千人，一九九三年人數創新高，超過七萬八千人。過去數十年，安理會開會次數少之又少，不過在我擔任大使的那四年，幾乎天天開會。
對我以及其他聯合國同仁而言，這一切有如嚴峻考驗。我們樂見自己在這麼多問題上扮演主角，同時也得努力避免聯合國被新增的負擔壓垮。身為全球最高委員會的聯合國，從來就不是效率的表率，冷戰期間未被充分利用，卻不斷擴編，以致過重而變形。我笑稱聯合國的組織架構已膨脹到有如一頭大象，卻突然被叫上台表演曼妙的體操。「讓聯合國負責」成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慣用語，部分是因為希望聯合國能實踐當初創辦人的理想，不過還有一部分是因為許多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不希望將難事攬上身，所以推給聯合國。
不少美國人對聯合國又愛又恨，就是這種矛盾心裡，讓我在聯合國的工作更為吃重。參院內有像裴爾這類力挺聯合國的議員，也有像赫姆斯這類專門唱反調的議員。由於聯合國的組織架構特殊，常被譏為只是外交官唱高調的俱樂部，而外交官非法停車積欠紐約市府龐大罰鍰不還，更讓美國民眾反感。年復一年，國會對聯合國的疑慮未除，加上政府精簡支出，致使美國積欠聯合國數億美元會費，形成揮之不去的頭痛問題。每次我要求其他國家履行他們應盡的任務，對方就回敬我一句：美國自己也未以身作則。就連平常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的英國也扯後腿，說出大概壓抑了兩百年之久的內心話-指控美國「未付分文取得代表權」（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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